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初步-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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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即要把“良知”作为销毁人民“邪思枉念”的熔炉，从而想达到“破心中贼”的目的。这种动机当然是反动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方面。因为王阳明既想人人服从天理，所以不得不承认都有良知。这样一来在良知的面前就得承认人人的平等地位。 社会上的一切是非善恶，都要拿个人的良知作为评判的标准。 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
③这是说人只要凭自家的良知办事，是非是瞒骗不过良知的。 又说：“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
③
因为良知是能够完全辨别是非，所以按照良知办事就不会错了。王阳明把“良知”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绝对标准，当然
②③ 《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下。③《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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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观随意性的一面。 但当时孔子与朱熹的言论，已成为思想界的权威教条，所谓“天下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
①。 这是说人们的思想已经僵化，就很难改变了。阳明心学的作用，用良知判断是非，又具有引导人们怀疑权威思想的一面。 如他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③这是以内心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从而打破孔子的权威。 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 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④这里将道学为天下所公有，不是孔子、朱子个人私意所能垄断的。 王阳明这种论调，无论其主观动机为何，在客观效果上对孔子、朱子这些僵化的权威教条，总会起到一些冲击作用。 正因为阳明心学有其矛盾两重性的社会效果，所以明朝统治者一方面赞之为“有用道学”
，认为“不合宋儒”亦无害处；另方面又担心这种“诋毁先儒”的言论，会成为学习“邪说”的“向导”
⑤。 对后一方面，出身于王门而有点启蒙思想的黄宗羲，则肯定阳明心学曾起过“震霆启寐，烈耀破迷”
⑥的积极作用。由于王学承认良知为人人所有，所以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
⑦他还认为：与愚夫愚妇同相的就是同德；
①《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一《答徐成之书》。
③④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答罗整庵少宰书》。
⑤《春明梦余录》卷二一。⑥《明儒学案。 师说》。
⑦《王文成公全书》卷二《答顾东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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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愚夫愚妇不同的就是异端。 王阳明的学生王畿等人出游，“见满街都是圣人”
，他就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
②他还教导学生，不能摆出“圣人”的样子去与人讲学。 因为“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
，“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③。 王阳明的主观用意，可能要为愚夫愚妇做“破心中贼”的工作；但他总得承认，愚夫愚妇与圣人一样具有“良知良能”
，这就为圣凡平等的思想打开了缺口。上述阳明心学中关于冲击僵化的权威教条思想和圣愚都具有良知的提法，在客观上起到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虽然这并非王阳明本人意料所及。 如王学中泰州之后，黄宗羲称“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这些人还想“掀翻天地”
，“时时欲飞”
①，与王阳明消灭“邪思枉念”的初衷，可以说是大相违背。 阳明心学的产生，意在维护封建传统而补偏救弊，要人们更自觉地来接受封建道德伦理纲常；但他的良知说导致了个人的独立思考，反而对传统的冲击起到了某种催化作用。 这是我们评价阳明心学时所应当注意的，即要从全面来衡量阳明心学的作用和影响。
②③ 《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传习录》下。①《明儒学案。 泰州学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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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心学与早期启蒙思潮
史称：“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泰州指王阳明的门徒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龙溪指王阳明高足王畿。阳明心学因泰州、龙溪的发挥与到处传播而大受推崇。但是又因这些学派与人物的思想已超出儒学的范畴而使阳明心学走向了反面。 其中，李贽、黄宗羲的思想即体现了这一趋向。李贽（公元１５２７—１６０２年）
，号卓吾。 他也讲“心”
，但他的“心”
已经不同于王阳明的仁义礼智之心，而是个体欲求之心。他的“无私则无心”
的论题明显地表现了对早期市民阶层私有观念的正面肯定。黄宗羲（公元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年）
，字太冲，别号梨洲。 他也讲“盈天地皆心也”
，并且确认“自私”
、“自利”
的正当性。 他比李贽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他触及到“自私”
、“自利”
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规则问题。他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提高宰相的地位和学校参与议政，强调废私法而立公法，这都明显地带有近代启蒙的意味。李贽的政治——哲学思想集中体现于他的《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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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续焚书》中。黄宗羲则以《明夷待访录》、《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给近代社会以深刻影响。
李贽：入世思想与出世思想的奇特结合
李贽在我国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带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生性倔强，曾自称“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
，“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又说：“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后落发，又岂容易哉！”
①
这里讲出他一生的思想矛盾，可谓入世难，出世也不易。 他不爱属人管，但又无法不受人管，最终不能逃避世俗政治的迫害，这正是其一生的悲剧所在。 我们必须研究李贽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矛盾和如何得到统一，才能阐明他的思想特点和给以应有的历史评价。李贽的入世思想，从总体说是属于儒家。 他自称“幼习孔氏之学”
，“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
；“然则善读儒书而善言德行者，实莫过于卓吾子也”
②。 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虽为僧而实儒”
，且以“善读儒书”与“善言德行”自负。 他晚年在麻城遭受迫害，避地北通州，仍然说：“我老，又信儒教”
，
①《焚书》卷四《杂述。 豫约。 感慨平生》。
②《初潭集。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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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世间酒色财，半点污染我不得”
①。仍自信是儒家的正人君子。 最后他被诬陷入狱，在审讯中依然申辩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
②即认为他一生言论，并不违反儒家“圣教”。
不过，李贽对儒学亦非盲目顺从。 他曾称赞“孔子之道，其难在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贤为命而不以田宅为命”
，“故能为出类拔萃之人”
，“万世之儒一人”
③。 但另一方面，他对孔子和六经、《语》、《孟》，却有过一些尖锐的批评和贬语。 特别对宋明的道学家，如耿定向之流，更是鞭挞不遗余力。从上面可以看出，李贽之所以称赞孔子，着眼点在以天下为家而不谋私利，实质上是肯定儒家的民本主义和重民思想，首要之点是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 如他对孔子的兵食论作了新解，认为只要足食足兵，能对人民“养此生”而“卫此身”
，则下民对上位者自会守信，并不存在“信重于兵食”的问题。 他在另处又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
④儒家是讲重民食的，孟子即说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⑤
李贽大讲穿衣吃饭，可以说是对儒家重民思想的一种发挥。由此可见，关心人民生活是李贽入世思想中非常重要的
①《续焚书》卷二《书小修手卷后》。
②袁中道：《李温陵传》。
③《焚书》卷三《何心隐论》。
④《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⑤《孟子。 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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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也是他衡量和评价统治者的一条重要标准。 如对齐王建的亡国，他就认为“饿死一无用痴汉”并不可惜，这样能够成全齐国“百万生灵”
，也可算是为人民做下了一点“功德”
①。 对曹操，他既称其“狡诈百出”
②；但对曹操出师“不害禾稼”仍表示赞赏，认为这还有一点“以民为念”之心，比“只知有妻子，不知有百姓”的当道官僚稍胜一筹。 经历四朝十二君的冯道，向来为士林所不齿；李贽则认为，五代时作君主的既不能为民尽责，而冯道却总算尽过“安养斯民”之力，因此对他仍有所肯定。 这里李贽的出发点都是“重民轻君”。
他认为改朝换代或事奉哪个君主不是什么大事，重要的是对人民尽到“安养之力”。
这仍然是用儒家的民本思想作为衡量标准。由于李贽把为官之责在安养斯民这一点作为入世思想的立足点，所以他任姚安知府时就“务以德化人”
，即躬行儒家的德治。 他为官清廉，辞官时“囊中仅图书数卷”
③。 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的封建时代，像李贽那样的清官，恐怕也不多见的。李贽自己为官清廉，对刻剥人民的贪官污吏则切齿痛恨。他评点《水浒传》，书中叙述有个和尚见到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都是强盗，就说“当时强盗却恁地多”。
李贽即评点说：“当时在朝强盗还多些。”在他看来，封建王朝的贪官污吏都
①《藏书。 世纪。 田齐》②《谲奸论》③《姚州志。 循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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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货真价实的强盗，其数量当然比上山落草的强盗还多了。从以上材料来看，李贽入世思想的基本点就是要实施儒家爱民的德政。 在这方面他做到了以身作则。 后来他虽辞官避世，仍念念不忘民间疾苦。 他不断抨击贪官污吏，揭露那些“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①的假道学、伪君子的丑恶面目。他虽然出家，却终为当道者迫害致死，这与他始终坚持批判现实的入世思想是分不开的。至于李贽的出世思想主要是受佛教的影响。他５０岁时开始学佛，却还未出家。５１岁时曾出任姚安知府，但３年任满后就坚决辞官。 由于他怕受当地官府管束，故“宁飘流四外不归家”
②。 他５５岁到湖北黄安，在老朋友耿定理家住下，后定理去世，他与其兄耿定向意见不合，就离开耿家，定居在麻城龙潭芝佛院，与僧无念等同住。 据袁中道记载，李贽寄居僧舍近２０年，平时“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与人交往，“其所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且与人交谈时，“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
③从袁中道这段描述可见，李贽确是过着避世远俗的生活，但高兴时又是嬉笑怒骂，冲口而谈，其中必有不少惊世嫉俗之论，使人感到“刺骨”。由于他避世而不忘论世，容易招来祸患，故而又使他产生伤世厌世的思想。李贽既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又深感世俗的迫害，因而
①《初潭集》卷四。②《焚书》卷四《杂述。 豫约。 感慨平生》。
③袁中道：《李温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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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在尘世苦海间难以解脱。他说“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
，“其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
④。 这里李贽一方面有消极等死的情绪，以至自称：“等死之人身心俱灭，筋骨已冷，虽未死，即同死人矣。”但另方面又表露出他不怕招祸的倔强性格。 如谈到“等祸”时即说：“若等祸者，志虑益精，德行益峻，磨之愈加而愈不可磷，涅之愈甚而愈不可淄也，是吾福也。”他对“等祸”并不害怕，反而愈磨炼而愈坚强，认为是一种福气，所以又说：“则祸来又何必避，苦海又安知不是我老者极乐之处耶！”
⑤本想避世却又不能回避与世俗战斗的需要，使李贽不得不看破生死关。 如在麻城时传说史巡道要驱逐迫害他，他立即作出严正表示，声称“不畏死”
、“不怕人”
、“不靠势”
，因为“人生总只有一个死”
，并“无两个死也”
，那有什么可怕呢？
“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
①这种不怕牺牲的态度可谓非常鲜明。 不过，李贽虽以不怕死来闯过世俗的生死关，但另方面又认为人身总是受苦的。 他称：“有身是苦”
，无论“病时”
、“无病时”
，“死时”
、“未死时”
，“老年”
、“少年”
，“贫贱”
、“富贵”
，“亦无不是苦者”
②。 既然人身都是苦，那就只有寻求佛家的解脱法门。 所谓“不真实厌生死之苦，则不能真实得涅槃之乐”
③。李贽这就从世俗的不怕死到向佛家求解脱，完成了自己的出
④⑤ 《续焚书》卷一，《与周友山》。
①《续焚书》卷一，《与耿克念》。
②同上，《与周友山》。
③同上，《答友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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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思想。李贽在看破世俗富贵关与生死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