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初步-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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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这里黄宗羲将那些儒学末流，描述得非常形象。　这些人挂上程、朱几条语录，就自命为当世大儒，看不起建功立业的人，而自夸为救世主。　可是一旦国家有事，却张口结舌，茫然不知所措。　其弊也正如颜元所指出：“浮言之祸，甚于焚坑。”

　　　　②

　　　　空谈的祸害比焚书坑儒还要厉害。正因为有鉴于理学与心学末流给社会带来的祸害，所以明清之际掀起的这股实学思潮不同于程朱等人，后者只是要把封建道德纲常落到实处；而顾、黄、王、颜等人提倡实学的根本宗旨是“经世致用”

　　　　，即要从高谈心性的道德形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代之以讲究事功、深明世务的实用学问。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举凡经、史、文学、历算、物理、兵法、医药、农田、水利等等，皆在学问之列。　如颜元主持漳南书院，就曾开设了文、理、兵、工、历、地等课程。　他的学生李恭深有体会地说：“恭受学后，知操存，知省察，知礼，知乐，知射、御、书、数，知一时经济，知百世经济，不敢负

　　　　①《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

　　　　②《存学篇》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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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①颜元教导生徒，“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用全体大用之虚”。他是“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

　　　　②。　他自号习斋，正是表明他从事实学的旨意。对明清实学思潮的总体把握，《明清实学思潮史》编写组在学术讨论会中，曾认为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构成实学的四种精神：（一）批判思潮。　从两方面体现：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及其末流的批判。　另一方面是针砭社会积弊，批判封建专制君权，批判禁锢人心的封建伦常道德和陈腐教条。（二）经世致用。　这是明清实学思潮的基本特点之一。　反对逃避现实，讲求实效、实用。　其宗旨要解决社会危机，要治国救民。有的人还在土地、财税、水利、治边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三）市民意识。　明中叶后，在某些商品经济发达、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市镇，市民意识有所表露。　他们反对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还有提出“工商皆本”等具体主张，市民意识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四）

　　　　科学精神。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西学东渐的影响，明中叶后有的学者把注意力转向社会所需要的自然科学的探索上。他们认真总结古典知识，又把目光向着未来，并开创了重考查、重验证的新学风，在客观上对近代科学的产

　　　　①《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三《习斋祭文》。

　　　　②《存学编》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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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３中国哲学初步

　　　　生和发展起了先驱作用。①

　　　　以上四个方面，只是分类概括，并非所有提倡实学的人都具备这些精神。实学思潮的发展有着复杂的多层次涵义，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相同的思想特色。　有的学者认为明清实学思潮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明正德年间到万历前期是兴起和形成阶段，以罗钦顺、王廷相为上限；从万历中期到康熙中期为鼎盛期，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出现，把对王学末流的批判进而引向对宋明理学的全面清算，这标志着实学思潮达到发展的顶峰；清康熙中期至鸦片战争前夕，是为衰落期。　由于雍、乾年间大搞文字狱，迫使知识分子把主要精力放在远离政治的考据训诂一类纯学术工作中，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精神几乎遭到窒息。　其中虽出现戴震对程朱理欲论的批判，但作为社会思潮却基本停滞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历史作用和时代意义，在学术界讨论中是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明中叶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中国哲学的早期启蒙思想是会随之出现。　明、清虽然处在封建末世，却仍然是个集权统一的专制国家，故与西方产生文艺复兴的历史条件不同。　明清实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虽出现过一些反专制的民主因素，但没有导致近代思想的揭幕，反而在封建专制统治的高压下被扭曲而逐渐衰落了。　因此在肯定明清实学注重实行和批判理学空疏等进步因素的同时，不能对其历史作用估计过高，要将它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予

　　　　①参见《明清实学思潮史》编写组举行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的报导，载《中国哲学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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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剖析，肯定其贡献，分疏其弱点，从而总结出有益的理论思维教训。

　　　　王夫之对理气—道器关系的精当论述

　　　　“理气”是宋明时期哲学本体论的一对十分重要的范畴。理和气之间究竟何者占主导地位，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分别形成了新儒学中“气本论”和“理本论”两大流派。　张载是第一位建立气本论的哲学家。　在他看来，构成宇宙万物统一本原的为气，气是只有聚散而无生灭的物质实体，太虚和万物均为这同一种物质实体的不同表现形态，而理只不过是气聚散攻取中的条理和秩序。　但张载的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新儒家们的普遍认可，二程就批评它有失去形上形下区分的危险性。　因此与之相反，他们建构了一个以理为本的哲学体系，把气降为形而下的具体器物，把事物所以然及所当然的规律和法则提升为形而上的本体，从而在观念上把超越的理同具体的气彻底分开。二程的这种做法后来为朱熹所继承，表面上看，朱熹也吸收了张载气本论中的一些思想因素，强调在事实上理（“生物之本”）和气（“生物之具”）相互依赖、不可分割，但一当涉及到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就可以发现，朱熹所谓理在气先、理为气本的说法本质上仍与二程的思想一脉相承。　其结果是气本论就仅仅成为一种骥尾，依附于二程的理本论之后，数百年而不变。　直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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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地总结和批判理学与心学的同时，才在张载所开创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理气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把气本论提升为足以和新儒学中理本论和心本论相抗衡的一种独立的学说。和张载一样，王夫之肯定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唯一本体：“天人之蕴，一气而已”。

　　　　①太虚只是气的一种存在形态：“凡虚空，皆气也”。

　　　　②因而虚涵气、气充虚，太虚一实，根本没有所谓“无”

　　　　的存在。而理只是气运动变化中的条绪节文。王夫之说：

　　　　“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

　　　　③

　　　　这是说，理有二种，一种是天地万物所以然的道理、条理，另一种是人禀受于天的阴阳五行之性理。　这里，前者即所谓物理，后者即所谓性理，但无论是物理还是性理都是从属于气的：“气者，理之原也。”

　　　　④气为理之本，理只是气之理，离开了气，也就无所谓理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

　　　　、“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

　　　　⑤。　讲心讲性，讲天讲理，都一定要在气的基础上说，如果没有了气，所有的这一切都根本谈不上了，在气之外根本就没有虚悬独立的理的存在。　王夫之否定了气外之理的存在，也就彻底动

　　　　①《读四书大全说》卷十。②《张子正蒙注。　太和》③《读四书大全说》卷五。④《思问录。　内篇》⑤《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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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了理本论的基础。但和张载不同的是，王夫之的所谓气已不再是一种经验上的实物（“生物之以息相吹者”）

　　　　，他进而以“诚”这一无对之词来规定它，从而把气提高到物质一般的水平：“夫诚者，实有者也”

　　　　，“实有者，固有之也”

　　　　①。　实有是对物质实体的一种抽象，它虽然是客观实在的，但又不等同于具体事物。　以“诚”或“实有”来规定气就使王夫之克服了过去气本论者把本体和实物相混同的局限性，使认识向前更进一步，同时也就避免了来自程朱学派的批评，因为气既不同于某种有形可见的具体实物，那么批评气本论者以形下之器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这种说法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不但如此，王夫之对气本体的这种进一步抽象还为他正确处理道器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道器本来是新儒学本体论中的又一对十分重要的范畴，它和理气之间通常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新儒家们对究竟应当如何处理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　张载认为气化的过程即为道，气化的结果即为器，因此无论道也好，器也好，都只有在气本体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二程则直接把道器和理气相等同，认为道就是理，器就是气，然后依据《易传》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把道和器、理和气彻底分辨开来。朱熹基本上承袭了二程的说法，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

　　　　①《尚书引义》卷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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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①。　也就是说，宇宙间任何事物都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理，一种是气。　而所谓理，就是指形而上的道，它是产生万事万物的根本；而气则是指形而下的具体器物，它是产生万事万物的素材或质料。　这样，朱熹就把道和理、器和气分别归入了同一个层次，然后又从逻辑上把道和器、理和气割裂了开来。　王夫之则依据他自己对气和器的区分，一方面继承张载的路线，把道器关系建立在气本论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把理气和道器这两对范畴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处理，从而建立起一种和程朱理学正相反对的系统的道器观：（一）

　　　　“道器为一”。在王夫之看来，所谓器是指有形可见的具体事物，所谓道则是指具体事物中所共有的规律和法则，因而和理气仅关涉实体及其属性的关系不同，道器所处理的乃是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一般和个别之间的关系。　基于其体用一源的思想，王夫之认为，道和器并不是截然分判的两极，天下并没有什么器外之道或道外之器，有其道则必有其器，有其器则必有其道，道器之间有如形影之不能相离一般，共存和统一于一物之中。　两者之所以名称不同，只不过是由于考虑问题的角度以及关涉同一物的方面不同而已，即使是形上形下之间，也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界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王夫之才说：“上下无殊畛”

　　　　，“道器无易体”

　　　　①。（二）

　　　　“天下唯器”中尽管道器是同一物中统一而不可分

　　　　①《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①②　《周易外传》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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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初步５６３

　　　　的两面，但在王夫之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没有先后、主次、本末之别。　事实上，任何无形的东西（如道）

　　　　，总是以有形为基础，有形而后才有所谓形而上，在没有弓矢之前就根本谈不上射道，在没有车马之前也就无法谈得上御道；也许可以有而尚且没有的道还有很多，但既然没有现实的有形的东西作把握，它们是什么我们就根本无法知道。　因此实际存在的只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即器）

　　　　，而且相对于其本质（即道）来说，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总是具有先在性，所以王夫之总结说：

　　　　“天下唯器而已矣。　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　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一矣，岂患无道哉。”

　　　　②

　　　　宇宙间所存在的一切东西都只是具体的器物。　道是具体器物的道，而具体器物则不能反过来说是道的具体器物。　具体器物和道之间实际上是本和末、体和用的关系。　没有了道就不会有具体的器物，这是人们通常都能认识到的。　但是，如果有了具体的器物，哪里还会担心没有道呢？

　　　　（三）

　　　　“道本器末”。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虽然多次强调“道器一体”

　　　　，“道在器中”

　　　　，但在另外一些地方也曾有“道本器末”的说法，认为：“道为器之本，器为道之末，此本末一贯之说也”

　　　　①。　也就是说，道为器的本质，器则为道的表现，道器之间是一种本质和现象的关系。　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互相对立的，但如果联系到和理气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王

　　　　①《读四书大全说》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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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中国哲学初步

　　　　夫之这里实际上是对道器范畴作了两种不同层次的处理，当他说“器体道用”时，他的目的主要是把道器关系建立在气本论的基础之上；而当他说“道本器末”时，他实际上赋予了道以积极能动的作用，试图辩证地解决这对范畴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王夫之这里所谓本末指的也就是本质和现象的关系，道代表事物的内在本质，器代表事物的外部现象。　就逻辑而言，现象先于本质；但就重要性来说，本质可能比现象更根本。　由前一种意义可以说“器体道用”

　　　　，但据后者，我们也可说“道本器末”。正是在这后一种意义上，王夫之认为我们如果掌握了道，就可以“官天府地裁成万物”

　　　　，因而，“君子所贵者道也”

　　　　①。　道比器更为重要。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王夫之对理气和道器关系的处理不但深刻地揭示了这两对范畴内部的辩证关系，而且有力地批判了程朱理学的理气观和道器观，重新恢复了自张载以来气本论的权威，特别是对理气和道器两对范畴所作的不同层次的探讨，使王夫之的哲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确和严密程度，从而把中国古代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合二而一：方以智对矛盾同一性的深刻认识

　　　　①《思问录。　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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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初步７６３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