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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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及其改岁，则嗟妇子而入室处，又安有不安之甿乎？”（周礼详解
卷一五遂人）
“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后善。。。为政于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
（文集卷六五洪范传）
续通鉴长编卷二百四十，记王安石批评神宗的话，亦反映王安石对统治者和
被统治者的基本矛盾之关心：
“天命陛下为神明主，殴天下士民使守封疆，卫社稷，士民以死徇
陛下不敢辞者，何也？以陛下能为之主，以政令均有无，使富不能侵贫，
疆不得凌弱故也。今富者兼并百姓，乃至过于王公，贫者或不免转死沟
壑。陛下无乃于人主职事有所阙，何以报天下士民为陛下致死？”（熙
宁五年十一月戊午条）
为了调和阶级矛盾，君必须荫庇其民。对“不足以自存”的民，应该有所哀
矜。在诗义里，有好多处表达了这种思想：
“宣王之民，劳者劳之，来者来之，往者还之，扰者定之，危者安
之，散者集之。”（鸿雁小序）
“民皆离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哀之甚切。不尔，则无告之
民，不足以自存矣。”（鸿雁之三章）
“王失德剥丧，无以荫庇其民。”（桑柔之首章）
“瓶，譬则民也；罍，譬则君也。瓶之罄，则罍之耻；民之穷，则
君之羞。”（蓼莪之三章）
实际上，瓶之罄，必然逼得罍也非罄不可。“民之穷，则君之羞”，是
一种美化的说法。正是民之穷，才使君丧失了剥削的来源。但是，在贵势兼
并的条件下，说“民之穷则君之羞”，正显示出皇权与豪权的矛盾。
据王安石说，豪富掠夺，人民生活贫困，荡析离散，则将轻去其王。看
来他是想对封建的等级制有所改变，来调和阶级矛盾。
“佌佌者有家，而蔌蔌者方且有禄未艾也，而民反无禄。”（诗义
正月之卒章）
“民有欲无主乃乱。。。王不能乂而民无所得禄，则释王而从禄于
他。乌之为物，唯能食己，则止其屋，民之从禄，特如此矣。”（诗义
正月之三章）
“民荡析离散，无复生理，故如彼栖草也。”（诗义召旻之四章）
这样，就到了农民战争的边缘，王的所谓受天明命，也就破产了。
“商之子孙，侯服于周，则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尝命商，使有九有
之师矣，今从服于周，所谓靡常也。”（诗义文王之五章）
“天命艰难，不可保恃如此。则后王宜以殷为监也。”（同上六章）
为了巩固统治，保证人民的一定的生活，王安石提出“损有余以补不足”，
“衷多益寡”的主张。他说：
“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顺天休命。”（文集卷六五易象论
解）
“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文集卷七八与孟逸秘校手书四）
在不否定贫富区分的条件下，发富室之藏，以恤贫民，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
想法。
第三，是生财理财问题。对北宋政府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王安石提出
积极的生财、理财的主张。他说：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
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
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
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
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文集卷三
九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方今之所谓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
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文集卷
七五与马运判书）
生财的途径，是因天下之力，即利用所有的劳动力进行生产；资之天下，即
利用自然。因天下之力，资之天地，二者结合，则天下富。这里，就牵涉到
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保证问题，王安石说，应该“闵仁百姓，无夺其时，无
侵其财，无耗其力”（文集卷四十九宽恤民力制）。“少长而有为也，莫不
有富之道，得其常产则富矣。。。得其常性，又得其常产，而继之以毋扰，
则康宁矣。”（文集卷六五洪范传）
理财的途径，是抑止兼并，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去重敛，宽
农民，庶几国用可足，而民财不匮。”（文集卷七○乞制置三司条例）王安
石说：
“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
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途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
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同上）
王安石认为“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莩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
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文集卷七三答曾公立书）。
新法，基本上都是生财、理财的办法。新法推行的结果，到元丰年间，的确
也相对地发展了生产，使国家财富比较充盈。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
第二秋。
湖海元丰岁又登，稆生犹足暗沟塍，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
未曾。”（文集卷二七歌元丰五首之一、三）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
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乾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获笋肥甘胜牛乳，
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蹋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
苦。。。”（文集卷一后元丰行）
到神宗末年，府库积余了大量财物，内帑五十二库，全满了。陆佃记载这种
情况说道：
“（神宗）常惋愤敌人倔强，久割据燕，慨然有恢复之志。聚金帛
内帑，自制诗一章曰：‘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
积帛内帑，几以募士。曾孙承之，敢忘厥志。’每库以诗一字目之。既
而积储如丘山，屋尽溢不能容。又别命置库增广之，赋诗二十字，分揭
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雇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其规模宏远如此。迨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
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余财羡泽，至今蒙利。”（陶山集卷一一神宗
皇帝实录叙论）
第四，是对契丹和西夏的斗争问题。王安石主张积蓄力量，对契丹和西
夏展开不妥协的斗争。保甲、保马法的推行、军器监的设置，都收到强兵的
积极效果。
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象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
解。封建的学者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
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象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
设计的大人物。历史主义的研究，必须打破前人的歪曲，揭开被封建学者的
偏见所记载的史实面目，撕去王安石由主观幻想出发的一套复古臆说，进而
从阶级分析，总结他的思想实质，发掘他的哲学思想以至社会思想的唯物主
义和进步的传统。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正如列宁所指出
的，王安石所依据周礼幻想的古代井田式的“国有化”是不能实现的，但他
是一位中世纪进步的改革家。
第十章 北宋唯心主义道学的形成
第一节 北宋道学产生的社会根源
“道学”是与王安石“新学”同时兴起的对立的学派。北宋道学的代表
人物，按照朱熹较早的意见，是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
等“六先生”（朱子大全卷八五六先生画象赞）；但朱熹在乾道九年（公元
一一七三年）所撰叙述“道统”的伊洛渊源录，因了洛学的门户之见，又将
司马光除去，所余五人即所谓北宋五子。
上述北宋道学的“六先生”都是并世之人，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极密切
的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关系，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但道学为什么在北宋后期兴
盛起来，这五、六位人物又何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
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是不愿也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的。
朱熹以下正统的道学家每每以此归功于天命，说什么“五星聚奎，伊洛
锺秀”，“周程张邵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谓奇验”（宋
元学案百源学案附黄百家语），这种占星术的迷信的说法，显然只能表现出
封建学者的阶级偏见。
近代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道学的本质作了形形色色的粉饰，冯友兰和
贺麟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冯友兰为了给他的反动的“新理学”寻找“道
统”的根据，把道学描绘为中国哲学的正宗。他极力鼓吹道学是统一了“高
明与中庸的对立”，是极高的“天地境界”（新原道第九章道学），而自命
为“接着”宋明理学的“新统”。同样的，贺麟也说“儒家之理学为中国之
正宗哲学”，主张“以西洋之正宗哲学发挥中国之正宗哲学”（儒家思想的
新开展，见儒家思想新论第六页）。资产阶级学者中间有些人在四十年代高
倡所谓“新儒学”，正是企图在殭死了的“道统”上粉饰以帝国主义没落时
代的唯心主义哲学，来抗拒马克思主义真理，以期从思想战线上维护正在崩
溃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些对道学的吹捧，今天还遗留有一定的影响，甚至
想用别的花招使之死灰复燃。因此，对道学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意义在这
里作较详细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在上章中，我们曾说明过北宋庆历以后学风的变化。王应麟首先指出王
安石的“新学”的作用，他说：
“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
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困学纪闻卷八）
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以来的笺注经学，是宋代的一般趋势。然而在义理之学
的形成之中，却伴随着新旧党的政治斗争，同时也发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唯物主义的代表者以新党王安石为首，唯心主义的代
表者以旧党司马光、二程等为首。如上引王应麟的话，解经新义是始于王安
石的“新学”；而“道学”从思想内容和实质来看，便与“新学”针锋相对，
树起了敌对的旗号。神宗元丰二年（公元一○七九年），二程已说：
“今异教之害，道家之说则更没可辟，唯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
深，。。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
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
二程的弟子杨时（龟山）在哲宗元祐元年与吴国华书中更明白说出：
“某于程氏之门，所谓过其藩而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为党与以
攻王（安石）氏学？夫王氏之学，其失在人耳日，诚不待攻，而攻之者
亦何罪耶？”（杨龟山先生集卷一七）
按杨时恰是程门第一个全面攻击王学的“灵利高才”。从这些话中可以知道，
程门“道学”和王安石派的“新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里，首先研究一下新旧党的政治斗争。
宋神宗以后，代表庶族的新党和代表豪族的旧党之间即展开了尖锐的斗
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即“新学”和“道学”的迭相祟黜。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为了推行新法，于执政之初，首先改革科举与学
校制度，并修领三经新义，“一时学者莫不传习，有司纯用以取士”。
旧党程颢当时即上疏，根据封建的等级制度的法律虚构，指斥新政为“用
贱陵贵，以邪妨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政治斗争的尖锐已达极
点。王安石为了贯彻新法，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于是在该年（熙宁三年，
公元一○七○年）四月戊辰贬旧党吕公著知颖州，己卯贬赵捴贾荩舔�
权发遣京西路提点刑狱，壬午贬张戬知公安县。只有张载未被贬逐，但他“益
不安，乃谒告西归”（行状）。熙宁十年，张载被召还馆，同知太常礼院，
该年冬，他又再次辞职。
在熙宁时代，王安石好象把旧党打下了政治舞台，但实陈上旧党政治集
团的阵营依然未受动摇。
旧党代表人物被贬逐后，大多退居洛阳。这一点是理解当时政治斗争的
一个重要的侧面，也是理解“道学”何以在伊洛兴起的关键，我们必须在下
面着重地作些说明。
洛阳自唐以来便是豪贵势力的中心。北宋蜀党的李格非曾撰有洛阳名园
记，说：
“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
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馀所。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
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
共灭而俱亡者，无馀家矣。予故曰：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
呜呼！公卿大夫高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
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李格非的这篇名文指出了洛阳一直是公卿豪贵聚居之地，而豪贵园邸的兴废
正是与其政治地位的盛衰分不开的，同时借唐喻宋，还预见了北宋的复亡。
名园记所对宋代园邸的描写，其中就包括旧党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
著等人的贵族生活及其政治活动。
北宋时代的大家世族豪贵显官，照例要在洛阳设置园宅。司马光送李公
明序（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五）所记李公明，少为丞相子，长为台阁显
官，诸子为九卿牧守，而特以“洛阳佳园宅”为称。苏辙洛阳李氏园池诗记
（栾城集卷二三）所记李侯是家世名将，“既得谢居洛阳，引水植竹，求山
谷之乐，。。则虽洛阳之多大家世族，盖未易以园囿相高也。”这样的例证
是不胜枚举的。苏辙在游景仁（范镇）东园诗中曾这样描绘洛阳的景色：
“邻家并侯伯，朱门掩芳菲，畦花被锦锈，庭桧森旌旗，华堂洵金
碧，叠观凝烟霏，仿佛象宫禁，萧条远喧卑。”（同上卷七）
司马光退居洛阳共十五年，程颢被贬后也回到洛阳。文彦博、富弼、司
马光、吕公著、程颢等人都集中于洛阳，决不是不问政治的，相反的，他们
俨如一个在野内阁，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