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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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裴怀古以名将称，学术见解及著述不详。
徐坚很重视史通，旧唐书卷一○二说：“徐坚深重其书，尝云：‘居史
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他编初学记，于卷二十一列有“史传”一项，
颂扬良史“不虚美，不隐恶，善以劝世，恶以示后，所以暴露成败，昭彰是
非”，和刘知几论直笔的宗旨相同。长安三年（公元七○三年），朱敬则表
请选择史官说：“伏以陛下圣德鸿业，诚可垂范将来，倘不遇良史之才，则
大典无由而就也。且董狐南史岂止生于往代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
好与不好耳”（见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史官）。这也是以直笔作为良史的重要
标准。
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史官：“长安二年（公元七○二年），凤阁舍人修国
史刘允济尝云：‘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
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僕视之如浮云耳。但有百僚
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这和史通曲笔篇指斥“班固
受金而始书，陈寿供米而方传”，不只论点一致，事例也是相同的。
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张）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魏）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
史吴兢曰：‘刘五（知几）修实录，论魏齐公（元忠）事，殊不相饶假，与
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玄。兢从容对曰：‘是兢
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
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
焉。’说自后频祈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同书
卷六十三在外修史：“（开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年）七月十六日，太子
左庶子吴兢上奏曰：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
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
思等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苟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
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
这可见吴兢坚持直笔，忠诚于他们这一学派的学术主张和优良作风。
刘知几友人的著作遗存不多，但他们主张“独断”之学的共同精神仍是
可以看出来的。唐会要卷七十七论经义：“长安三年三月，四门博士王元感
表上尚书仭怼⒋呵镎裰投怼⒗窦巧┤恚⑺⑿⒕芳呛�
书藁。。。宏文馆学土祝钦明、祟文馆学士李宪赵元亨、成均博士郭山恽皆
专守先儒章句，深讥元感掎摭旧义。元感随方应答，竟不之屈。唯凤阁舍人
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几、右司张思敬雅好疑闻，每为元感申理
其义。”从刘知几和徐坚来说，这不是甚么雅好疑闻或不雅好疑闻的问题，
而是“独断”之学和章句之学的斗争。刘知几一向不同意“儒者之学苟以专
精为主，止于治章句，通训释”（史通卷一四申左篇），不同意“谈经者恶
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同上卷十自叙篇），而愤慨于“怀
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同上卷九核才篇）。
徐坚深通经史，旧唐书卷一○二徐坚传说：“（王）方庆善三礼之学，每有
疑滞，常就坚质问。坚必能徵旧说，训释详明，方庆深善之。”刘知几和徐
坚“为元感申理其义”，必是于学问上确有所见，因而有异于章句旧义，这
和“雅好疑闻”的兴趣是有根本区别的。
元行冲于开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年）亲身遇到章句之士的阻难。他和
范行恭、施敬本就魏徵所注礼记，成礼记义疏五十卷奏上。尚书左丞相张说
驳奏，指摘“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
行用，窃恐未可。”（旧唐书卷一○二元行冲传）因此，这部书就被留在内
府，不能问世。行冲为这事很不平，著释疑一文来答复这些守旧者。文中说：
“其有注移往说，理变新文，务加搜穷，积稔方毕，具录呈进。敕
付群儒，庶能斟详，以课疏密。岂悟章句之士，坚持昔言；特嫌知新，
悫欲仍旧贯。沉疑多月，摈压不申。优劣短长，定于通识；手成口答，
安敢铨量？。。
昔孔安国注壁中书，会巫蛊事，经籍道息。族兄臧与之书曰：‘相
如常忿俗儒淫词冒义，欲拨乱反正而未能。果然雅达通博，不代而生；
浮学守株，比肩皆是。众非难正，自古而然。诚恐此道未申而以独智为
议也。’。。
君子用心，愿闻其过。故仲尼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
仰之’是也。而专门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师之误如闻父母之名，将谓
亡者之德言而见压于重壤也。故王劭史论曰：魏晋浮华，古道夷替。洎
王肃、杜预更开门户，历载三百，士大夫耻为章句。唯草野生以专经自
许，不能究览异义，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
闻郑服非。然于郑服甚愦愦，郑服之外皆雠也。
伏以安国尚书、刘歆左传，悉遭摈于曩叶，咸见重于来今。故知二
人之鉴，高于汉廷远矣。孔季产云：物极则变，比及百年外，当有明直
君子恨不与吾同代者。於戏！道之行废，必有
其时者欤！”（同上）
元行冲这些话，把对于通识达才的“独断”之学的主张，更畅达明快地说了
出来。专门章句之学已经过时了，博学善择是治学的必然途径。元行冲在这
一点上，比刘知几是还要深刻，还要乐观的。
朱敬则善言历史得失成败。所著十代兴亡论，就是专论魏晋以来得失成
败的书，现已不传。旧唐书卷九十朱敬则传有他的文章两篇，可以略见他的
史学思想。一篇文章是他上武后的疏，疏中说：
“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
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
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
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
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生，
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
陆贾、叔孙通之事汉王也，当荥阳、成皋之间，粮馈已穷，智勇俱
困，不敢开一说，效一奇，唯进豪猾之材，荐贪暴之客。及区宇适平，
干戈向戢，金鼓之声未歇，伤痍之痛尚闻，二子顾眄，绰有余态，乃陈
诗书，说礼乐，开王道，谋帝图。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马上得之，安
事诗书乎？’对曰：‘马上得之，可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于是陆
贾著新语，叔孙通定礼仪，始知天子之尊，此知变之善也。
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教，置诗、书而不顾，重攻战之吏，尊首级之
材，。。即晷漏难逾，何十二帝乎？亡秦〔之〕续，何二百年乎？
故曰：仁义者，圣人之蘧庐；礼经者，先王之陈迹。然则祝词向毕，
刍狗须投；淳精已流，糟粕可弃。仁义尚拾，况轻此者乎？”
朱敬则在这里提出：一，历史是变化的，秦帝国时期不同于战国时期，汉胜
利后也不同于楚汉战争时期。二，人事措施的成效，要看对形势适应的情况，
知变者善，不知变者得祸。三，仁义诗、书都是进行统治的工具，有时可以
把它丢开，有时却必须把它拿出来。朱敬则这些提法的时代价值，在于一方
面否定了皇权创造历史的神圣观念，又一方面不讳言皇权的一切措施都是为
了取得及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这和刘知几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普遍
性，不是同一主题，但在肯定他们一切为了权利这一点上，精神上是一致的。
朱敬则更多地注意了客观的形势尽管又强调了形势已变政策就决不能不变。
在这一点上，朱敬则比刘知几还要前进一步。
朱敬则另一篇文章是五等论，是论五等爵的存废问题的，他在这篇文章
中，用历史的时代观念分析春秋前后，秦汉及汉魏之际的不同形势，指出五
等制度在后代不能存在的理由。他指出，春秋以后，“疾走先得者为上，夺
攘知命者为能”，以至“魏太祖曰：‘若使无孤，天下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明窃号议者触目皆是，欲以此时开四履之祚，垂万代之封，必有通车三川以
窥周室，介马汾隰而逐翼侯。”这就是说，在后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越来越
激烈的时候，这种制度是不可能实行的。
从上面的叙述看来，尽管我们对于刘知几的这些朋友的思想所能据以论
断的材料并不太多，但这里可以断定，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学派，并且是一个
具有进步思想的学派，了解这一学派的特点，对于八世纪思想史的研究是有
帮助的。
第六章 韩愈李翱排斥释老的政
治理论及其唯心主义的天命论
第一节 韩愈在唐代“党争”
中的依违态度及其悲
剧的政治命运
韩愈（公元七六八——八二四年）活动的时代是中国封建主义发展的时
代。在这个时代，一方面封建主义统治阶级的“品级联合”重新编制，并由
法律予以固定；另一方面在统治者内部也发生了新的矛盾，这就是在第一章
所论的封建专制主义既在巩固而又有危机的历史情况。该章所详论的三次政
治斗争，都通过皇权所拟制的“品级联合”而表现出庶族地主集团与豪族地
主集团的阶级背景。不论二王、刘、柳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或杨、元和刘、
卢的党争以及牛、李党争，都应从这样的阶级背景去研究。
当时一切著名的历史人物几乎无不依此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的开展而表
示其自身的政治倾向或党派性。有的政治态度明显地倾向于此方，有的政治
态度明显地倾向于彼方，也有的在依违两者的表面下而实际倾向于一方，也
有的在游离两者的表面下而实际倾向于另一方。韩愈在当时两大集团政治斗
争中的政治态度是怎样表现的呢？我们说，他是在依违两者的矛盾中，而实
际依附于豪族地主集团，而与庶族地主集团对立。
在韩愈前期的政治生活中，唐代“党争”达到这样的高潮，即二王、刘、
柳集团与宦官刘忠言相结纳，爆发了一次有名的政治革新运动，而宦官俱文
珍（即刘贞亮）则纠合了守旧势力，和革新者展开激战，并击败了革新者（参
看下章）。史称：
“〔牛〕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与柳宗元等裁
定。。。忠言素儒谨，每见叔文，与论事，无敢异同；唯贞亮乃与之争，
又恶朋党炽结，因与中人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同劝
帝立广陵王为太子监国，帝纳其奏。贞亮召学士卫次公、郑絪、李程、
王涯至金銮殿，草定制诏。太子已立，尽逐叔文党。”（唐书卷二○七
宦者传）
韩愈所依附的正是俱文珍。贞元十三年韩愈曾作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
对俱文珍歌颂备至。贞元十九年，韩愈被贬至阳山，这次贬谪，经宋人方崧
卿考订，并非如唐书本传所说的，是由于“上疏极论宫市”，也不是如洪兴
祖年谱所考的是由于上疏论宫市与上疏言天旱人饥二事，而是由于二王、刘、
柳革新集团对他的政治性的摈斥：
“公（韩愈）阳山之贬，寄三学士诗叙述甚详。。。公诗云：‘或
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则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尽
才俊，偏善柳与刘（柳宗元与刘禹锡），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仇’；
又岳阳楼诗云：‘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
是盖为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韦、王之党已成，是年补
阙张正买疏谏它事，得召见，与所善者数人，皆被谴斥，意公之出，有
类此也。忆昨行云：‘伾、文（王伾、王叔文）未揃崖州（韦执谊）炽，
虽得赦宥常愁猜’，是其为叔文等所排，岂不明甚？”（洪兴祖：韩子
年谱，方崧卿按语）
后来韩愈作顺宗实录，爱憎分明，对俱文珍多加褒辞，而对二王集团则
充满着敌意，例如，其中写道：
“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执谊行之于外，朋
党喧哗，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内外厌毒，虑见
摧败，即谋兵权，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惧，不测其所为，朝夕伺候。会其
与执谊交恶，心腹内离，外有韦■、裴垍（垍当作均）、严绶等笺表，而中
官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按人名有误）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
心怨猜，屡以启上。”（卷四）
因此，我们如果把韩愈歌颂俱文珍、见摈于二王、刘、柳集团以及其著顺宗
实录时对此次政治革新所持的态度联系起来看，则韩愈前期在政治上依附豪
族地主集团而与庶族地主集团对立，就不难理解了。
在韩愈后期的政治生活中，牛、李党争已由李逢吉、韦贯之与李吉甫（李
德裕父）裴度的纷争揭开序幕。在纷争中所牵涉的问题之一，即为对藩镇的
用兵问题。李吉甫裴度一派，即后来成为李党的豪族地主集团，主张用兵；
李逢吉、韦贯之一派，即后来成为牛党的庶族地主集团，则主张息兵，史称：
“元和初，用兵伐叛，始于杜黄裳诛蜀。吉甫经划欲定两河，方欲
出师而卒。继之（武）元衡、裴度；而韦贯之李逢吉沮议，深以用兵为
非。而韦、李相次罢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李）德裕于元和
时久之不调，而逢吉、（牛）僧孺、（李）宗闵以私怨恒排摈之。”（旧
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韩愈直接参加了这一纷争，与豪族地主集团共进退。事实经过是这样的。
当裴度力主对淮西吴元济用兵，而韦贯之李逢吉一派反对时，韩愈上论淮西
事宜状支持裴度，由此为韦、李等人所深恶，见抑不得升迁。李翱的韩吏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