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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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中男年十八以上者亦依丁
男给），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
半。凡田分为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
分。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凡官户受田，减百
姓口分之半。。。”通典卷二田制下载：
“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
“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
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卖充住宅、邸店、碾磑者，虽非乐迁，亦
听私卖）。”
“其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禁限。”
按唐代官吏授田有永业、职分和官司的公廨田。此外，还有赐田。永业田多
者至一百顷。因此，对土地占有的规定是按等级高低而有所不同的。
唐代的均田制，依然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和主权相统一的性质。唐六典
卷三户部尚书说得很清楚：“凡天下之田，五尺为步，二百有四十步为亩，
百亩为顷。度其肥瘠宽狭，以居其人。”下文接着就说均田法。这说明土地
所有权是排他地支配在封建专制君主的手中，法律授予君主以最高所有者的
名分。就农民的受田来说，明显地可以看出，农民所得的是份地。这反映到
法律上，如唐律疏议卷一二户婚律上说：
“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疏议曰：口分田谓计口受之，非
永业及居住园宅，辄卖者。礼云：‘田里不鬻’，受之于公，不得私自
鬻卖。违者一亩笞十。。，地还本主，财没不追。”
口分和永业的划分依然是以劳役地租为主的形态，农民对口分田只有使用
权。永业田的买卖或让渡，在法律上更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所谓“家贫卖供
葬”等等。且所谓“买卖”是上面所讲的“欺诈的买卖”，不但绝不同于私
有权之下的“欺诈的买卖”，反而是沦于“官户”或奴隶的一种合理途径。
因此，均田制下农民的份地，主要是对于土地的使用权。
反映等级阶梯的不平等法权的规定，官吏的赐田和永业田就不同了。唐
律疏议卷一二户婚律上说：“其赐田欲卖者，亦不在禁限。其五品以上，若
勋官永业地亦并听卖。”这里，赐田和永业田，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是被贵
族官吏所依法独占的。然而法律上也有但书的规定。关于贵族官吏的永业田
就有这样的规定：
“诸永业田，。。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若当
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狭乡者，并即回受，有剩追收，不足者更给。”
（通典卷二，册府元龟卷四九五，此处引文据唐令拾遗田令第二二）
这里还仅指出追收官吏足额的永业田以外的土地。此外还有别的规定：
“诸应给永业人，若官爵之内，有解免者，从所解者追（即解免不
尽者，随所降品追）。其除名者，依口分例给。自外及有赐田者并追。
若当家之内，有官爵及少口分应受者，并听回给，有剩追收。”（同上）
至于官田借人佃者，更可依法追收。这种“追赐”、“追收”反映出，贵族
官僚对于永业和赐田，随着官爵的有无高下而被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夺回全部
或一部分。这表示出，他们对土地的占有要依照封建所有权的规定，或多或
少地在他们“身上投射着一个浪漫的荣光”，这就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
动的所有权”了。因此，贵族官僚的赐田、永业在法令上既然可以被封建国
家追收，那么，在法律上就是按照“实际的占有”来处理的了。这种“追赐”、
“追收”法令的规定，是从传统习惯而形成为固定化的法律形式。至于具体
的事实就更多了。全唐文卷一加恩隋公卿民庶诏说：
“其隋代公卿已下，爰及民庶，身往江都，家口在此，不预义军者，
所有田宅，并勿追收。”
李渊为了笼络隋代臣僚，免于追收他们的土地，是荣誉式的“加恩”的例子。
按常例，前代贵官所占的土地，大都是被后起的王朝所追回的。如武则天建
立了武周政权时，即曾籍没追收唐官所占的大量土地。唐将郭子仪的田地，
在其死后也曾被封建国家所“论夺”和逼献。史称：“子仪薨，。。多论夺
田宅奴婢，（子仪子）曜不敢诉。”（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附子曜传）
这样看来，贵族官僚对赐田、永业田的占有，既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许其买
卖，又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被剥夺，前者表面上近于所有，但土地虽然卖出
了，仍然逃不出特权的控制，因而封建国家便回收了课役；后者则完全表露
了“实际的占有”的性质。
以上所论的是关于唐代均田制继承前代传统的历史。在另一方面，唐代
均田制也有不同于过去的特点。
第一，唐代贵族官僚的受田，普及到品官中一切官吏，官僚授田的办法
被规定得更周密了。唐代的官僚机构是逐渐扩大的。不论是职官、官爵、散
官、勋官都可授永业田。不过，五品以上在宽乡授田，六品以下可在本乡取
归还的公田为永业（见通典卷二，田制下）。于是，凡是官吏都可依法成为
地主阶级。这点和魏、晋至南北朝不同。因了唐代制度容纳了南朝经济的发
展，对庶族地主采取了兼容并包的办法，品官受田也就不限于旧的品级性豪
族的门阀，所以授田的范围便扩大了。既然爵、职、勋、散官都可授田，唐
王朝的新贵族就都能成为官僚兼地主，其中不但包括了那些过去身分低下的
庶族地主的入仕者在内，这便是所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太宗语），
而且也相对地打击了通过单依家谱世族而取得土地权力的旧势力。唐代品级
结构起了些变化，因为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诫励氏族婚姻诏说：
“氏族之盛，实繁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
齐氏云亡，。。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德义之风，
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问名唯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
室。”
诗人杜甫也说“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隋、唐科举制度曾助
长了庶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和巩固，扩大了品官受田制，更给予他们以土地占
有的保证。例如于志宁让地于张行成、高季辅说：“行成等新营庄宅，尚少
田园”（旧唐书卷七八，于志宁传），这正说明了新起的庶族日益发展成为
官僚地主。这现象从武周到玄宗时，表现得就更明显。而按等定户“混一士
庶”之所以可能，正是由于新起的庶族因了参与官品，和过去的门阀在法律
上享有同等的特权。
马克思谈到古代社会的生产有机体时，曾经指出过如下的情况：“那些
古代社会的生产有机体都比资产阶级的生产有机体要格外简单得多，而且易
于洞察得多，但它们依靠的，或者是尚未断绝自己与别人的自然的血缘关系
之脐带的个人的未成熟性；或者就是直接的主与从的关系。”（资本论第一
卷，德文版，页八五；参看中文版，页六三）前者的传习到了中世纪近似于
这里讲的豪族所依靠的，后者的传习到了中世纪近似于庶族所依靠的。这两
种依靠的形式，在唐代显得十分对立，到了宋代后者在主客的租佃关系上就
更稳固了。
第二，唐代法令规定了僧尼和工商业者都可授田。他们的受田数虽较农
民成丁者少些，或只能在宽乡授田，但和汉代以来的法令不同，毕竟由法律
正面地承认了僧尼和工商业者占有土地。他们通过法律的规定占有一定的土
地，再通过不合法的巧取豪夺从扩大实际占有的范围。因此，寺院的占地附
户日增，形成了“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旧唐书卷
八九狄仁杰传）的情况，因而寺院经济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工商业这一等
级，在汉代的法律是摈之于土地占有者之外的。在后来各代，他们的身分也
不高。唐代依法给予他们以土地占有的荣光，这更清楚地表明地主与商人的
结合以及商业资本转向对土地的掠夺。例如唐代大商人邹凤炽的“邸店园宅
遍满海内”（太平广记卷四九五邹凤炽）的情况，也就日见其多了。这种脱
离了自然联系的脐带而基于主从关系的占有，对于农村公社起了一些相对的
破坏作用。同时，他们列入授田的行列，也成为旧式均田制的破坏的因素。
因为可授田的数目是有限的，承认工商业者的授田数，不过是对他们所实际
占有的土地作出规定罢了，事实上并不一定按人户划分土地给他们。
第三，唐王朝正视了南朝经济的发展，限制土地买卖的法令，显然比前
代放松。法令上限制土地买卖的时宽时严，给土地逾制的占有开了方便之门。
北魏均田令规定，只限于桑田的有余或不足部分才可买卖，所谓“不得卖其
分，亦不得买过所足”。但到北齐时，桑田和麻田同为世业田，世业田的范
围扩大了，可买卖的部分也就跟着扩大。及至唐代，在家贫需要葬费及流移
的情况之下皆可“出卖”永业田，而口分田在狭乡迁宽乡，卖充住宅、邸店、
碾磑时，都可“出卖”了。这样的规定，一方面意味着农民对自己的份地，
逐渐提高了占有权的属性，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豪强之家打开了巧
取豪夺的后门，使他们在设立邸店、碾磑、建置园宅的名义下，可以大肆兼
并了。这就是马克思所指的Verschacherung（诡诈），在封建的“荣光”照
耀之下，它是一种可耻的“出卖”，在出卖之中农民自己所换取来的是另一
种被保护地位。封建制的土地占有还附带对其他自然条件的占有，例如水源
等等。因了占有水源，当时关中地区的郑白渠上水磑就更多了，封建专制主
义的皇权曾采取了抑制手段。在永徽、开元时拆过这里的碾磑，大历时又大
拆过一次。然而四万顷的水田到大历时只剩下六千二百顷，从这里可见在“欺
诈的买卖”之下，而进行非法的兼并之烈。在这样依各种特权而实际兼并的
情况下，农民对于逐渐取得的土地占有权，并不是一种保证生活的前提，反
而是在风雨飘摇中造成失掉生活保证的前提，最后连自己本人也不得不从土
地上流离出去，成为史家所说的一种“客户”或豪强的“私属”。唐大诏令
集卷一一○说：“逃人田宅，因被贼卖，宜令州县招携复业。”因此，永业
田可以出卖的结果，使农民连自己也推销出去，其商标叫做被保护的“私属”。
唐代均田制这些特点的发展，带来了均田制的破坏。同时，伴随着均田
制的破坏，相应的出现了军制、税法的变革和庄园经济的发展。
贵族官僚在均田制下，土地的权力的扩大助长了非法的占有。寺院和豪
商占田的合法化，土地买卖限制的放松，促使着土地权力不按皇帝的意志来
授给，而按“形势”、“形要”的势力来巧取。从封建的土地所有权方面讲，
那就“逾制”地畸形发展起来，使均田制的章程遭到破坏。这在开元、天宝
之际就表现得非常严重。册府元龟卷四九五田制说：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乙丑诏，曰：。。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
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按指非法）。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夺；
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爰及口分永业，违法卖买，或改籍书，或
云典贴，致令百姓，无处安置。”
这自然是最高土地所有者皇帝一面的道理。其实人民在“违法卖买”之下流
亡逃散、无法安置，还有不堪租调剥削的一面。唐代诗人不少暴露出这种事
实。白居易的重赋诗即说明两税制前后的这样情况。他说：
“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
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
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
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
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
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白氏长庆集卷二秦中吟十首之二重赋）
原来请射、置牧、借荒都是最高地主的特许形式，但在制度破坏的时候，
无马也可以请牧地，所请的牧地中更有大量的熟田。超经济强制式的巧取豪
夺本来是品级性地主的特点，到了唐代就更开方便之门。于是出现了象卢从
愿这样的“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帝（玄宗）自此薄之，目为多田翁”（新
唐书卷一二九卢从愿传），也出现了有“地癖”的占有者，如李憕“丰于产
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
李彭年，皆有地癖”（旧唐书卷一八七下李憕传）。在这样的情况下，唐人
杜佑曾说：“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
间。”（通典卷二田制下注）
因了官僚豪强对土地的非法兼并或占有以及封建国家的苛重的田赋徭
役，武周时已经出现了“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情况。证圣年间（公元
六九五年），季峤就指出，户籍法束缚之下的劳动力，是封建土地所有权的
依据，依法是“军府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民，贯不可改”。因了制度的
破坏，“而越关继踵，背府相寻”，形成“天下之人，流散非一”了（唐会
要卷八五逃户）。玄宗时农民逃亡更多，形成了“籍帐之间，虚存户口，调
赋之际，旁及亲邻”的情况（同上）。这些户口逃亡到那里去了呢？不是“因
人而止”，就是“佣力自资”，逐渐转为强宗豪族的非法的隐户客户。陆宣
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说得很清楚：
“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