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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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色”既用以称谓人民所交纳地租中的某种某类实物，又用以指
称某种徭役，于是又用到各种不同地位的人身上来。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说：
“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唐
会要卷八三租税上：“（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二月敕：如闻诸道
州府长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后，遂于当处买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弊，
便破定正额两税，不出差科，今后有此色，并勒依元额为定”。唐律疏议卷
一四户婚下：“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疏议说：“人各有偶，
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又说：“杂户配隶诸司，不与良人同类，
止可当色相娶，不合与良人为婚”。这种以“色类”“诸色”来表明人身等
级，特别是成为各种负担赋役劳动者的称呼，在两税法前后越来越普遍了。
到了宋、元、明、清各代，更成为各类劳动人户或人等的固定的称呼了。
第五，纳物既称“诸色钱物”，劳役既称“色役”，劳动者既称“各色
人户”或“各色人等”，于是，在唐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户口色役使”
的官职。这是适应户等制在政权形式上的反映。唐会要卷八五户口使说：
“开元十二年（公元七二四年）八月，宇文融除御史中丞，充诸色
安辑户口使。天宝四年（公元七四五年）二月，户部郎中王鉷，加勾当
户口色役使。”
本来唐代的地租赋税，开始时主要是租庸调及户税地税。唐律疏议卷一五厩
库说：“应输课税谓租调、地税之类”。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记：“天下诸
州税钱（即户税），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
税，共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以供
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类”即“色”之意。这时的色目是不多的。其
后，生产在发展，土地占有关系在变化，社会等级在重新编制，民户在流移，
劳动力单位在变化，剥削课目在增加，官吏在上下其手，因而封建专制主义
国家的科敛色目便越来越多，“诸色”“各色”不计其数，所谓“科敛之名
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旧唐书卷一一八杨
炎传）。适应这种新的情况，开元、天宝设置的户口色役使，其主要任务，
就是检括“各色人户”，来榨取“诸色钱物”。旧唐书卷一○五宇文融传说：
“其已奏复业归首，勾当州县，每季一申。。。其归首户，各令新
首处，与本贯计会年户色役，勿欺隐及其两处征科。”
这就是说，各色租税，应由户口色役使来设法统一征收，当然特别注意的是
客户的税钱。因为税客户不等到两税时的“户无主客”之差而规定一律交税。
开元时宇文融为诸色安辑户口使时，就“征得客户钱数百万”了（同上）。
既然税客户钱，也就不得不承认客户的合法户籍。同时，客户转为封建专制
主义国家的主要税户，对于荫庇客户的大族豪强来说是不利的，因而不少大
官僚起来反对。如户部侍郎杨腿衔袄ǹ退鹁尤恕被颉袄ǹ筒焕尤恕薄�
（同上）。所谓“损居人”就是妨碍了大族豪强荫占客户的利益。而“色役
使”既征客户税钱这一“色”，又征租庸这一“色”，又管折纳、市轻货这
一“色”，更设置租庸脚钱这一“色”。所以旧唐书卷一○五王鉷传说：
“既为户口色役使，时有敕给百姓二年复，鉷即奏征其脚钱，广张
其数，又市轻货，乃甚于不放。输纳物者有浸渍，折估皆下本郡征纳。
又敕本郡高户为租庸脚贵（新唐书作“士”）。破其家产，弥年不了，
恣行割剥。”
“户口色役使”和“诸色安辑户口使”的职责，就是这样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工具。各类色役色目繁多，租庸调的收入即相对地日渐减少下去。户税、地
税、及各种勾剥日渐增多的情况，据杜佑的估计，天宝中每岁总收入约五千
七百余万，其中户税二百余万，地税一千二百四十余万，诸色资课勾剥四百
七十余万，合计已差不多二千万贯、石；而做为主要的地租——租庸调不过
三千七百万屯、贯、端、匹、石。在比例上租庸调还不及户税地税及诸色勾
剥的一倍。由此就可证明，租庸调法已日趋破坏，而诸色钱物的征收却正向
着两税法这一法典的方向发展。
到建中元年（公元七八○年），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既经激烈破坏，两税
法就顺应着“诸色钱物”征科的发展趋势终于实施了。这标志了实物地租形
态经过漫长转变过程的法典化。现在我们研究一下两税法的内容及其历史意
义。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说（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略同）：
“乃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
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
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按后改为十分之一），
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
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
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七七九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
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
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
关于区分夏秋收税和折纳、折钱计算等，前面已有说明，不再详论。这里我
们仅从以下主要的几点做些阐明：
第一，所谓“作两税法，以一其名”，意味着在法律上将各色剩余生产
物一齐都并入两税，而旧日的租庸调也同样并入在内。唐代帝王的诏令也指
明这点：“两税法悉总诸税。”（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制置诸道两税使敕）
有人以为两税仍是租庸调正税，这是不合历史事实的。按建中元年（公元七
八○年）赦文，已明白规定“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唐会要卷八三租税
上），则两税当然不仅是过去租庸调正税。又有人以为两税是户税加地税，
或者仅是户税，这也是错误的。按该赦文中也明白规定“其比来征科色目，
一切停罢”，这里当然不是说罢去不收，而是“作两税以一其名”，即是将
诸色税目租庸调等，都合并起来，统改称两税，以一征收。这样法规的内容，
启蒙学者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已经指出来，而过去资产阶级学者却总是
想在细节上打笔墨官司。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封建法令都含有极大的不规则性，而且一般的法律
形式常是和特制诏令及纲目相矛盾而互存的。因此，如果把两税法看成是一
个完整的法律，那就太天真了。然而，封建法律只要有典型性，它总是反映
着当时社会历史的主要方面，而根据统治者的更大的利益出发来制订的。从
两税法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制订是基于这样的假定：即假定直
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一般已经至较高的熟练程度，可以允许统治阶级放心把一
切色役都“由法律的规定”而不“由鞭子来驱使”，放心把一切色目“由各
种社会关系的力量”而代替“由直接的强制”来征取；假定劳动力单位可以
放心让其“自己负责来进行这种剩余劳动”而代替在“直接的监督和强制下
进行”（参看资本论第三卷，页一○三七）。我们可以肯定地讲，如果没有
这样的假定，两税法的统一支配劳动人手并统一征取各色剩余劳动生产物，
就在历史意义方面难以解释了。当然，这是资产阶级学者所不能理解的问题
之一。
第二，“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规定是指什么意义呢？前面已经指
出，宇文融括户时，已经征收客户钱，代宗宝应年间，并将客户依百姓规定
户等，交纳赋税。两税法的规定更将客户的地位合法化，将对客户的剩余劳
动的榨取制度化。通过法律，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将逃亡的客户争取到手中，
成为剥削的主要对象。据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所载，建中元年（公元七
八○年）初定两税时即遣使括户，得土（主）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
万，因而剩余生产物的收夺也就激增了。正因为括出这样大量的客户，故在
安史乱后户口曾一度惊人的骤减后，而在两税法后又逐渐增多。据唐会要户
口数所载，唯宪宗元和时户数在三百万以下，这是因为当时用兵，好几道户
口未计入的缘故。除此以外，两税法后户口数一直是上升的，从三百八十多
万升到四百多万，武宗会昌时将近五百万。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户数中增
加了客户这八等或九等的户数。所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规定，意
味着封建专制主义国家适应社会历史新的情况而对劳动人手的重加编制，并
加强对直接生产者的榨取。
自唐代客户定籍后，宋代的户口统计中，更明白标明主户、客户各若干。
到了宋、元之际，封建后期的居民户籍法趋于常态，“客户”之名才不出现
于史册。直到十六世纪一条鞭法施行之时，基本上官田、民田有混一之势，
户籍法就要重新改订了。
客户过去是非法的流动户，或被大族豪强所非法荫占，或形成暴动的主
力。因此，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为了保证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就和豪族地
主对劳动力的隶属关系展开了斗争。宇文融括户时，有不少贵族反对。杨炎
建议施行两税法时，也有不少贵族反对，说：“租庸之令，四百余年，旧制
不可轻改。”（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在两税法推行以后，还有不少官僚
责难变法为违背王制或高祖初制。这正反映出推行两税法时封建专制主义政
府和大族豪强是经过一番斗争的。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无法倒转过来的。这
项变法之所以能够使“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同上），有利于封建专制主
义，就因为它不是单由皇帝意旨而决定的，而是相对地适应了客观现实的发
展的。
客户既从非法的荫庇下转为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正式编户（以见居为
簿），他们的人格，在法律形式上的假定是被相对地提高了。然而列入等级
的客户及其人格系属关系的变化，在背后却是以更重的负担做代价的。这样
的记载很多，这里就不举例了。
这里更须究明的是，主客户在字面上好象是“平等”的，他们都以“见
居”为标准，代替了过去法律上的合法与非法的区别。客户有等级，总比没
有等级而隶属荫庇于主户名下作为“私属”好得多。而且可以在“见居”的
“实际上属于自己的生产场所内，他自己所利用的土地内”“独立地”经营
生产了。这就说明，客户的政治隶属关系有了改善，他们既然是“在自己的
所利用的土地内进行生产”，因而相对地摆脱了旧式的荫附。至少他们的徭
役劳动在一年中缩减为少数短的“中断期间”，而不是如过去在主户户籍名
下不中断地被任意剥削了。他们“将会有更大的活动范围可以获得剩余劳动
的时间”，从而使其一部分归为己有；同时，“各个别直接生产者的经济情
况，也将会出现很大的差别。至少已经有变成这样的可能性。并且，这种直
接生产者，也有可能获得手段来直接再榨取别人的劳动”（参看资本论第三
卷，页一○三八）。同时，这也刺激农民的侥幸的小私有心理，八、九等户
希冀变成了六、五等以至四、三等户。因此，从均田农户或从逃户改变为客
户，从直接隶属的户籍改变为独立的“见居”户等，意味着农民人身自由的
相对的提高。在这样历史意义之下，剩余生产物的形态，就具备了实物地租
的特征条件，两税的征收，也就更具备着实物地租形态的榨取性质了。
第三，“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规定又有什么涵义呢？这就是就，
不再以过去“一夫一妇”、“一床”、“匹夫匹妇”、“匹庶”等等作为劳
动力的单位而代以分类式的“色目”了。以户丁来计算的“匹庶”劳动力单
位，意味着“匹夫匹妇”的封建的人格隶属关系是在原始自然形态之下编制
起来的，意味着劳动力的原始编制和劳役地租的剥削形态，即男耕女织的家
庭单位和租调的榨取形态，是直接联系着的。然而“色目”之征就不同了。
对于“各色人户”等各式生产单位的剥削，是经常要通过从货币折纳的折光
或蒸溜而达到的。这里，封建的人格隶属关系就被外来的现象所掩盖，而使
有些学者居然发现这里有资本主义的“私有权”在支配了。唐代租庸调制虽
以“人丁为本”，不象齐隋以“床”计算，但谷帛兼输，仍然依靠夫耕妇织
的结合单位。两税法既然在征取制度上不重视“人无丁中”的家族式的差别，
则差别就着重在劳动力（史称“功力”）的高低，而代替过去陈旧的原始的
家长形式。
至于“以贫富为差”，在封建制社会的唐代，只不过是个漂亮的口号，
绝不意味着财产税。因为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而采取财产税的形式，是资本主
义社会的现象。当时人陆贽也指出实际上是不能真正核实各户财产依财产征
税的。不过这个漂亮的口号，对于当时被剥削的农民特别是刚取得合法地位
的客户，不能不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骗术。恩格斯指出，“当一定的生产方
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之时，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
里面受到损失的那些人，也会赞美这种生产方式”（反杜林论，页一五二—
—一五三）。这理论也适用于封建制度。农民在两税法下的剥削不是减轻而
是加重，也会被户等法和两税法所迷惑。这可以说是上升时期的现象，然而
这是暂时的。随着剥削的增加，这种迷惑作用不久就消失了，农民起义就出
现了。
既然超经济的剥削不可能“以贫富为差”，那么究竟是依据什么为差别
呢？从形式上讲，那就是按“色目”以进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