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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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吕公著、程颢等人都集中于洛阳，决不是不问政治的，相反的，他们
俨如一个在野内阁，仍然策谋计议，争取士大夫，俟机而动。司马光“居洛
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当即此义。富弼“在洛阳，多以手疏论天下大
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邵博闻见后录卷二四）。据邢恕追述，程颢
“既不用于朝廷，。。居洛几十年，。。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
闾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于是先生
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伊洛渊源录卷二）。这段话如果剖视
其中的内容，也正说明了程颢的政治活动。封建统治阶级认为“美谈”的洛
阳耆英会、同甲会、真率会等等，都是“名高望重”的豪贵的聚集，这里面
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神宗朝在洛阳的旧党，资格最老的应推文彦博。他虽“穷贵极富”（宋
史卷三一三本传），但与二程邵雍等关系非常亲切。我们如果以魏晋的品题
来看这时在豪族圈子里的“名望”，居然名豪大族的遗风犹在，如富弼、吕
公著、司马光、程颢被品题于“四贤”之目，邵雍四贤吟：
“彦国之言铺陈，晦叔之言简当，君实之言优游，伯淳之言条畅。
四贤洛阳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击
壤集卷一九）
二程同时也品题说：
“君实笃厚，晦叔谨严，尧夫放旷。”（河南程氏遗书第六）北宋
道学六先生，有位居人上的、具有族望的五人曾居于洛阳。
这里应指出，张载久居关中，在政治态度上和上面的人物有些不同。他
保持看所谓关学的一些传统，没有和洛学完全合流。
从这里所讲的历史事实看来，北宋后期洛阳是旧党政治活动的策源地，
而以洛阳为中心的豪族地主集团，就是道学产生的社会基础。
到了哲宗元祐初高太皇太后听政时，旧党司马光、吕公著起复，除在政
治上立即贬逐新党外，也马上下手撤除王安石所苦心经营的学制。元祐元年
（公元一○八六年）四月，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
知，以勉励天下”（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八），进一步便利执政的旧党援引私
人，树立党羽。五月，诏孙觉、雇临、程颐修立国子监太学生条制（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三八）。七月，司马光奏立十科举士法。二年正月，吕公著“请
禁主司不得以老庄书命题，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
毋得专取王（安石）氏。寻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说。”四月，吕公著请复制
科。至此，王安石在学制方面的改革就全被推翻了。
元祐初年，新学实陈已成禁学，据记：
“元祐初，温公（司马光）拜相，更易熙丰政事。荆公（王安石）
在锺山，亲旧恐伤其意，不敢告语。有举子自京师归，公问有何新事，
对曰：‘近有指挥不得看字说。’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
（曾慥高斋漫录）
“道学”对“新学”的攻击很明显地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更确
切地讲来，这种学术攻击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程颐曾强调说：“朝廷以道学、
政术为二事，正自古之可忧者”（张载亦有此语），并不掩饰道学的政治作
用。这一点，对于认识道学的历史意义是重要的。
了解了北宋新党和旧党的政治斗争的形势，我们再进一步研究旧党中道
学家的社会身分和政治地位。
北宋道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隶属于旧党，在政治上代表着品级性的豪族
地主的利益。关于此点，必须根据历史事实，作些详细的说明。
在北宋道学“六先生”中，司马光的政治活动是最明显的。如所周知，
司马光是旧党的领袖、新法的死敌。他在元祐执政时，亲自主持了复辟旧法
的政治措施，实行文彦博所谓君权应该依靠士大夫，不应依靠人民的政策，
保卫着所谓不能“用贱陵贵”的豪族地主的权益。王安石曾说：“终始谓新
法为不便者，独司马君实耳。”（邵伯温闻见前录卷一一）这是不容置疑的。
周敦颐表面上不象司马光那样显明，因为他在北宋当代，在政治方面和
学术方面都没有很高的地位。周敦颐之于道学，犹如禅宗的达磨、道教南宗
的张伯端，其崇高地位多出于后人追拟。但仔细考察周敦颐的政治经历，也
可以看出他与旧党的密切关系。
据潘兴嗣为周敦颐所撰的墓志，周敦颐自幼由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抚
养，仁宗景祐时经郑向奏授洪州分宁主簿。庆历六年（公元一○四六年），
周敦颐知虔州时，程颢、程颐的父亲程珦摄通守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
语，知其为学知道也，因与为友。。。及为郎，故事当举代，每一迁授，辄
以先生名闻。”（朱熹濂溪先生事状）二程向周敦颐问学，当在此时。
嘉祐元年（公元一○三六年），周敦颐署合州判官事。在合州时，他与
新法的首要反对者之一赵挿⑸怠＞莼仆ゼ崴牵骸�
“赵公阅道（挘┖懦坪孟汀Ｈ擞卸衩澹ㄖ芏匾茫┱撸怨允�
者临之甚威，茂叔处之超然。其后乃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荐之
于朝，论之于士大夫，终其身。”（山谷别集卷上濂溪诗序）
可知周敦颐的政治措施深得赵挼某粕汀�
神宗熙宁初年，吕公著也曾荐举周敦颐：
“正献公（吕公著）在侍从，闻茂叔名，力荐之，自常调除转运判
官。茂叔以启谢正献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于高贤无一日之雅。’”
（吕本中童蒙训）
按此时赵捳谥惺椋撕狭Γ瓦谥芏匾梦隳隙纷伺泄佟Ｎ跄�
三年，赵捯蚴杌餍路ㄈノ唬鲋贾荨Ａ辏話再尹成都，听到周敦颐
因病去官，拜章乞留，朝命及门，周敦颐就死了。从嘉祐到熙宁，十七、八
年之间，周敦颐始终受赵挶右瘛Ｗ苤芏匾盟淙还俦埃胝話、吕
公著、吕陶等人的深厚联系已足说明他是站在旧党的一面。
熙宁新法时代，曾在朝中任职的道学家，除司马光外，还有程颢、张载
和张戬。二程的家世历代仕宦，其曾祖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程遹赠
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程珦最后以太中大夫致仕。程颢在熙宁时，经吕
公著荐，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新法之初，首为异论”（伊洛渊
源录卷二）。如程颐在所撰程颢行状中所说：
“荆公（王安石）寖行其说，先生（程颢）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
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
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
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寖■等十余事。”（同上）
熙宁二年至三年四月，程颢任御史八、九个月，极力反抗新法，著名的陈治
法十事一疏就集中地表现了他与新法对立的政治主张。
程颢不仅在政治上与王安石相对立，而且在学术上也相排击。道学与新
学的对立在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如邵伯温所说：
“荆公尝与明道（程颢）论事不合，因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
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河南程氏遗书第一九）
程颢曾屡次在神宗面前讥评王安石新学，如：
“神宗问王安石之学如何，明道对曰：‘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
约则未也。’”
“＇明道＇昔见上，＇上＇称介甫（王安石）之学，对曰：‘王安石之
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故？’对曰：‘臣不敢远引，止以近事
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舃几几。周公盛德，形
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河南程
氏遗书第二上）
程颢这种批评毫未涉及王安石学术的实质，而无理地牵扯到王安石的衣饰容
仪，很象唐代党争中豪族地主的口吻。据高斋漫录，文彦博在熙宁时曾用高
脚椅子戏弄年少身矮的新进大理寺丞李察，这正可以代表豪族地主对新起的
庶族的轻蔑。
由于看到新法势在必行，程颢曾采取一种暂时容忍的阴险态度。熙宁初，
青苗法的推行是党争的焦点，程颢在遭贬时却说：“以今日之患观之，犹是
自家不善从容，至如青苗，且放过又何妨？”这就是说应该保存旧党的力量，
俟机再起。他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政事时曾说：
“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使众君子未与
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
为书不至此之甚也。”（闻见前录卷一五）
程颢的贬逐和张载、张戬的出朝是相联系的。二张兄弟是二程的表叔。
据吕大临所撰张载的行状，张载早年曾研习兵法及释老之书，促使他转向道
学的是二程。程颐虽曾谦虚否认这一点，但张载受二程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张载张戬当时在关中合称“二张”。据说，“横渠（张载）尝语人曰：‘吾
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自屈，在孔门之列宜与子夏相后先。’
及与之论道，曰：‘吾弟全器也，然论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无
忧乎？’”（宋元学案横渠学案）可见关学中二张的学术思想，不完全如二
程的关系，有相合的一面，也曾存在过不一致的一面。
张载未第时曾受文彦博延聘。程颢曾说：“颢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
张子厚（载）、邵尧夫（雍）、司马君实（光）。”（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
所以程颢向神宗推荐人材数十人，就以张载和程颐为首。熙宁二年（公元一
○六九年），张载经吕公著荐举入朝，除崇文院棱书，据行状记：
“既入见，上问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上悦之，曰：‘卿每日
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先生谢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
新政所安，愿徐观旬日，继有所献。’上然之。
他日见执政（王安石），执政尝语曰：‘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
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对曰：‘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
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执政默然，
而语多不合，寖不悦。”
可知张载的态度虽比较和缓些，但也是不愿为新政服务的。
张戬就不甚相同了，他也在熙宁初入任御史，反对新法最为激烈，曾“章
十数上”（伊洛渊源录卷六行状）。据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的记载，王安石
当时以青苗法是否实行决定去就，程颢与孙觉了解到神宗意袒王安石，本来
是准备迂回一时的，只是由于张戬在中书“大悖”，新旧两党于是归于决裂。
按照司马光温公日录，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张戬为监察里行，请罢条例司，因诣中书，极陈其事，辞气甚厉。
介甫（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所为
事耳！岂惟戬笑，天下谁不笑之者？’暘叔解之曰：‘察院不须如此。’
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邪？’退而家居，申台不视事而待罪。”（伊
洛渊源录卷六引）
邵雍是另一类型的人物，他的特点是从未在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仁宗
嘉祐时，王拱辰曾推荐他；神宗熙宁初，吕公著、祖无择、吴充也曾加以荐
举。富弼曾屡次举荐邵雍，但为王安石所沮（闻见前录卷一八）。我们必须
指出，邵雍所以不仕，“称疾不之官”，决不是由于宁静澹泊，而是因为他
以隐逸的身分居住洛阳有其特殊的便利。邵雍在诗中说：“居洛八九载，投
心唯二三，相逢各白首，共坐多清谈”（击壤集卷一闲吟四首之一），决非
真实的情况。实际上邵雍经常奔走于豪贵之门，甚至“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
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邵雍）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
心，于是酒肴竞进，饜饫数日，复游一家”（马永卿嬾真子，亦见闻见前录
卷二○），这正是门前食客的生活。嘉祐时，王拱辰给他修屋，富弼给他买
园；熙宁时，行买官田法，司马光等二十余家替他买下“七千余步平流水”
的大宅园。因此，邵雍的“安乐窝”，宅契是司马光户名，园契是富弼户名，
庄契是王拱辰户名，借以避免科调（闻见前录卷一八）。由此可见，邵雍“隐
居”洛阳，其实是由世家豪族供养，他热爱地租并不下于其他豪族。
翻阅邵雍的诗集，马上可以发现他与旧党诸人的密合无间。例如邵雍赋
安乐窝中好打乖吟，和诗者就有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程颢、吕希哲等七
人。因此，邵雍在政治见解上站在旧党一面，是毫不足怪的。据邵伯温记，
邵雍和第一个反对王安石的吕诲友善，吕诲赴召时，邵雍与论天下事，“无
一不如所言者”。邵伯温还提到，新法初行时，一些旧党官吏“欲投劾而归，
以书问康节先公（邵雍），康节先公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
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闻见前录卷一九）这
种策划和程颢是相似的。
击壤集中很多是讥评新法的政治诗。例如和富弼的一首诗中说：“杯觞
限新法，何故便能倾？”（卷九）又如闻见前录卷二十所载题枕屏诗，讽刺
新政为“儿戏”。卷十六的毛头吟“忧国心深为爱君”和卷三的秋忆三十六
首中“国命在乎民”二首也都是这一类的影射诗。总之，邵雍的脐带是牢牢
生附在豪族的基盘上的，正如他的知幸吟所老实说出的：
“鸡职在司晨，犬职在守御，二者皆有功，一归于报主。我饥亦享
食，我寒亦受衣，如何无纤毫，功德补于时？”（击壤集卷九）
事实上这位冒名“官户”而衣食于主人的邵雍，确实尽了他对于豪族的“鸡
犬”“报主”的力量。
以上所述着重在神宗朝。从神宗到哲宗，庶族与豪族的斗争有两个转折。
元祐初，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复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废弃新法，皇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