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四卷 上-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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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指出道学所谓“中”即是佛学的“佛性”,恰好揭穿了洛学“极高明而
道中庸”和“未发之中”的底蕴。苏辙以儒者身分注解老子,而自命为“佛
说”,所以苏轼跋此书说:“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
则佛老不为二。”(仇池笔记卷上)
在二苏的哲学中,最高范畴是“道”,而沿用汉儒和玄学的术语,特称
为“道之大全”。苏轼说:
“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而易实开之,赋之以名;以名为不足,
而取诸物以寓其意。”(毗陵易传卷八)
苏辙也说:
“古之所谓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览于物之终始。”(老子解古之
善为道者章第六十五)
这一名辞后来即为朱熹所沿用。
“道”或“道之大全”仍即佛学中双遣有无的抽空了的本体。苏辙这样
形容他所说的“道”:
“道非有无,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运而成象,著而成物,未
有不出于恍惚者也。”
“方有无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见;及夫有无之交,则见其窈冥深眇,
虽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同上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这样,“道”是一种特定名称的世界的作者、创始者,和称“主”的上
帝是异名同实的范畴,和“佛性”具有同样的规定。反之,有形的物质世界,
按照苏辙说来,即使是天地,那也是“未离乎形数”(同上天长地久章第七),
是有限的,而“道”则超出形数:
“物之有形者皆丽于阴阳,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虽在上而不
皦,虽在下而不昧,不可从形数推也。”(同上视之不见章第十四)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道虽被规定为超越有无的东西,但由道而至万物,仍是
由无到有的过程,因此苏轼说:
“至虚极于无,至实极于有,无为大始,有为成物。”(毗陵易传
卷七)
苏辙把有无换成终始的概念,他说:
“古者,物之所从生也,有者物之今,则无者物之古也。”(老子
解视之不见章第十四)
这便重复了玄学的“无能生有”的命题。
“有”与“无”的关系,在二苏的体系中就是现象与本体、妄与真的关
系,被称为“万物”的物质世界于是被描写为虚妄的:
“苟一日知道,顾视万物,无一非妄。”(同上治学日益章第四十
八)
唯心主义者总是喜爱在极之上求更高的极,设立一个反映“例外权”的最高
范畴,而这个最高范畴是任其主观愿望来假定的。因此,和佛学一样,二苏
可以认为“无”对“有”而言,“无”是“例外权”,“道”对“气”而言,
“道”是“例外权”,然而又可以加以否定,说有与无、道与器是同一东西
的两面,他们说:
“道者,器之上达者也;器者,道之下见者也,其本一也。”(毗
陵易传卷七)
他们以为把神秘的道说为“无”也是不对的,即:
“道虽常存,终莫得而名之,然亦不可谓之无也。”(老子解道冲
章第四)
因此,道之大全的恍惚才是最后的“例外权”。
关于由“道之大全”到万物之间的生成过程,二苏也引用了传统的阴阳
五行的系统,来论证他们的颠倒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他们虽然也特别强调了
水的地位,但水元素仍然是从“道”派生的,苏轼说:
“阴阳果何物哉?虽有娄旷之聪明,未有得其仿佛者也。阴阳交然
后生物,。。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
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谓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矣。
阴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水者,有无之际也,始离于无而入于
有矣。老子识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几于道’。圣
人之德虽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几于
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阴阳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
无有,此真道之似也。”(毗陵易传卷七)
苏轼以阴阳未交为道,这一点苏辙是不同意的,他认为“阴阳未交,元气也,
非道也”(栾城遗言),所谓“道”应该是更神秘的东西,但苏辙也同意水
是由无到有之间心经的原始阶段,他说:
“道运而为善,犹气运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
无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
丽于形,则于道有间矣,故曰:‘几于道矣’。”(老子解上善若水章
第八)
二苏关于水的理论,在形式上一方面是套用着象数学“天以一生水,地
以六成之”(东坡后集卷九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的滥调,说什么“阴阳
之始交,天一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同上续养生论);
另一方面也是盗取了古代管子水地篇和魏、晋之际傅玄杨泉的以水为万物基
本元素的命题,但这唯物主义的命题到了二苏手中,就遭到粗暴的歪曲(北
宋道教著作中有类似提法,请参看曾慥道枢)。二苏指为“物之终始”的水,
由于背后存在着更基本的神秘的道,不但不是万物的基本元素,而且与道教
的荒诞方术联系起来,从所谓“甘水”通到宗教的领域,如苏轼就说:
“阴阳之相化,天一为水,六者其壮而一其稚也。夫物老死于坤而
萌芽于复,故水者物之终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云,草木之
含滋,漠然无形而为往来之气也。为气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
者咸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来,而咸者一出而不复返,此阴阳之理也。
吾何以知之?盖尝求之于身而得其说。凡水之在人者,为汗,为涕,
为洟,为血,为溲,为泪,为涎,为沫,此数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鹜,然
后肇形于有物,皆咸而不能返,故咸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华池
之真液下涌于舌底而上流于牙颊,甘而不坏,白而不浊,宜古之仙者只
是为金丹之祖、长生不死之药也。”(同上卷八天庆观乳泉赋)这就可
以明白,所谓“水”为物之终始之说,原来是“求之于身”而得的,完全是
一种臆度,从这里作出的结论不过是兜售金丹方术的一块招牌而已。
在另外一方面,二苏也施用了一些狡猾的伎俩。在他们的著作中,有不
少地方是论述“天地自然”的原理的,如果孤立地看这些论述,似乎它们是
在反对神学的目的论,例如:
“万物自生自成,故天地设位而已。”(毗陵易传卷八)
“天地无私而听万物之自然,故万物自生自死,死非我虐之,生非
吾仁之也。”(老子解天地不仁章第五)
“太极者,有物之先也。夫有物必有上下,有上下必有四方,有四
方必有四方之间,四方之间立而八卦成矣。此必然之势,无使之然者。”
(毗陵易传卷七)
无疑,二苏不能不看出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联盟所具有的说服力量。然而有
两种对自然科学的态度,唯物主义者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在于作用于他们的世
界观,而唯心主义者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则在于反作用于他们的世界观。因此,
这些论点在二苏的体系中,只是用来说明现有的自然秩序——更重要的是社
会秩序——是先天地应该如此,进而从应该如此,反可以为了“天不变、道
亦不变”的唯心主义结论立下根据,例如苏轼就说:“天地之间,或贵或贱,
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陈而贵贱自位矣”(同上)。这样看来,人的贵贱正是
“必然之势,无使之然者”,等级制度是不可改变的。这就可以知道,唯物
主义者是在必然性方面论证世界,而唯心主义者是在命定性方面论证世界,
前者可以得出世界可变的结论,而后者却可以得出世界永远不变的结论。二
苏的哲学就属于后者,所以二苏关于天地自然的议论,决不能理解为无神论
的命题,因为他们在高唱天地自然的同时,不但恭维封建主义的品级制度,
而且并没有忘记贩卖神学的货色。
二苏认为宇宙的本体是不可思议的:
“使阴阳而可测,则其用废矣。。。神之所为,不可知也,观变化
而知之尔。。。是以知变化之间,神无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为神
则不可。”(毗陵易传卷七)
既然宇宙的最后根源是不可知并不可说的,那么怎样证明神的存在呢?他们
的逻辑方法是这样的,即人们在具体事物的变化之中,应当由推想法来体会
到那不可见的神的力量。苏轼说:
“必有所见而后知,则圣人之所知者寡矣,是故圣人之学也,以其
所见者推至其所不见者。”(同上)
这和基督教的所谓“公教实证学”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诡辩的途径就是借口
于宇宙本体不可知的缺口,安插进超于万物的神,即:
“是万物之盛衰于四时之间者也,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而谓之帝
者,万物之中有妙于物者焉,而谓之帝云尔。”(同上卷九)
这样,天地自然之说就与神的主宰重新奇妙地调和起来了,封建制社会束缚
人民的绳索之一——神权,于是得到了理论的说明。所谓妙于万物的神,说
来说去,还是主宰,二苏说:
“小物寡众,盖有可以力取而智夺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
(老子解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究竟谁能推出这样的神呢?而这个神又是对谁有利并对谁施威呢?下面的话
就在理穷之时而暴露出阶级偏见来了:
“天者,死生祸福之制,而民之所最畏者也。。。天事所不及,富
贵者制之;富贵者所不及,圣人通之。”(毗陵易传卷七)
在此,封建制社会中为富贵者所虚构的宗教和二苏所说的会通三教的“圣人”
之类的教主是为谁服务的,已经不言自明了。唯心主义之为僧侣主义,这里
是一个证件。
在秦观的思想中,关于世界观的部分大体上和二苏是相似的,而且还吸
收了一些前人讲“气”的理论,在某些地方表现出和关学的张载有一些类似
之点。
秦观在一些地方也强调宇宙之间的“气”的地位,他说:
“气之为物至矣。其在阳也,成象而为天;其在阴也,成形而为地。
阳沴于上,则日月星辰之光悖;阴沴于下,则草木山川之精变。气也者,
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运也,况于人乎?”(淮海集卷二四浩气传)
他并没有从这里向前进一步论证世界,而是向后退一步,以为万物的生成是
由无而成“气”,由“气”而成形质;万物的消灭是形质散而为“气”,“气”
散而为无,所谓“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来无所从,去无所诣,一兴一偾
于无穷之中”(同上卷二五陈偕传)。他更在描写有无的关系时,把“神”
捧出来:
“万物不能常有,有极则入于无;亦不能常无,无极则出于有。变
者,自有入于无者也;化者,自无入于有者也。方其入也,则质散而返
形,形散而返气,气散而返于芒忽之间,。。此物之极者所以由之也。
方其出也,则芒忽之间合而成气,气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质,。。此物
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是二者犹生之
有死,昼之有夜,动之有静,往之有来,常相待而为用,而未有能独成
者也。二者虽不能独成,而亦不能两立,何则?一气不顿进,变进则化
退矣;一形不顿亏,化进则变退矣。一进一退,选相出入,而神用无穷
焉。”(淮海集卷二三变化论)
所谓进退神用无穷,也就是“阴阳不测之谓神”。和二苏一样,秦观也从这
一点引导出有神论的结论,故他说:“变化者,神之用也。神无方,无方则
无所不在”(同上)。
无为和有得,道体和灵用,在秦观的哲学中都统一于“神”的合散,最
后结论便以“神”为造始者,也为复归者,他说:
“夫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变化而不可知谓之神。神也者,其
合则藏于无为,其散则寓于有得。昔之命道者,因其无为也,故强名之
以‘天’,所谓‘莫之为而常自然’者是已;自其有得也,故强名之以
‘灵’,所谓‘地得一以灵’是已。天者道也,而于神为无体之体;灵
者德也,而于神为无用之用。。。盖灵与天,其始也出于神,其终也入
于神,”(同上圣人继天测灵论)
因此,秦观的哲学和二苏相似,圈子绕得很远,但通过诡辩的逻辑,归根结
底是通向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从神和心的关系来看,秦观认为“气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
合也”(浩气传),这就把精神当做第一性来规定起来,他也沿用“心斋”
的传统说法,明白地说:心犹如虚空,但虚空还不如心的神妙(同上卷二五
心说),更充分暴露了唯心主义的本质。
蜀学的世界观大略如上,至于其认识论和人性论,大致与洛学相似,并
没有新的花样。例如苏辙说:
“性之为体,充遍宇宙,无远近古今之异。古之圣人,其所以不出
户牖而无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为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内
为身心之所纷乱,外为山河之所障塞,见不出视,闻不出听,户牖之微
能蔽而绝之,不知圣人复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弥远而弥少也。”
(老子解不出户章第四十七)
所谓“复性”也称为“复命”:
“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为我,是以寄之命
也,此之谓复命。”(同上致虚极章第十六)
苏轼也说,“君子”日修善而消不善,“小人”日修不善而消善,其间有不
可得而消的,那就是先天的不平等的性,也就是“天命”,他说:
“性至于是则谓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
至者亦曰命。”(毗陵易传卷一乾)
所谓“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正指他们能把“性”和“君之令”、
“天之令”统一起来,从而能“任”为封建统治说教之“重”。关于这一方
面,在论述洛学时已有说明,在此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