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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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时是彼此互相矛盾，有时是一人之说而前后不同。史通卷三书志篇说：
“夫灾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诬也。然则麒麟门而日
月蚀，鲸鲵死而彗星出，河变应于千年，山崩由于朽壤。又语曰：‘太
岁在酉，乞桨得酒，太岁在已，贩妻鬻子。’则知吉凶递代，如盈缩循
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且周王决疑，龟焦蓍折，宋皇誓众，竿坏幡亡，枭止凉师之营，
鹏集贾生之舍，斯皆妖灾著象，而福禄来锺，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测
也。然而古之国史闻异则书，未必皆审其休咎，详其美恶也。故诸侯相
赴，有异不为灾，见于春秋，其事非一。
“洎汉兴，儒者乃考洪范以释阴阳。。。至于蜚蜮蝝螽，震食崩坼，
陨霜雨雹，大水无冰，其所证明实皆迂阔。故当春秋之世，其在于鲁也，
如有旱雩舛候，螟■伤苗之属，是时或秦人归摇蛎兔螂�
入朝，或晋楚来聘，皆持此恒事，应彼咎徵。昊穷垂谪，厥罚安在？探
赜索隐，其可略诸？
“且史之记载，难以周悉。近者宋氏，年维五纪，地止江淮，书满
百篇，号为繁富，作者犹广之以拾遗，加之以语录。况彼春秋之所记也，
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国尽书，而经传集解卷才三十，则知其言所略
盖亦多矣。而汉代儒者罗灾眚于二百年外，讨符会于三十卷中，安知事
有不应于人，应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变而心知其兆者哉？
“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谓王札子之作乱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构
逆当夫昭代；楚严作霸，荆国始僭称王，高宗谅阴，毫都实生桑谷；晋
悼临国，六卿专政，以君事臣；鲁僖末年，三桓世官，杀嫡立庶。斯皆
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
掩耳盗钟，自云无觉，讵知后生可畏，来者难诬者邪？
“又品藻群流，题目庶类，谓莒为大国，菽为强草，鶖著青色，负
蠜非中国之虫，鸜鹆为夷狄之鸟，如斯诡妄，不可殚论。而班固就加纂
次，曾靡铨择，因以五行编而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叙一灾、推一怪，
董京之说前后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双载其文，两存厥理，言
无凖的，事益烦费，岂所谓撮其机要，收彼菁华者哉？”
从上面的话，可以看出，刘知几从世界观、认识论以至逻辑学走向了唯
物主义的道路。由于他运用的矛盾律很成熟，更给有神论以严厉的打击。对
于某些被认为有徵验的灾祥，刘知几也不否认它们的徵验。但他之所以不否
认，只是由于某些个别的或很少数的事例的偶合，而他所否定的却是五行学
者所大量宣扬的原理。有时，他对于灾祥采取一种保留的态度，如说：“怪
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
（史通卷八书事）。他根据认识论的知识发展观点，说明事物规律在条件不
具备时是难以把握的，因此，人们不能强为立说，如果自然灾变难以说明，
最好阙疑。他说：“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君
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又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呜呼，世之作者，其鉴之哉！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言，受嗤千
载也”（同上卷三书志）。
刘知几反对命定的历史观，主张人定胜天的历史观。史通卷十六杂说上
篇：
“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
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
乎？’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
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已
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檿弧箕服，彰于宣、厉之年：徵褰
与襦，显自文、武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
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
无讥者哉？
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盖妫后之为公子也，其筮曰：
‘八世莫之与京’。毕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姬
宗之在水浒也，鸑卺健Ａ跣罩谥醒粢玻粤涤诜嵩蟆Ｋ菇�
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
自致宸极矣乎？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
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
诫，不其惑乎？
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
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
病者也。”
显然，刘知几认为命运对于历史的变化是不存在的。决定历史上的失败的并
不是灾异，而是自取覆亡的人事。决定历史上的成功的也并不是祥瑞，而在
于有德有才、神武智能的人事。灾祥历来是作为神化封建皇权的灵光圈，但
刘知几敢于从确凿的历史事实出发，并运用了逻辑的推理，揭穿了这种神学
的虚构。
刘知几提出了历史进化的观点。第一，历史是有古今的变异的，历史家
要知人论世：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
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史通卷八摸拟篇）
第二，今不一定不如古，古也可以不如今，甚至古者妄言更多于近世：
“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
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
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
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
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
之有哉？”（同上卷五载文）
“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
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
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
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尝试言之，向使汉、魏、晋、宋之君
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俾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
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
信书则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
其妄甚矣，岂比夫王沈之不实，沈约之多诈，若斯而已矣？”（同上卷
一三疑古）
第三，“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刘知几在史通卷九烦省篇就史书的古今详
略说明这个道理，是一番很通达的议论。他说：
“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者久矣。
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
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又
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
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
公为次，孟坚为甚。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
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由）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
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
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
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缺如。且其书自
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
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
约者哉？
“及汉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会计之吏岁奏于朝廷，
輶轩之使日驰于郡国，作者居府于京兆，徵事于四方，用使华夏必闻，
远近无隔，故汉氏之史所以培增于春秋也。”
但刘知几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作用。他对历史人物的作用有时还估计得
过高了。
刘知几对于历史人物是有极大兴趣的。他在史通里用极大的篇幅讨论纪
传体史书的体例，而纪传体就是基本上用以记述历史人物的体裁。作为皇家
的史官，长期进行皇帝起居注和纪传史的工作，刘知几对于历史人物的兴趣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以对历史人物的重视去代替历史的命定论，具有进步
的意义。但象他在上引杂说上篇里所说，把晋、秦、周、鲁的败亡认为是四
国君主的性格和道德起决定作用，把田、魏、周、汉的兴起认为是四国君主
的智能神武起决定作用，这就把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过于夸大了，而陷入于
唯心主义。史通卷八人物篇说：“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
诫世，其善可从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历史是要记
载历史人物活动的，但刘知几在这里好象把记载人物活动作为史家的唯一任
务，这就陷入个别人物创造历史的错误了。
刘知几在史通的不同篇章里，曾提到所谓“远古”、“中古”和“近古”。
“远古”大约相当于先秦时期，疑古篇把尚书春秋都说成是远古之书。至于
无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在他的心目中是未必想到的。“中古”约相当于两
汉或秦汉，序传篇曾把司马相如的自叙作为中古作品。“近古”约相当于魏
晋南北朝时期。这可见刘知几对于历史的变化，具有一种矇眬的历史阶段的
看法。这种矇眬的对历史阶段的看法，也还是接近史实的。
刘知几在史通卷三书志篇里主张创立三种志。一种是都邑志，这是要反
映中国封建制社会的专制主义及其军事政治堡垒的发展的。所以他说：“京
邑翼翼，四方是则。千门万户，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龙蟠，帝王表其尊极。”
并且，因此他要把都邑志列在“章服饰，别贵贱”的舆服志之上。第二种是
氏族志，这是要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氏族升降的，所以要列在百官志之下。
第三种是方物志，这是反映各地物产，内外贸易和税贡的封建剥削的，所以
要列于食货之首。刘知几要创立的这三种志，是八世纪社会经济、政治及阶
级关系的变化在他意识上的反映。他提出了这三种志的初步方案，说明他对
于社会的变动是有矇眬的觉察的。
刘知几的无神论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他的历史观，从思想体系说，是
唯心主义的，但包含有合理的内容。像正统史学家一样，他也要通过史书去
维护封建伦常，但他反对因此而对历史进行歪曲。他说：
“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
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史通卷
七，直书）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
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
远则山林之客，谅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何哉？皆
以图不朽之业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史通卷一一，
史官建置）
他对史书作用的看法，是跟他的直笔论一致的。他要维护封建伦常，但他的
这种作法会降低了封建统治者的威风，决不会为他们所许可的。评论刘知几，
主要是肯定他的积极方面。他的批判精神，他反对命定论，并在一定程度上
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史书中对于统治阶级的讳饰，他看到古今的
变革和客观形势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这在中世纪都是值得重视的进步思
想。
第四节 刘知几的学派
刘知几的史学虽是“悠悠尘俗，共以为愚”，但他也并不是独学无友。
他有几个知心的朋友，在学术上能够尽量交换意见，并持有共同的基本观点，
他们事实上曾形成一个史学上的流派。
史通卷十自叙篇说：
“及年以（已）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
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管仲之知鲍叔，不
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
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显许，道术相知，所有搉扬，得尽怀抱。
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这七个人，新旧唐书都有传。徐坚生于显庆四年（公元六五九年），卒于开
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朱敬则生于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卒于
景龙三年（公元七○九年）。刘允济约卒于景龙年间（公元七○八——七一
○年）。薛谦光，后改名登，生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六四七年），卒于开
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元行冲，名澹，以字行，生于永徽四年（公元六
五三年），卒于开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吴兢，约生于咸亨元年（公
元六七○年），卒于天宝八年（公元七四九年）。徐坚、朱敬则，吴兢和刘
允济都曾和刘知几共修国史。徐坚又曾和刘知几共修三教珠英、姓族系录。
徐坚另编定初学记三十卷。朱敬则著有十代兴亡论十卷和五等论。刘允济著
鲁后春秋二十卷。薛谦光著四时记二十卷。元行冲著魏典三十卷、孝经疏三
卷、类礼义疏五十卷、群书四录二百卷。吴兢撰贞观政要五卷、梁史十卷、
齐史十卷、周史十卷、陈史十卷、隋史二十卷、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
卷。裴怀古以名将称，学术见解及著述不详。
徐坚很重视史通，旧唐书卷一○二说：“徐坚深重其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