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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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0月，一支图西族人从邻近的乌干达入侵卢旺达东北部，哈比阿日马纳以此为借口在卢旺达上下大肆屠杀图西族人，以此巩固自己的势力。内战使上百万卢旺达人流离失所，绝望的年轻人只得去当兵。1993年，和平协议在阿鲁沙签署，同意权力共享，组建合作政府。但是，亲哈比阿日马纳的商人们还是进口了581000把弯刀——弯刀比枪支便宜——发放给胡图族人用以屠杀图西族人。
哈比阿日马纳自身反图西族的行为，以及对屠杀的默许仍不能使胡图族里的极端分子们满意（这些胡图族人比哈比阿日马纳还偏激）。他们担心和平协议会削弱自己的权力，于是开始训练自己的自卫队，进口武器，准备将图西族赶尽杀绝。图西族人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统治过胡图族，同时图西族人又多次入侵卢旺达，并在邻国布隆迪谋杀胡图族政治领导人，又大肆屠杀胡图族人。胡图族人对此深感恐惧。1993年，一个图西族极端分子军官在布隆迪谋杀了布隆迪的胡图族总统，致使胡图族人愤起追杀图西族人，图西族人又转而大肆屠杀布隆迪的胡图族人。
1994年4月6日晚上，卢旺达的总统专机载着卢旺达总统哈比阿日马纳和（最后一分钟才登机的）布隆迪新上任的临时总统从坦桑尼亚开会回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机场被两枚飞弹击中，所有人都毙命。飞弹是从机场附近发射出的，是谁干的呢？为什么要针对哈比阿日马纳的飞机？不管凶手是谁，好几个团体都有谋杀动机。胡图族极端分子在坠机不到一小时之内迅速展开行动，实施早已精心策谋好的计划杀害胡图族首相等温和派人士和那些不很极端的主张民主的反对势力和图西族人。一旦胡图族的反对势力被铲除，极端分子们就夺取政权、电台，大肆屠杀图西族人。此时，经历了前期屠杀和被驱逐以后，图西族人尚存百万人。
大屠杀由胡图族的军队极端分子领导，使用枪支器械。他们很快将胡图族人组织起来，分发武器、设置路障，在路障处一旦发现图西族人便立马将其杀死，广播电台向每一个胡图族人呼吁杀死每一只蟑螂（这里指图西族人），同时又力劝图西族人找个安全的地方集中起来，以便随后可以将他们一窝端。国际反屠杀的抗议声最终露出水面，于是政府和电台改换口气，由杀死蟑螂变成告诫卢旺达人在国家公敌面前要自我防卫。胡图政府中那些力图阻止屠杀的温和派们被威胁、冷落、撤职或是杀害。图西族人们躲在教堂、学校、医院、政府大楼或以为是安全的地方，结果被团团包围，胡图族人将图西族人以上百个或上千个为一组，用刀砍死或烧死，这是最大一次屠杀。众多的胡图族人参与了集体大屠杀行动，但对于是否真有三分之一的图西族人被杀害一事存有争议。军队用枪扫射每一处地方以后，随后的杀戮则采用低技术的方式，通常用弯刀或铁钉狼牙棒。屠杀场面非常血腥残忍，其中有砍断手脚，将妇女的乳房切掉，把孩子扔进井里，强奸更是数不胜数。
虽然这场屠杀是由胡图政府极端分子组织的，但执行者最主要是胡图族平民、机构和本应有所表现的外人。例如卢旺达诸多天主教堂的管事要么没能很好地保护图西族人，要么将他们集合起来然后交给胡图族的刽子手。联合国本已派驻一小支维和部队驻扎在卢旺达，却命令他们撤退。法国政府派出的维和部队竟与从事集体屠杀的胡图政府站在一条线上，共同抵御叛军。美国政府则拒绝干预。联合国、法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对他们的政府做解释时，都提到“混乱”、“情况难解”和“种族冲突”，好像这不过是另一起在非洲司空见惯的种族冲突，对于卢旺达政府精心策划屠杀的证据视若无睹。
在六个星期内，大约有800000图西族人被杀害，是其后残留在卢旺达图西族人数的四分之三，也是卢旺达总人口的11％。图西族人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在大屠杀开始第一天即展开反政府的军事行动，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并于1994年7月18日宣告全面胜利。人们通常认为卢旺达爱国阵线军纪律严明，并不征募平民参与屠杀，但他们在稍后的复仇中也展开了杀戮行动，虽然规模要小于大屠杀（估计遇害人数“只有”25000到60000）。卢旺达爱国阵线组建了新的政府，旨在维护族群和解与统一，要求卢旺达人把自己看作是卢旺达人而不是图西族人或胡图族人。大约有135000个卢旺达人因涉嫌参与大屠杀而被逮捕入狱，不过只有一部分被审判或定罪。卢旺达爱国阵线取得胜利以后，有2000000人（绝大部分为胡图族人）纷纷逃向邻国（主要是刚果和坦桑尼亚）。与此同时，大约有750000个前难民（多为图西族人）返回卢旺达（参见图22）。
不仅仅是种族仇恨
卢旺达和布隆迪的种族屠杀事件通常被形容为自私的政客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煽动早已存在的种族仇恨。就像人权观察组织出版的一本叫《故事无人讲述： 卢旺达的种族屠杀》里所总结的：“种族屠杀并非是远古的种族仇恨引发不可控制的暴民动乱……而是现代特权阶级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他们通过煽动仇恨和恐惧来巩固其地位与权力。为了阻止卢旺达内部日益壮大的政治反对势力，这一小簇特权阶级首先让大多数人来反对少数人。然而当他们面临卢旺达爱国阵线在战场和谈判桌上节节胜利时，这一小簇当权者将原先分而治之的策略转变为种族屠杀。他们相信种族灭绝行动可使胡图族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赢得战争的胜利……”有确凿证据证明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卢旺达悲剧。
但是也有证据显示其他因素的存在。卢旺达境内还有第三个少数族群，即熟知的特瓦人或俾格米人。他们只占总人口的1％，位于社会规模与权力结构的底层，对任何人都不会造成威胁，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未能在1994年大屠杀中幸免于难。1994年暴动不仅仅是胡图族与图西族的冲突，还有许多复杂的派系斗争： 胡图族内部就被分为三派，胡图族总统被杀害可能就是派系斗争的结果；有一些胡图族人则加入了由图西族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胡图族人与图西族人之间的差异并非如通常描述的那样鲜明，这两个族群讲同一种语言，在相同的教堂祈祷，去同一所学校、同一间酒吧，住在同一个村子，由同一个酋长领导，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互相通婚，而且（在比利时人引进身份证之前）有时还会改变自己的种族身份。通常，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在长相上会有差别，但许多人无法单从相貌上将这两个族群区分开来。大约四分之一卢旺达人的曾祖父母中会有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事实上，对于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不同根源这一传统看法的准确性存有争议，有些人认为他们本是同根生，只是各自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经济与社会中有所差异而已。）在1994年大屠杀中，族群混合造成了数以千计的个人悲剧。比如胡图族人试图保护自己的图西族配偶、亲戚、朋友、同事和顾客，甚至用金钱去贿赂那些刽子手。1994年，卢旺达社会中这两个族群的冲突是如此错综复杂。医生杀死病人，病人杀死医生，老师杀死学生，学生杀死老师，还有与邻居、同事互相砍杀。胡图族人在保护自己身边图西族人的同时又对其他图西族人进行屠杀。对此，我们不得不自问：“这些卢旺达人如何受到极端派领导人的蛊惑，从而以最血腥的方式相互残杀？”
最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如果我们相信种族屠杀不过是政客煽动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种族仇恨的产物，那么如何解释发生在卢旺达西北部的屠杀呢？在那里除了一个图西族人外，其他都是胡图族人，然而，大规模的屠杀还是发生了——胡图族人杀胡图族人。虽然其死亡人数“只占总人口的5％”，低于卢旺达总体死亡人数比重（11％），但我们仍需要解释为何胡图族社区会在缺乏种族仇恨的动机之下，仍杀戮了至少5％的同胞。随着1994年种族屠杀的持续，在卢旺达其他地方，图西族人口开始减少，胡图族也开始自相残杀。
所有的这些事实表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寻找除种族仇恨外的其他因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
让我们先来看上文提到过的卢旺达人口密度高这一问题。在19世纪欧洲人到来以前，卢旺达（和布隆迪）就已经有稠密的人口。因为这里降雨适中，较高的海拔又导致疟疾与孑孓蝇难以生存；最重要的是与相邻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一样，新大陆作物的引进、公共健康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和边境稳定也导致了人口数的上升。其后卢旺达的人口持续增长，尽管有所起伏，但年平均增长率仍超过3％。到1990年，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杀戮和大规模的流放，卢旺达平均人口密度仍达到每平方英里760人，该数字高于英国的610人，接近荷兰的950人。但是英国和荷兰使用的是高效的机械化农业生产方式，农民比重虽然只占几个百分点，却能够生产供应给所有人的食物。相形之下，卢旺达农业效率低，机械化程度为零，农民使用的是锄头、十字镐和镰刀。所以大多数人只能务农，产量又低，很少有余粮可以供应其他人。
卢旺达独立以后，人口增长很快。农民们却仍然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没有实现现代化，没有引进产量更高的作物种类或扩大农业出口，国家也没有实行有效的家庭计划政策。相反的是，为了容纳日益增长的人口，森林被成片砍伐、沼泽地被抽干以获得新的农地；同时休耕期也被缩短，农民们又试图在同一块田地上实行一年两作至三作。在20世纪60年代和1973年，大量图西族人逃到国外或被杀害，他们的农田被重新分配给胡图族人，使后者有了足够的农田养活全家。1985年，除国家公园外，所有的耕地都得到利用。由于人口和农业产量都在增加，从1966年到1981年，人均粮食产量呈上升状态，但其后又下跌到1960年代早期的水平。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马尔萨斯困境： 虽然有了更多的粮食，但人口也多了，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并没有提高。
我的几个朋友在1984年造访卢旺达时就预感到一场生态灾难正在酝酿之中，整个国家看起来就像一个花园和香蕉种植园，陡峭的山坡从上至下都被用来耕种。但是，他们连最基本的可减少水土流失的方法都没有采用，比如梯田耕种应当按山势地形来犁耙，而非用垂直上下的方式；在作物之间应当种一些用于覆盖休耕地的植物，而非任其空留。因此卢旺达的这些农田土壤侵蚀相当严重，河流冲刷走大量的泥土。有个卢旺达人写信告诉我：“农民们早晨醒来发现整片农田（或者至少是表层土壤和庄稼）在一夜间被冲走，而与他们相邻的农田和石头则冲下来覆盖了自己家的田地。” 大规模的森林砍伐致使河流枯竭，降雨也更加不规则。20世纪80年代后期，饥荒再次出现。1989年，由于干旱、区域或全球气候变更，以及当地滥伐森林的影响，卢旺达出现了更加严重的粮食短缺现象。
两位比利时经济学家凯瑟琳·安德烈和让·菲利普·普雷特曾对卢旺达西北部一个只有胡图族人生活的地方（卡那马地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探索环境与人口变化对该地的影响。安德烈是普雷特的学生，于1988年和1993年两度造访卡那马，总共在那里待了16个月，当时局势已经开始恶化，但大屠杀尚未爆发。两年中，她采访了该地的大多数家庭，查明每户人家的人口数、拥有的土地总面积，以及除农业外的其他收入数，又将土地买卖、转移和经调停解决的纠纷制成图表。1994年大屠杀以后，安德烈又对幸存者的下落进行追踪，试图搜寻任何胡图族人自相残杀的情况。安德烈和普雷特其后对这些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寻求当中的答案。
卡那马有肥沃的火山土壤，因此该地的人口密度高过卢旺达的平均人口密度。1988年每平方英里有1740人，到1993年则上升到2040人（这个数字甚至高于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农业国孟加拉）。高人口密度意味着人均农田面积相对减少： 1988年，该地一个中等面积的农场为089英亩，到1993年则下降到075英亩。每一个农场又被（平均）分成10块地，农民们就在这些小得荒唐的农地上耕种，其中1988年为009英亩，1993年为007英亩。
因为当地所有土地都已经被占用，年轻人在结婚、离开家庭、获得农地和建立新家庭方面遭到困难。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迟结婚，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比如在20岁至25岁年龄层中，滞留在家中的年轻女性比重由1988年的39％上升到1993年的67％，而年轻男性则由71％上升到100％： 在1993年，没有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男性离开父母，自立门户。这自然导致了致命的家庭压力，并在1994年全面爆发。下面我将解释这一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滞留在家中，每户家庭的平均人口数由49人上升到53人（在1988年和1993年间）。因此土地短缺现象比上文提到的农场面积由089英亩下降到072英亩更为严峻。当每户家庭将日益减少的农场面积分给日益增多的人口时，他们会发现1988年每人有五分之一英亩，到1993年则下降到七分之一英亩。那些每日摄入卡路里低于1600（即低于饥饿线）的人口比重在1982年为9％，而在1990年上升至40％，之后还有一些未知的更高的数字。
我在上文引用的所有卡那马地区的数值都为平均数，因此无法显示差距。一些人会比其他人拥有较大面积的农场，这种差距在1988年和1993年间处于上升状态。如果我们将大于25英亩的农场定义为“非常大的”农场，将小于06的农场定义为“非常小的”农场（在评价这些小得可怜的数字时请回顾一下第一章： 在蒙大拿40英亩大小的农场也被认为难以养活一家人）。在1988年和1993年间，非常大农场的比重由5％上升到8％，而非常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