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心理伤痕 作者:徐浩渊-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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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高学历”，使得雇主和雇员都难以满足自身的需求，造成了两方面人的心态失衡。
另外，韩铭还有个人更深层次的心理冲突。韩铭是普通大学的毕业生。虽然自己的事业发展得不错，可是在中国这种仰视名牌大学、高学历的氛围里，总觉得矮人家一头。所以，雇佣名牌大学的博士、硕士，不仅让他感到自己的公司提高了“档次”，心理上多少也找回了一点平衡：“名牌大学博士又怎么样？还不是要给我打工？”当然，这样的“念头”是隐藏在韩铭的潜意识里，只是偶然间，他的话里话外，让我品出了味道。由于韩铭这些潜意识中的冲突的存在，给他和自己雇员的关系，更涂上了一层灰色的背景底色。由于，我和他不是医患关系，也不便为他“深挖”，只好先由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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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生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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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让我很失望。” 当你听到别人这样讲，心里一定不舒服，也许还会因此而生出几分惭愧和自责来。如果你是说这句话的人，一定也不好受，往往带着失落、懊恼，甚至有受骗上当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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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失望、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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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让我很失望。”
当你听到别人这样讲，心里一定不舒服，也许还会因此而生出几分惭愧和自责来。如果你是说这句话的人，一定也不好受，往往带着失落、懊恼，甚至有受骗上当的感觉。
在我学习心理治疗以后，渐渐明白了，我对某人、某事的失望，在多数情况下，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不切合实际的期望，遭遇到现实情况之时，给自己带来的情绪后果。然而，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我们的很多期望，常常隐藏在潜意识里，不为自己所觉察。要想发觉它们，还得从容易被我们觉察的负面情绪入手，那就是失望。
我一生中有过两大失望：其一，是对于人类大同理想的失望。生长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理想主义大环境之中，加上我追求真、善、美的本性，造就出我那刻骨铭心的理想主义情结，很难彻底消失。尽管30多年以前，我就自以为“识破红尘”了，但是每每遇到人心败坏、互相残害的事件，我还会感到痛苦。所以，我知道自己与理想主义的期望，依然藕断丝连。其二，是对于方方的父亲——被我开除婚姻的前夫的失望。由于我彻底看清楚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也随之消逝，对于他的失望，也因此而扫荡一空。为了让大家看到一个人转变的完整过程，还是从我对前夫的失望说起吧。
方方的父亲Z比我大6岁，结婚以前我很得意地和朋友们开玩笑，说：“这一回，我可是找了个大哥哥，他得呵护我！”结果，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去美国读书，方方留在北京爷爷奶奶的家里，直到他三岁半，才接到了美国与我们共同生活。见到儿子，我的心一下子扑到他身上，Z在一旁酸溜溜地说：“我小时候可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啊！”我也不太理会。渐渐地，我发现他并不关爱儿子，而且，还处处和儿子争夺我的注意力，根本没有做父亲的样子，让我第一次对Z感到失望。
刚刚认识Z的时候，他打动我的是摆在他的桌上的一张两岁女孩的照片，那是他第一次婚姻中的女儿——小元。照片上的孩子眼神忧郁，和Z看照片时候的眼神一样，看了让人心碎。他说，因为孩子判给了母亲，对方家里不愿意他和孩子接触，我便想尽办法接女孩出来见面。那时候，我还真以为他是一个钟爱孩子的父亲，就像我自己的父亲一样。
我可是真的喜欢小元，她是一个多么聪明、美丽、情感深重的孩子呀。每逢她的生日，我总要买一个好看的生日卡，并且以Z的口气，拟好贺辞，让Z照着抄上，寄给女儿。有人回国，我总希望能给孩子捎点东西，为此，还遭到Z的讥笑。几年以后，我觉得不对味儿，想看看他这个做父亲的人，是否还记得女儿的生日。结果，我没有动作，孩子就什么也没有收到。等到小元来到美国以后，Z的表现更加不堪。从来不扶养孩子，却假装以孩子抚养人的名义，欺骗美国政府，逃所得税。我真的很伤心，Z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呢，他太让我失望了。
我的父亲逝世后，我在情感上出现了真正的危机。每逢Z办一件令我失望的事情，我都会突然泪流满面，痛不欲生地思念父亲。这种状况，直到我与Z分道扬镳，才开始有了缓解。学习心理治疗以后，我仔细洞察这个反复出现的奇怪现象，终于明白了，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尽管我在思想、工作、经济上都是一个相当独立的人，但是在情感上，长到30多岁了，我仍然是依赖父亲的小女儿。当我走入与Z的婚姻的时候，在我的潜意识中，隐藏着一个自己不觉察的期望：寻找父爱，希望丈夫象父亲那样，成为我的情感依托。也就是说，我的情感，从来没有真正地独立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发现Z不爱孩子的时候，那样地失望。特别是当父亲离开人世以后，我一下子体验了前所未有的情感空虚，因为我的情感靠山倒了，我期望着Z能够成为新的靠山，但是他不能。因为他本人是一个情感饥饿的个性障碍*患者。当然关于这一点，我是离婚若干年以后才明白的。所以至今想到他，虽然还有一点厌恶感，怜悯却是主要的遗留物了。
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在情感上不依靠任何人，应该能够独自地站立。真的，当我不再期盼任何人成为我的情感靠山，我的情感伤口渐渐愈合，父亲逝世的阴影也慢慢褪去。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大约十个年头。一个月以前，我的母亲离开人世，使我悲恸万分，但是再也没有了那种致命的空虚感。因为我已经成长为一个情感成熟的人，能够不依赖母亲的爱而生存，能够承受母爱的丧失。
那么绝望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完全没有希望的人，才陷入绝望呀？聪明的读者，你大概要这样问了。绝望的人可是痛苦不堪，甚至到了难以活下去的地步。那又是为什么呢？
作为一名出色的心理医生，派克博士常常听到他的来访者如是说：
“我实在太爱他（她）了，没有了我的丈夫（妻子、女友、男友），我不能再活下去。”
“哦，你搞错了，你根本不爱你的丈夫（妻子、女友、男友）。”派克博士回答。
“你是什么意思？我刚刚才告诉你了，没有他（她）我不能活下去。”来访者很生气。
于是，派克博士耐心地解释说：
“你说的那是寄生，不是爱。当你需要靠着另一个人而活下去，你便是一个寄生者。在你们的关系里，没有选择，没有自由。爱应该是自由的选择。两个人相爱，意味着其中的每一个人，完全有能力独立生存，但是他（她）选择与对方在一起。”
因此，当我说：“我爱你”，意味着我并不是不得不对你有这样的情感，而是我选择对你怀有如此的情感。真爱是自由的选择。
绝望到要去死，不是爱的明证。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绝望是心理冲突发展到了极至。这个冲突恰恰是，一个人明明感到了他（她）所祈求的事情是完全无可能性的，但是他（她）仍然没有能力放弃这种欲求。这种“渴求”与“不可能”的冲突，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为了逃避这种痛苦，有的人选择了死。所以，自杀，不是对他人爱的结果，而是一个人逃避自己内心冲突产生的痛苦的结果。人如果能够看清楚自己下意识中潜藏的期望（愿望、希望）的不合理性，最终放弃它，也就是做到了佛教所说的没有执著心，便摆脱了痛苦。这不是一个消极的过程，恰恰是心理治疗之中，一个积极的过程，需要来访者和治疗师共同努力。当前，中国的心理医师，如果自己从来没有走过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不敢做一次彻底的自我心理剖析，就很难学会帮助他人。好像功夫师父一样，如果自己没有练就一身真功夫，怎么能传授给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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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ityDisorder被翻译做“人格障碍”不准确。因为在中文里，“人格”一词通常有道德裁判的意味，人们常说：“人格高尚”，或“人格低下”。现将英文的personality译作“个性”，以还其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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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展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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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格式塔的强化心理培训中我发现：我有一颗破碎的心。
2、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痛苦，一次又一次让潜意识里的伤痛浮现出来，我的心，奇迹一般地开始愈合。
3、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生命的意义，结束了三十年的精神流亡生活。
4、只有精神的力量可以向生命的极限挑战，才能焕发出超越自然的光辉。】
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条不同的人生之路。但是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上，也会遇到种种雷同的阶段。了解它们，不能帮助你躲避困难阶段，但是能够帮助你走得更好、更远。因为你知道了什么在等待你，会有所准备；你还知道了苦难是有尽头的，咬咬牙，走过阴霾的日子，就能够享受宜人的风和日丽。
失乐园
我是共和国同龄人。和我的同代人一样，从小浸润在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里。我们坚信自己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解救其它国家受苦受难的人民（当然包括美国人民），最终建立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为此，我准备随时奉献自己的生命。在那个年代里，虽然身穿补丁衣服，1960年前后还饿肚子，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草是绿的，花是红的。我以为，世界上的事情，白是白，黑是黑，清楚且干净。
1966年，我17岁，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走出了自幼建造的虚幻的理想乐园，开始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大串联，走出北京，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农民生活得那么苦；第一次遇到了讨饭的孩子；第一次看到无尚的权力和个人疯狂，可以断送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可以把一个民族推向火海……十年的大动荡，把我赖以生存的精神乐园打得粉碎。
因为1966年冬天，我写了一首诅咒江青的诗——“满江青”，因此锒铛入狱。坐在冰冷潮湿的牢房里，十八岁的我苦苦地思想，没有了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为什么要活着？我真的好像小说《牛牤》里，十八岁的亚瑟，发现真实，陷入绝望，百般无奈，痛苦难当。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三十年的精神流亡生活，三十年啊！人生最好的时光。
记得那是1973年，因为中美关系解冻，我读到了尼克松写的《六次危机》。美国，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国家呀！特别是羡慕他们能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自由的媒体，可以监督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哈，总统被人告，也要上法庭为自己辩护。对于在“文革”之中，因为说实话，两次被捕入狱当政治犯的我，那是一个多么让我向往的地方啊！我对人类美好社会的追求，好像又有了寄托。
可是，去美国以前的半年，我看了一部内部放映的美国影片——噩梦。演得是70年代的美国，住在东部的两位女大学生，放假，开着车去南部游玩。结果，在种族歧视的南部，被一个残暴的监狱长捕获。黑女孩被他奸污后折磨至死，白女孩在死亡边缘，偶然机会与家里通上了电话，最终才被救出地狱。影片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和我后来看到的《密西西比在燃烧》一样，没有好莱坞影片千篇一律的结尾大团圆的套子，看得我泣不成声。我不敢相信现代的美国社会还有那样的事情发生。而且，正义得不到伸张。那好像是给我心里悄悄升起的希望，当头一棒。
1981年8月，坐在飞往美利坚合众国的波音747上，我咬着牙对自己说：“你是去到人家的国家，为了看看世界、谋求生存。人家的事，和你没有关系，你就省点儿心吧。”我之所以警告自己，是我看了《噩梦》以后，隐约感到，自己恐怕要再一次陷入失望的境地。抵制失望痛苦的最好自我保护是：没有希望。我给自己下了铁的命令：世上根本就没有理想社会，也不许再寻找，
到了美国，生活紧张。学习、毕业、孩子来了、工作、买房子、办绿卡……生活节奏快得令我眩晕，好像没有空闲想事情。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架疯狂旋转的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跟着疯狂旋转。而且，美国的政治制度，远远不象中国人想象得那样完美。有钱有势的大财团，操纵着国家的命运，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每次的总统大选，仅仅有大约40％的适龄人参加。我周围的教授、学者，很少有人去投票。“政治”和“政治家”在美国是贬义词，使人联想到不洁净之物。当然，最让我失望的还是美国的媒体和法律系统，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本的社会意义，被人们对于金钱和权力的追逐腐蚀了。这也是为什么，从原苏联赴美的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津，在那里住不下去，最终还是搬去了实现了福利社会体制的西欧州。如果你是一个精神追求大于物质追求的人，到了美国，多多少少也会有些失望。
在美国生活的17年间，我有三次莫名其妙地伤心落泪。直到1994年，在克里富兰格式塔中心参加的强化心理培训中，我才搞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到了美国一年以后，第一个暑假，我和其他四位中国研究生，租了一辆崭新的
汽车，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千岛游玩，然后顺着东海岸，由北向南行，访问路上的城市，一直开到了华盛顿。在过纽约的时候，我们瞻仰了自由神像。站在这个美国最壮美的人造景观面前，我不禁热泪滚滚。
第二次，是1984年，在洛杉基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四十多架大型三角钢
琴同时演奏，来自全世界，所有不同肤色、不同人种的男女运动员拉起手来，用不同的语言，唱着同一首赞美友谊和博爱的歌曲。我在电视旁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