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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部分

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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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吕公著、程颢等人都集中于洛阳,决不是不问政治的,相反的,他们
俨如一个在野内阁,仍然策谋计议,争取士大夫,俟机而动。司马光“居洛

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当即此义。富弼“在洛阳,多以手疏论天下大
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邵博闻见后录卷二四)。据邢恕追述,程颢
“既不用于朝廷,。。居洛几十年,。。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 
闾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于是先生
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伊洛渊源录卷二)。这段话如果剖视
其中的内容,也正说明了程颢的政治活动。封建统治阶级认为“美谈”的洛
阳耆英会、同甲会、真率会等等,都是“名高望重”的豪贵的聚集,这里面
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神宗朝在洛阳的旧党,资格最老的应推文彦博。他虽“穷贵极富”(宋
史卷三一三本传),但与二程邵雍等关系非常亲切。我们如果以魏晋的品题
来看这时在豪族圈子里的“名望”,居然名豪大族的遗风犹在,如富弼、吕
公著、司马光、程颢被品题于“四贤”之目,邵雍四贤吟: 
“彦国之言铺陈,晦叔之言简当,君实之言优游,伯淳之言条畅。
四贤洛阳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击
壤集卷一九) 
二程同时也品题说: 
“君实笃厚,晦叔谨严,尧夫放旷。”(河南程氏遗书第六)北宋
道学六先生,有位居人上的、具有族望的五人曾居于洛阳。
这里应指出,张载久居关中,在政治态度上和上面的人物有些不同。他
保持看所谓关学的一些传统,没有和洛学完全合流。
从这里所讲的历史事实看来,北宋后期洛阳是旧党政治活动的策源地, 
而以洛阳为中心的豪族地主集团,就是道学产生的社会基础。
到了哲宗元祐初高太皇太后听政时,旧党司马光、吕公著起复,除在政
治上立即贬逐新党外,也马上下手撤除王安石所苦心经营的学制。元祐元年
(公元一○八六年)四月,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
知,以勉励天下”(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八),进一步便利执政的旧党援引私
人,树立党羽。五月,诏孙觉、雇临、程颐修立国子监太学生条制(续资治
通鉴长编卷三八)。七月,司马光奏立十科举士法。二年正月,吕公著“请
禁主司不得以老庄书命题,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 
毋得专取王(安石)氏。寻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说。”四月,吕公著请复制
科。至此,王安石在学制方面的改革就全被推翻了。
元祐初年,新学实陈已成禁学,据记: 
“元祐初,温公(司马光)拜相,更易熙丰政事。荆公(王安石) 
在锺山,亲旧恐伤其意,不敢告语。有举子自京师归,公问有何新事, 
对曰:‘近有指挥不得看字说。’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 
(曾慥高斋漫录) 
“道学”对“新学”的攻击很明显地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更确
切地讲来,这种学术攻击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程颐曾强调说:“朝廷以道学、
政术为二事,正自古之可忧者”(张载亦有此语),并不掩饰道学的政治作
用。这一点,对于认识道学的历史意义是重要的。
了解了北宋新党和旧党的政治斗争的形势,我们再进一步研究旧党中道
学家的社会身分和政治地位。
北宋道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隶属于旧党,在政治上代表着品级性的豪族
地主的利益。关于此点,必须根据历史事实,作些详细的说明。

在北宋道学“六先生”中,司马光的政治活动是最明显的。如所周知, 
司马光是旧党的领袖、新法的死敌。他在元祐执政时,亲自主持了复辟旧法
的政治措施,实行文彦博所谓君权应该依靠士大夫,不应依靠人民的政策, 
保卫着所谓不能“用贱陵贵”的豪族地主的权益。王安石曾说:“终始谓新
法为不便者,独司马君实耳。”(邵伯温闻见前录卷一一)这是不容置疑的。
周敦颐表面上不象司马光那样显明,因为他在北宋当代,在政治方面和
学术方面都没有很高的地位。周敦颐之于道学,犹如禅宗的达磨、道教南宗
的张伯端,其崇高地位多出于后人追拟。但仔细考察周敦颐的政治经历,也
可以看出他与旧党的密切关系。
据潘兴嗣为周敦颐所撰的墓志,周敦颐自幼由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抚
养,仁宗景祐时经郑向奏授洪州分宁主簿。庆历六年(公元一○四六年), 
周敦颐知虔州时,程颢、程颐的父亲程珦摄通守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
语,知其为学知道也,因与为友。。。及为郎,故事当举代,每一迁授,辄
以先生名闻。”(朱熹濂溪先生事状)二程向周敦颐问学,当在此时。
嘉祐元年(公元一○三六年),周敦颐署合州判官事。在合州时,他与
新法的首要反对者之一赵挿⑸怠>莼仆ゼ崴牵骸
“赵公阅道(挘┖懦坪孟汀H擞卸衩澹ㄖ芏匾茫┱撸怨允
者临之甚威,茂叔处之超然。其后乃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荐之
于朝,论之于士大夫,终其身。”(山谷别集卷上濂溪诗序) 
可知周敦颐的政治措施深得赵挼某粕汀
神宗熙宁初年,吕公著也曾荐举周敦颐: 
“正献公(吕公著)在侍从,闻茂叔名,力荐之,自常调除转运判
官。茂叔以启谢正献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于高贤无一日之雅。’” 
(吕本中童蒙训) 
按此时赵捳谥惺椋撕狭Γ瓦谥芏匾梦隳隙纷伺泄佟N跄
三年,赵捯蚴杌餍路ㄈノ唬鲋贾荨A辏話再尹成都,听到周敦颐
因病去官,拜章乞留,朝命及门,周敦颐就死了。从嘉祐到熙宁,十七、八
年之间,周敦颐始终受赵挶右瘛W苤芏匾盟淙还俦埃胝話、吕
公著、吕陶等人的深厚联系已足说明他是站在旧党的一面。
熙宁新法时代,曾在朝中任职的道学家,除司马光外,还有程颢、张载
和张戬。二程的家世历代仕宦,其曾祖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程遹赠
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程珦最后以太中大夫致仕。程颢在熙宁时,经吕
公著荐,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新法之初,首为异论”(伊洛渊
源录卷二)。如程颐在所撰程颢行状中所说: 
“荆公(王安石)寖行其说,先生(程颢)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
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
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
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寖■等十余事。”(同上) 
熙宁二年至三年四月,程颢任御史八、九个月,极力反抗新法,著名的陈治
法十事一疏就集中地表现了他与新法对立的政治主张。
程颢不仅在政治上与王安石相对立,而且在学术上也相排击。道学与新
学的对立在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如邵伯温所说: 
“荆公尝与明道(程颢)论事不合,因谓明道曰:‘公之学如上壁’, 
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河南程氏遗书第一九)

程颢曾屡次在神宗面前讥评王安石新学,如: 
“神宗问王安石之学如何,明道对曰:‘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
约则未也。’” 
“'明道'昔见上,'上'称介甫(王安石)之学,对曰:‘王安石之
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故?’对曰:‘臣不敢远引,止以近事
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舃几几。周公盛德,形
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河南程
氏遗书第二上) 
程颢这种批评毫未涉及王安石学术的实质,而无理地牵扯到王安石的衣饰容
仪,很象唐代党争中豪族地主的口吻。据高斋漫录,文彦博在熙宁时曾用高
脚椅子戏弄年少身矮的新进大理寺丞李察,这正可以代表豪族地主对新起的
庶族的轻蔑。
由于看到新法势在必行,程颢曾采取一种暂时容忍的阴险态度。熙宁初, 
青苗法的推行是党争的焦点,程颢在遭贬时却说:“以今日之患观之,犹是
自家不善从容,至如青苗,且放过又何妨?”这就是说应该保存旧党的力量, 
俟机再起。他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政事时曾说: 
“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使众君子未与
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
为书不至此之甚也。”(闻见前录卷一五) 
程颢的贬逐和张载、张戬的出朝是相联系的。二张兄弟是二程的表叔。
据吕大临所撰张载的行状,张载早年曾研习兵法及释老之书,促使他转向道
学的是二程。程颐虽曾谦虚否认这一点,但张载受二程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张载张戬当时在关中合称“二张”。据说,“横渠(张载)尝语人曰:‘吾
弟德性之美,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自屈,在孔门之列宜与子夏相后先。’ 
及与之论道,曰:‘吾弟全器也,然论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无
忧乎?’”(宋元学案横渠学案)可见关学中二张的学术思想,不完全如二
程的关系,有相合的一面,也曾存在过不一致的一面。
张载未第时曾受文彦博延聘。程颢曾说:“颢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 
张子厚(载)、邵尧夫(雍)、司马君实(光)。”(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 
所以程颢向神宗推荐人材数十人,就以张载和程颐为首。熙宁二年(公元一
○六九年),张载经吕公著荐举入朝,除崇文院棱书,据行状记: 
“既入见,上问治道,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上悦之,曰:‘卿每日
见二府议事,朕且将大用卿。’先生谢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测朝廷
新政所安,愿徐观旬日,继有所献。’上然之。
他日见执政(王安石),执政尝语曰:‘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 
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对曰:‘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
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执政默然, 
而语多不合,寖不悦。” 
可知张载的态度虽比较和缓些,但也是不愿为新政服务的。
张戬就不甚相同了,他也在熙宁初入任御史,反对新法最为激烈,曾“章
十数上”(伊洛渊源录卷六行状)。据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的记载,王安石
当时以青苗法是否实行决定去就,程颢与孙觉了解到神宗意袒王安石,本来
是准备迂回一时的,只是由于张戬在中书“大悖”,新旧两党于是归于决裂。
按照司马光温公日录,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张戬为监察里行,请罢条例司,因诣中书,极陈其事,辞气甚厉。
介甫(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所为
事耳!岂惟戬笑,天下谁不笑之者?’暘叔解之曰:‘察院不须如此。’ 
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邪?’退而家居,申台不视事而待罪。”(伊
洛渊源录卷六引) 
邵雍是另一类型的人物,他的特点是从未在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仁宗
嘉祐时,王拱辰曾推荐他;神宗熙宁初,吕公著、祖无择、吴充也曾加以荐
举。富弼曾屡次举荐邵雍,但为王安石所沮(闻见前录卷一八)。我们必须
指出,邵雍所以不仕,“称疾不之官”,决不是由于宁静澹泊,而是因为他
以隐逸的身分居住洛阳有其特殊的便利。邵雍在诗中说:“居洛八九载,投
心唯二三,相逢各白首,共坐多清谈”(击壤集卷一闲吟四首之一),决非
真实的情况。实际上邵雍经常奔走于豪贵之门,甚至“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
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邵雍)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
心,于是酒肴竞进,饜饫数日,复游一家”(马永卿嬾真子,亦见闻见前录
卷二○),这正是门前食客的生活。嘉祐时,王拱辰给他修屋,富弼给他买
园;熙宁时,行买官田法,司马光等二十余家替他买下“七千余步平流水” 
的大宅园。因此,邵雍的“安乐窝”,宅契是司马光户名,园契是富弼户名, 
庄契是王拱辰户名,借以避免科调(闻见前录卷一八)。由此可见,邵雍“隐
居”洛阳,其实是由世家豪族供养,他热爱地租并不下于其他豪族。
翻阅邵雍的诗集,马上可以发现他与旧党诸人的密合无间。例如邵雍赋
安乐窝中好打乖吟,和诗者就有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程颢、吕希哲等七
人。因此,邵雍在政治见解上站在旧党一面,是毫不足怪的。据邵伯温记, 
邵雍和第一个反对王安石的吕诲友善,吕诲赴召时,邵雍与论天下事,“无
一不如所言者”。邵伯温还提到,新法初行时,一些旧党官吏“欲投劾而归, 
以书问康节先公(邵雍),康节先公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 
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闻见前录卷一九)这
种策划和程颢是相似的。
击壤集中很多是讥评新法的政治诗。例如和富弼的一首诗中说:“杯觞
限新法,何故便能倾?”(卷九)又如闻见前录卷二十所载题枕屏诗,讽刺
新政为“儿戏”。卷十六的毛头吟“忧国心深为爱君”和卷三的秋忆三十六
首中“国命在乎民”二首也都是这一类的影射诗。总之,邵雍的脐带是牢牢
生附在豪族的基盘上的,正如他的知幸吟所老实说出的: 
“鸡职在司晨,犬职在守御,二者皆有功,一归于报主。我饥亦享
食,我寒亦受衣,如何无纤毫,功德补于时?”(击壤集卷九) 
事实上这位冒名“官户”而衣食于主人的邵雍,确实尽了他对于豪族的“鸡
犬”“报主”的力量。
以上所述着重在神宗朝。从神宗到哲宗,庶族与豪族的斗争有两个转折。
元祐初,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复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废弃新法,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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