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恩-no+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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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反对声浪何在？
反对声浪何在？
许多人在听闻这些高阶的品牌化教育后，都想知道这项转变酝酿之际，大学的教师、中小学教师、学校董事会以及父母亲跑到哪里去了。以小学及中学来说，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特别是很难找到其他积极称颂广告进入校园的人，除了广告商以外。这十年来，北美的所有大型教师协会都在大声疾呼商业化对教育独立造成的威胁，许多关心的家长也组成了拉夫？奈得（Ralph Nader）商业警戒（mercial Alert）之类的团体，好传达自己的反对声音。可是，尽管如此，从来没有出现哪个大议题，可让家长及教育学者在课堂商业化的政策战场上携手奋战并在可能的未来里迎接胜利。
不同于学校里祷告以及赤裸裸性教育这类议题，会促使两造公开表明立场，推动广告进入校园，并非某个势不可挡的决策所致，而是数千个小决策。往往是个别案例，各校互异。通常无辩论、无预警，也无公众监督可言，因为广告经纪公司为了钻学校董事会官方规定的漏洞，校园促销都做得极为小心。
然而，当第一频道及青春新闻网想把广告直接送上课堂时，是有一些人提出异议的：学校董事会进行了真诚、热切的讨论，而大多数加拿大的董事会都决定将青春新闻网封杀出局。尽管第一频道比较成功（特别是在较贫穷的地区），也必须承受被某些董事会打回票的命运。
不过，还有一项更根深蒂固的文化因素在帮助品牌深入校园，这点与品牌化本身的强大效力息息相关。很多父母亲和教育学者看不出一味的抗拒究竟能得到什么，今天的小孩本就饱受品牌轰炸，因此，保卫教育空间不受商业化侵扰，似乎比不上新赞助资源的直接利润来得重要。校园广告的掮客也不遗余力向父母亲及教育工作者散播这种徒劳无功的感觉。正如〃轰炸我！〃网络系统总管弗吉尔（Frank Vigil）所言：〃美国年轻人生活的许多层面都笼罩在广告之下。我们相信学生有能力分辨教育内容及营销素材之间的不同。〃于是，许多无能捍卫原先属于公共空间的父母及老师安慰自己，就算学生在课堂上或校园里看不到广告，他们自然也会在地下铁、网络上，抑或回家后在电视上看到，借此将自己的无能合理化。在这群信息灵通的小孩生活里再多加一则广告会怎么呢？然后，呃……再多加一则如何？
虽然这个理由也许可以解释品牌是如何侵入高中校园的，但依然没有解释这个过程是如何在大学校园里落地生根的。为何大学教授会保持沉默，被动地任凭他们的企业〃伙伴〃践踏求知论理的自由原则？这难道不是学术圈公认的核心价值吗？说得更明确些，我们的校园不是应该充斥着酷爱兴风作浪的、作风激进的终身制教授吗？终身制的制度保障人一辈子工作无忧，其设计难道不就是让学术人能不畏后果、坚守激进的立场吗？这群人难道不是借用学术圈内更通用的术语反霸权的吗？
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纽森（Janice Newson）曾就这项议题发表多篇文章，她表示：〃表面上，要解释与企业挂钩的大学数量为何激增，比解释为何鲜少见人抵抗要容易多了。〃纽森曾经大声疾呼，要众人注意企业对学术自由构成的威胁已超过十年，她写道她曾（错误地）认为：
学术社群的成员就算不抗拒，也会积极关切这种方向的转变。毕竟，在这段相当短的时间内，制度变动的模式就算并非彻头彻尾，至少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些变化与大学的思想及作为形成强烈的对比，大多数现存的学术圈人士都看得出这点。
纽森的评语很适合延伸到学生运动分子身上；一直到90年代中期为止，这些人在企业私有化的〃非辩论〃（non…debate）中一直是神秘的失踪者。令人悲哀的是，校园缺乏动员力的原因之一，就是简单明白的利己主义。直到90年代中期为止，似乎，企业对教育及研究的影响力全集中在工程学系、管理学院以及科学实验室。校园激进人士总是很自然地将这些科系视为无药可救、擅长妥协的右翼堡垒而加以唾弃：谁在乎校园这一侧发生的事呢？只要传统上更为先进的领域（文学、文化研究、政治科学、历史以及艺术）仍是一片净土就好了。当艺术人文学科的教授、学生对这项校园文化及重心的根本转变仍然漠不关心时，他们就能够自由地探索其他的兴趣而且，确实有多种可任君选择。举例来说，有好几位享有终身制的激进教授，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后现代认知中，断定真实本身即为建构（construct）。这种认知使许多学术人士无法参与政治辩论，这样做会使得某种学习模式（公众）〃高于〃另一种（企业）。而既然事实是相对的，谁敢说柏拉图的对话录比福克斯公司的〃真假公主〃更有〃权威〃？
然而，学术风尚只解释了缺乏行动的部分原因。许多其他的校园激进分子仍然摩拳擦掌准备打一场美好的政治战，但在企业入侵校园的关键年代里，他们被别的战役绑住了手脚，亦即，所谓政治正确的战争，耗人精力的性别及种族争论。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见，假如学生允许自己变成试售的对象，有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心系在其他事情上。他们忙着挑战自己的教授，争论典范的好处为何、是否需要更严格的校园性骚扰处理政策。而假如教授没去阻止自由的学术论述原则被出卖以赚取快钱，那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忙着向〃麦卡锡主义〃的学生捍卫自己。于是，当所有人都在为妇女研究及最新的反动书籍奋战不休时，却浑然不知脚下的校园已被卖出。一直要到个人再现（personal representation）的政治也被品牌化吸收进去，学生及教授才开始把自己的纷争丢在一旁，了解到前面有更强大的敌人等着他们。
但那时已有很多事是无法挽回的了。一旦学校〃假装自己是企业〃（借用佛罗里达大学的措词），失去的与其说是〃纯正〃的教育及研究这种有点过时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未品牌化的空间。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小学和大学一直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公共空间及集体责任最具体可见的象征。大学校园（以及其名下的住宅、图书馆、绿色空间和开放尊重的论述所需要的共同标准）尤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如今大多只是象征性的）：要让年轻人知道何谓货真价实的公共生活，这儿可说是硕果仅存之地。无论过去我们对这些体制的保护有多么不妥善，在历史的此时此刻，抗拒将教育变成名牌推销活动的反对声浪，足可呼应与国家公园及自然保育地相关的抗争：这些半神圣的空间提醒我们，未品牌化的空间仍然是有可能的。
第44节：综述（1）
五 父权体制过时了 身份营销的胜利
让我们承认吧，当你成为《六人行》（Friends）影集中的情节时，实在很难继续认为自己还是激进分子。
AIDS运动人士Jay Blotcher，《纽约》（New York）杂志，1996年9月
我就读大学的时间是80年代晚期90年代早期，我是属于那种过了好一会儿才警觉到大学生活已慢慢品牌化的学生。我以个人经验作证，并不是没注意到企业愈来愈常出现在校园里我们甚至有时还抱怨几句呢。只是，我们无法为此事而激动。我们知道快餐连锁店在图书馆设了摊位，也晓得应用科学系的教授跟制药公司走得很近，但要确切掌握会议室和实验室里的暗盘交易需要很多工夫，此外，坦白说，我们很忙。是否应该让犹太人参加校园妇女中心的种族平等干部会议呢？又为什么讨论该议题的会议要跟同性恋干部会议订在同一天呢？主办者是否在暗示没有犹太裔女同志？没有黑人双性恋者吗？这些问题就够我们争战不休了。
放眼外面的世界，种族、性别、性取向的政治一直集中在更具体、更迫切的议题上，如同工同酬、同性配偶的权利以及警察暴力，而这些严肃的运动对社经规范确实造成了威胁（且一直如此）。但它们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似乎魅力不大，因为学生心目中的身份政治在80年代晚期已演化成相当不一样的事物。我们打过的诸多战役都关乎〃再现〃议题这是一套定义模糊的抱怨，控诉的对象大多为媒体、课程以及英语。校园女性主义者争论书单上女人的〃再现〃，同性恋者希望电视能更正面地〃再现〃他们，饶舌歌手吹嘘自己〃再现〃了贫民区，斯派克？李（Spike Lee）1989年的电影《为所应为》（Do the Right Thing）的结局用暴动来回答〃为什么不见我们的弟兄呢？〃这个问题我们的政治充斥着镜像的反射以及隐喻。
这些议题一直排在民权运动及妇女运动的政治议程表上，再晚些还得加上对抗艾滋病的战争。打从一开始，大家就认为，女性及少数民族被压抑的部分原因，就是不见占据有力社会地位、明显可见的范本人物，此外，由媒体散而广之的刻板印象（深植于语言的脉络中）以白种男人为尊，做得又不够巧妙。要让真正的进步发生，双方的想象力都必须去殖民化（decolonized）。
不过，等到我这个世代继承这些想法时（常常已脱胎换骨了两三回了），再现已不再是许多方式的其中一种，而是关键。由于缺乏清楚的法律或政治策略，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咎到媒体及学校课程上，认为它们要不就是加深负面的刻板印象，要不就是索性对问题视而不见。亚洲人和女同性恋者感到自己是〃隐形的〃，男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是离经叛道，黑人是罪犯，女人则是软弱、不如人的：几乎现实世界的一切不平等都可归诸这部自导自演的预言书上。于是，我们的战场充斥着黑人邻居永远上不了床的情境喜剧、满是老白人照片的报纸、倡导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所谓〃美貌神话〃（the beauty myth）的杂志、预期中应如贝纳通广告的书单（就是贝纳通使我们对书单的要求愈来愈低）。我们这些媒体经验不足的人是如此被杂志、书籍及电视上褊狭、压迫的描绘所激怒，因此我们说服自己，假如刻板的影像及载满历史的语言改变的话，现实亦会改变。相信我们将从MTV、CNN及卡尔文？克莱恩的革心洗面中找到救赎。为何不呢？既然媒体似乎是那么多问题的根源，假如我们可以〃颠覆〃媒体，让媒体更适切地再现我们，当然媒体就能够反过来解救我们。有了更好的集体反射镜（collective mirror），自尊将提升，偏见将神奇地消失，社会也会被注入强心针，突然符合我们重新润饰过的美好形象。
对于从小在媒体包围中成长的我们来说，通过流行文化来改变世界等于是第二天性。问题在于，这些信念逐渐改变了我们自己。随着时间流逝，校园身份政治变得如此充斥着个人政治，以致其他的问题几乎完全被遮蔽。〃个人即政治〃这句口号逐渐取代了〃经济即政治〃，甚至到头来连政治都不再是政治。我们愈重视再现的议题，再现在生活中占据的位置就愈来愈重要也许原因在于，若缺乏较具体的政治目标，任何关乎谋求更好的社会反射镜的行动，都将成为自身自恋情结的受害者。
第45节：综述（2）
很快地，〃出柜〃（outing）就不再只是艾滋病人的问题，反而变成了一对男女同志〃能见度〃（visibility）的普遍要求每一位同性恋者都应该出柜，不只是右翼政治家，还包括名人。1991年，激进团体酷儿国度（Queer Nation）扩大了对媒体的批判：它不只反对将有杀人犯倾向的疯子塑造成艾滋病患者，任何同性恋杀人犯它都一概坚拒。该团体的旧金山及洛杉矶分会对《沉默的羔羊》提出抗议，反对该电影对那位有变性欲的连续杀人犯的描述。他们还阻挠《本能》（Basic Instincts）上映，只因片中有挥冰钻杀人的女同性恋者。男女同志反诽谤联盟（Gay and Lesbian Alliance Against Defamation）不再向新闻媒体说请别使用〃同性恋瘟疫〃的字眼来形容艾滋病，转而积极要求电视公司让更多男女同志的角色出现在电视节目里。1993年，知名的美国女同志民权运动人士奥斯本（Torie Osborn）表示，她的选民眼中唯一最重要的政治议题，并非同性配偶的福利、从军的权利，甚至也不是两名女性结婚及领养小孩的权利，而是〃缺乏能见度〃。她向记者说：〃就这样，如此而已。〃
一如前一世代的反色情女性主义者在脱衣场外发动游行，许多90年代早期的政治抗议步下了政府机关及法庭的台阶，登上了举办非洲艺术展的博物馆阶梯不用说，那肯定是在颂扬殖民者的心态。他们聚集在上演大型音乐剧如《画舫璇宫》（Showboat）及《西贡小姐》（Miss Saigon）的戏院入口，甚至直接跑到1992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红地毯上。
回顾过往，这些奋斗看似微不足道，但你很难责怪我们这些媒体自恋者竟相信自己是在代表四面八方受压迫的人民进行重要的奋战：我们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保守的敌军那儿掀起新一波末世恐慌论的浪潮。假如我们不是革命者，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敌手都说革命正在风起云涌，而我们正处于〃文化战争〃的中心点呢？〃美国校园的转变是如此剧烈，用革命来称呼绝不夸张。〃《非文雅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的作者德？索萨（Dinesh D'Souza）告诉读者：〃这种转变的独特记号，可见于今天美国任何重要的校园以及大学生活的任何层面。〃
尽管宣称自己生活在不容反对声浪存在的斯大林主义式的政权下，我们的教授及行政官员确实上演了声势惊人的反攻战：他们拼命争取激怒我们这群敏感激进分子的机会；横挡在每项新的反骚扰政策前方，表现得好像自己在为西方文明的未来奋斗一样。一大堆类似的杂志报道支持〃身份政治已是刻不容缓的国际议题〃这种说法：〃非自由主义的教育〃（《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身着粗花呢的西哥德人〃（《财富》）、〃沉默之声〃（Maclean's）、〃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