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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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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得很厉害的时代。首先,突出地表现出
来的是宫廷政变的连续出现。武后于永隆元年废太子贤为庶人,已是准备宫
廷政变的信号。嗣圣元年(公元六八四年)废中宗为庐陵王,武后大权独揽。
天授元年(公元六九○年),武后自称皇帝,改唐为周。神龙元年(公元七
○五年),张柬之等迫武后让位,拥中宗复位。神龙三年,太子重俊发兵攻
宫城,兵败身死。景龙四年,安乐公主毒杀中宗,韦后临朝。临淄王隆基起
兵,杀韦后,立睿宗。这三十年间,经过四五次宫廷政变,其中有一次是改
换了朝代的,有一次是恢复了朝代的,有一次是想改换朝代而没有成功的。
和宫廷政变密切联系的,是李唐皇室集团和武后集团的不断的战争。从
徐敬业的起兵扬州,中经琅邪王冲的起兵博州、越王贞的起兵豫州,以至武
后让位以前,反武斗争都是失败的。武后集团除了在军事上打击反对派外, 
还用严刑峻法对付唐家宗亲和大臣。天授年间,唐宗室被杀略尽,幼弱之存
者也被流放岭南。徐敬业的党与、唐诸王的亲戚僚属以及不能逢迎武后意旨
的唐家旧臣,多被大批地杀戮。武后退位后,武后心腹如武三思等照旧得势, 
恢复唐室的功臣张柬之等都遭到了流放,并且有人受到杀害。
宫廷政变和李、武两集团的斗争,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唐宗室和旧臣
的失败,意味着庶族的抬头。这一方面表现为“告密者往往得五品”,又一
方面表现为“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当时有谚语说:“补
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四齿耙)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通鉴卷二
○五)。谚语说明官职之滥,同时也说明统治集团内部新陈代谢之快。以庶
族代替唐室勋宦和大族,这是当时武后措施中的必然趋势。不管她出身怎样, 
也不管她是否当初真愿意这样作,但她既然要夺取政权,就心须走这一条路。
但这并不能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而辩解,毋宁说残酷和
恶毒是封建统治阶级共有的本质。武后为了自己的政权,不只对唐宗室和旧
族残酷,对她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也是一样。她豢养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 
多方罗织,以酷刑逼供,以致“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
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甚至“每
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侍
御史周矩曾为此上疏说:“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
仇,不可保也。”(以上见通鉴卷二○四至二○五)很显然,死在武后统治
下的,不只是唐室旧臣,并且有大批的新贵,多是以不必有的罪名致死的。
刘知几在登仕数年以后,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有了一定的认识。
新唐书本传说:“时吏横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诛死者踵相及。子玄(知几) 
悼士无良而甘于祸,作思慎赋以剌时。”思慎赋收在文苑英华卷九十二,这
篇赋是值得注意的,这与其说是刘知几在“悼士无良而甘于祸”,不如说是
他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残酷斗争普遍性的揭发。赋的序文说得清楚:

“历观自古以迄于今,其有才位见称,功名取贵,非命者众,克全
者寡。大则覆宗绝祀,堙没无遣,小则系狱下室,仅而获免。速者败不
旋踵,宽者忧在子孙:至若保今(令)名以没齿,传贻厥于后胤,求之
历代,得十一于千百。” 
这几乎是说: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迫害已是通例,能保全始终的人倒成为例
外了。为什么呢?刘知几回答说: 
“地居流俗之境,身当名利之路,皆物之相物,我之自我。当仁不
让,思倍万以孤标;唯利是视,愿半千而秀出。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官大于国,主必恶之。” 
如本卷序论所述,在封建制社会,统治者人人只顾自己的地位,只要求
自己的特权,却挡住了别人往上爬的路子,这就惹起别人对特权的眼红,就
必然要有特权对特权的残杀的危险发生了。刘知几当然还不会懂得有关阶级
本能的科学真理,但他对封建地主阶级自相倾轧的原因的说明,是接近于真
理的。而且这和一味向劳动人民吹胡子瞪眼睛、一个劲儿往地主阶级脸上搽
粉的人也是有区别的。在赋的正文中,刘知几更缕述各种人物在出头露面之
后,接着而来的是各种不同的下场。才智之士是“赵国从而苏裂,齐城下而
郦烹,吹律诛于西汉,献宝刖于南荆,遂怀沙于楚塞,因说难于秦廷,李仕
登朝而就戮,稽道超代而逢刑”,这是因为“苟才智之为患,虽语嘿而同倾”。
名将谋臣是“蜀既平而艾槛,吴已霸而胥溺,黜淮阴以毙韩,迁杜邮而死白”, 
这是因为“彼功成而不退,俄宠谢而招隙”。还有一些嬖幸之人,“吮痈求
爱,舐痔逢怜,朝承恩而袖断;夜托梦而衣穿”,这也有一种下场,是“一
朝失据,万古凄然”。思慎赋所描写的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倾轧,是一个无
法解开的死结。刘知几指出这一死结,是具有时代党醒意识的。但他却想躲
开这种矛盾,避免这一死结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是由于他还不敢进一步走
上“异端”式的斗争的原故。他在史馆中的地位就说明他也是这死结中的人
物,死结固然还没有把他扼死,但同时他也不敢对死结作更进一步的斗争。
按照刘知几的看法,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的普遍性,即使在所谓二
帝三王的盛世也是存在的。他把尧、舜的禅让的旧说看作是对丑恶史事的美
化。他说:
“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孔氏注曰:‘尧知子丹
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 
‘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然则观此
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
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 
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
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心以古方今,千载
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史通卷一
三疑古) 
“虞书舜典又云:‘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
葬焉。’案苍梧者,于楚则川号汩罗,在汉则邑称零桂,地总百越,山
连五岭,人风婐划,地气歊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
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
释重负,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 
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历观自古人君废逐,

若夏桀放于南巢、赵嘉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
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则陟方之死,其殆天命之志乎?”(同上) 
这是说,尧禅位于舜是不可信的,舜篡夺帝位倒是可信的;舜禅位于禹是不
可信的,舜的遭受放逐倒是可信的。
关于益与启的关系,孟子万章上曾说:“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
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益而之启,曰:‘吾君之
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史记夏本纪也
同此说。刘知几相信汲冡书的说法,认为益启争夺帝位,益为启所杀。他说: 
“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
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
案舜之放尧,无事别说,足验其情。。。夫唯益与伊尹见戮,并于正书
犹无其证,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废尧而立丹朱, 
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权,势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 
其事不成,自贻伊咎。艰夫近古篡夺,桓(桓玄)独不全,马(司马, 
晋)仍反正。若启之诛益,亦由(犹)晋之杀玄乎?若舜、禹相代,事
业皆成,唯益覆车,伏辜夏后,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之祸者乎?” 
(同上) 
对于商、周得国,刘知几也不同意传袭的看法。他说: 
“汤誓云:‘汤伐桀,战于鸣条。’又云:‘汤放桀于南巢,唯有
惭德。’而周书殷祝篇称,桀让汤王位云云,此则有异于尚书。如周书
之所说,岂非汤既胜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让,归王于己,盖欲比迹尧
舜,袭其高名者乎?又案墨子云:‘汤以天子让务光,而使人说曰:汤
欲加恶名于汝。务光遂投清冷之泉而死;汤乃即位无疑。’然则汤之饰
让,伪迹甚多。考墨家所言,雅与周书相会。” 
“论语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案尚
书序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诸侯,而辄行征伐,结
怨王室,殊无愧畏,此则春秋荆蛮之灭诸姬、论语季氏之伐颛臾也。又
案某书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称王云云。夫天无二日,地惟一人,有
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然则戡黎灭
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害权臣,黜
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及其殁也,而荀勖犹猬之人臣以终。盖姬
之事殷,当比马之臣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同上) 
这是说,商之代夏和周之代殷,都是以臣欺君的奸诈行为,汤的推让只是“饰
让”,“周德”也只是“虚说”。
对于太伯让国和周公诛放管蔡,刘知几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 
“论语曰:‘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案吕氏春秋所载云云,斯则太王钟爱厥孙,将立其父。太伯年居长嫡, 
地实妨贤,向若强颜苟视,怀疑不去,大则类卫伋之诛,小则同楚建之
逐,虽欲勿让,君亲其立诸?且太王之殂,太伯来赴,季历承考遗命, 
推让厥昆,太伯以形质已残,有辞获免。原夫毁兹玉体,从彼被发者, 
本以外绝嫌疑,内释猜忌,譬雄鸡自断其尾,用获免于人牺者焉。又案
春秋晋士蔿见申生之将废也,曰:‘为吴太伯,犹有令名。’斯则太伯
申生,事如一体,直以出处有异,故成败不同。”(同上) 
“尚书金滕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左传云:‘周

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案尚书君姡蛟疲骸
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斯则旦行不臣之礼, 
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虽姡б匝鞘ブ拢好髟手牛
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
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誐),而周公自以不諴(咸),遽
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宽阜陵,一何远哉?斯则周公于友于(兄
弟)之义薄矣。”(同上) 
这是说,太伯让位是全身免祸的不得已的办法,并不是什么至德不至德;周
公诛放管、蔡是由揽权招疑,而又不能自责,反而把兄弟们杀了,也不是什
么王室安危的问题。刘知几责斥周公是一个不友爱的人物。
刘知几对于二帝三王的评论,诚然意味着对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残酷斗
争的指斥,因此有人认为,这些评论都在疑古一篇,题名疑古,实即讽今。
这论断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是这样。更重要的是刘知几所说的“史识” 
在历史实际中的运用。唐高祖的代隋,唐太宗的兄弟相残,武后的以周代唐, 
中宗睿宗相继以兵力取得政权,都可以成为刘知几讽刺的对象。但更应注意
的是刘知几坚持了一种不为传统偏见所拘的客观的态度,以统治阶级的丑恶
行为是二帝三王以来历代一揆的传统。他的议论是否完全符合二帝三王的具
体情况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指出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条历史性的通
例,这就叫做“史识”。这里他就接近于他所称赞的扬雄、王充了。
刘知几的上述议论,是他论史的一大贡献。他另一贡献,在于揭露史书
中对于统治阶级的讳饰。
第一,刘知几反对尚书、春秋对史事的讳饰。史通卷十三的疑古提出尚
书可疑者十条,除关于二帝三王在禅让争伐之事已有七条见于上述,还有一
条说到对于尧的增善,一条说到对于桀纣的增恶。刘知几批评尚书对尧之增
善,在逻辑方面是很有力的。他说: 
“盖虞书之美放勋也,曰:‘克明俊德。’而陆贾新语又曰:‘尧
舜之人,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案春秋传云:高阳
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
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
穷奇、檮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
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国凶,而尧亦不能
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且论语
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
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另外,刘知几在疑古篇中还指出:对于史实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 
的主观论断,是过去史家的通病: 
“又案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
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夫子之刊
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 
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观夫子之删诗也,凡
诸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 
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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