毛泽东选集(六卷全)_毛泽东选集第六-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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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仍肯定人民公社办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做法。
'6'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关于农业问题写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见本集《党内通信》。
'7'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8'指一九六○年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9'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
'10'指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11'韩文公,即韩愈(七六八——八二四),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12'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3'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14'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5'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三年多。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整风,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16'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7'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条。
'18'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
(1961年6月13日)
毛泽东主席(以下简称毛):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你们没有联合国问题,只有西伊里安'1'问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
阿哈默德·苏加诺总统(以下简称苏):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不久前我同陈毅'2'元帅谈话时,曾把这两种主张转告给他,并说明这不是印尼的观点。不过陈毅元帅已经明确表明只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只愿意一步走,而不愿意分两步走。
毛:只能一步走。
苏:我愿意很好协助,为实现一步走而奋斗。
毛: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苏:这是否就像苏联同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情形一样呢?
毛:不一样。
苏:我不是说社会制度方面,而是指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
毛: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在联合国有代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同白俄罗斯都参加联合国,苏联也在联合国里,因而苏联在联合国拥有三票。苏联当时碰到许多困难,不能不这样做。但是这样并没有两个苏联的问题。
根据谈话记录稿刊印。
*这是毛泽东同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德·苏加诺谈话的一部分。
注释:
'1'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西半部及其近海岛屿,今伊里安查亚省。一九四九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荷兰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霸占这一地区。印尼政府曾多次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西伊里安问题,却屡遭阻挠和破坏。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印尼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收复西伊里安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迫使荷兰政府同意谈判。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荷兰政府将西伊里安主权交还印度尼西亚。
'2'陈毅(一九○六——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1961年7月30日)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1月30日)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1〕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
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2〕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3〕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