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国富论-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推动他们工作以前，决不至移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劳动者在未作工获得工资以前，
要想用一部分工资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是决不可能的。而且，那部分工资往往不多。
这只是他节省下来的收入；就生产性劳动者的情况说，无论怎样，也节省不了许多，不
过，他们总有一些。就赋税说，因为他们这一阶级的人数是很多很多的，所以，他们各
各所纳虽很有限，但他们这一阶级所纳的，却很可观。地租和利润，无论在什么地方，
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所依赖的主要资源。这二种收入，最容易节省。它们的所有者
可以用来雇用生产者，亦同样可以用来雇用不生产者。但是，大体上，他们似乎特别喜
欢用在后一方面。大领主的费用，通常用于供养游惰人们的多，用于供养勤劳人民的少。
富商的资本虽只用来雇用勤劳人民，但象大领主一样，他的收入也大都用来豢养不生产
的人们。
我们说过，由土地、由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年产物，一生产出来，就有一部分
被指定作为补偿资本的基金，还有一部分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我们现在又知道，随
便在哪一国，生产者对不生产者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部分的比例。而且，
这比例，在贫国和富国又极不相同。
今日欧洲各富国，往往从土地生产物的极大部分用来补偿独立富农的资本，其余则
用以支付他的利润与地主的地租。但在昔日封建政府林立的时候，年产物的极小部分已
经足够补偿耕作的资本。因为那时候耕作所需的资本，不过是几头老牛老马，而它们的
食物就是荒地上的天然产物，因此，也可把它们看作天然产物的一部分。这些牲畜，一
般也是属于地主的，而由地主借给土地耕作者。土地的其余产物，也归地主所有，或作
为土地的地租，或作为无甚价值的资本的利润。耕者大都是他主的奴仆，他们的身家财
产，都同样是地主的财产。那些不是奴仆的耕者，是可以随意退租的佃户。他们所缴纳
的地租，常常名义上和免役租一样，但事实上依然等于全部土地生产物。而且，在和平
的时候，地主可随时征用他们的劳役，在战争的时候，他们又须出去服兵役。他们虽然
住得离地主的家远一些，但他们隶属于地主，无异于住在地主家里的家奴。他们的劳役
既然都须听地主支配，土地生产物当然是全部属于地主。现在欧洲情况却大不同了。在
全部土地生产物中，地租所占的比例很少超过三分之一，有时还不到四分之一。但以数
量计，改良的土地的地租，却大都已三倍或四倍于往日；现今在年生产物中取出三分之
一或四分之一，和往日年产物的全部比较，似乎就有三倍或四倍之多了。在农业日益进
步的时代，就数量说，地租虽是日增，但对土地生产物的比例，却是日减。
就欧洲各富国说，大资本现今都投在商业和制造业上。古代贸易很少，制造业简陋，
所需资本极少。可是它们所提供利润一定很大。古时利息率很少在百分之十以下。这可
证明他们的利润必定足够提供这么大的利息。现在，欧洲各进步国家的利息率，很少在
百分之六以上；最进步国家的利息率，且有时低至百分之四、百分之三甚或百分之二。
因为富国的资本比贫国多得多，所以富国居民由资本利润而得的收入也比贫国大得多。
但就利润与资本的比例说，那就通常小得多。
与贫国比较，富国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当然要大得多。但
不仅如此，与直接归作地租和利润的部分比较，它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此外，
与贫国比较，富国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当然要大得多。但也不仅如此。我们说过，
一国的年产物，除了一部分定为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外，其余是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
还是用来雇用非生产性劳动，并不一定，但通常是用在后一用途。与贫国比较，富国雇
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
这两种基金的比例，在任何国家，都必然会决定一国人民的性格是勤劳还是游惰。
和我们祖先比较，我们是更勤劳的，这是因为，和二三百年前比较，我们用来维持勤劳
人民的基金，在比例上，比用来维待游惰人民的基金大得多。我们祖先，因为没受到勤
劳的充分奖励，所以游惰了。俗话说：劳而无功，不如戏而无益。在下等居民大都仰给
予资本的运用的工商业城市，这些居民大都是勤劳的、认真的、兴旺的。英国和荷兰的
大城市，便是很好的例证。在主要依靠君主经常或临时驻节来维持的都市，人民的生计
主要仰给于收入的花费，这些人民大都是游惰的、堕落的、贫穷的。罗马、凡尔赛、贡
比涅、枫丹白露，是很好的例证。讲到法国，除了卢昂、波尔多两市，其他各议会城市
的工商业毫不足道。一般下等人民，由于大都依靠法院人员只及前来打官司的人的费用
来维持，所以，大都是游惰的、贫穷的。卢昂、波尔多两市，则因地势关系，商业颇为
发达。卢昂必然是巴黎所需物品的集散地点，无论物品是由外国输入或由沿海各地运来。
波尔多则为加龙流域所产葡萄酒的集散地点，这些地方产酒丰富，世界闻名，外国人都
喜欢饮用，所以输出很多。这样好的地势，当然会吸引资本投到这方面来。因为这样，
这两个城市的工业才骎骎日上。其他各议会城市的情形便不同了。人们投下资本，都只
为维持本市的消费，换言之，投下的资本为数有限，决不能超过本市所能使用的限度。
巴黎、马德里、维也纳的情形，也都是如此。在这三城市中，巴黎要算最勤劳的了，但
巴黎就是巴黎本市制造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巴黎本城的消费，就是一切营业的主要对象。
既为王公驻节之所、又为工商辐辏之地，既为本市消费而营业、又为外地及外国消费而
营业的城市，在欧洲只有伦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这三个城市所处的地位都很有利，
适合于作为大部分远方消费物品的集散地点。但在花费大收入的城市，除把资本用于供
应本地的消费外，想有利地使用资本，就不象在下等人民生计专靠资本的运用来维持的
工商大城市那么容易。靠花费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大部分人们都游惰惯了，使得一些应该
勤勉作事的人，亦不免与之同化。所以，在这地方使用资本自然比在其他地方不利。英
格兰和苏格兰未合并前，爱丁堡的工商业很不发达。后来，苏格兰议会迁移了，王公贵
族不一定要住在那里了，那里的工商业才慢慢振兴起来。但苏格兰的大理院、税务机关
等，未曾迁移，所以仍有不少收入是在那里花费。因此，就工商业说，爱丁堡远不及格
拉斯哥。格拉斯哥居民的生计，大都靠资本的运用。再者，我们有时看到，在制造业方
面很有进展的大乡村的居民，往往由于公侯贵族卜居其间，而变得懒惰和贫困。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劳与游惰的比例。资本
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游惰。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
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
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
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多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投下来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亦可以
有利息地借给别人，使其能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
年收入或每年利得而增加，由个人构成的社会的资本，亦只能由这个方法增加。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
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
不能加大。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他们
的劳动，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每年节省的象每年花费的一样，经常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同时被消费掉。但消
费的人不同。富人每年花费的收入部分，大都由游惰的客人和家用的婢仆消费掉，这些
人消费完了就算了，不留下什么作为报酬。至于因要图利而直接转为资本的每年节省下
来的部分，也同样并几乎同时被人消费掉，但消费的人是劳动者、制造者、技工。他们
会再生产他们每年消费掉的价值，并提供利润。现在假定他的收入都是货币，如果他把
它全部花掉，他用全部收入购得的食品、衣服和住所，就是分配给前一种人。如果节省
的一部分，为图利而直接转作资本，亲自投用，或借给别人投用，那末，他由这节省部
分购得的食品、衣料和住所，就将分配给后一种人。消费是一样的，但消费者不同。
节俭的人，每年所省的收入，不但可在今年明年供养若干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而
且，他好象工厂的创办人一样，设置了一种永久性基金，将来随便什么时候，都可维持
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这种基金，将如何分派，将用到什么地方，固然没有法律予以
保障，没有信托契约或永远营业证书加以规定，但有一个强有力的原理保护其安全，那
就是所有者个人的利害关系。如果把这基金的任何部分，用于维待非生产性劳动者，这
样不按照原指定用途滥用该基金的人，非吃亏不可。
奢侈者就是这样滥用资本：不量入为出，结果就蚕食了资本。正象把一种敬神之用
的基金的收入移作渎神之用的人一样，他把父兄节省下来打算作点事业的钱，豢养着许
多游手好闲的人。由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减少了，所雇用的能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
量亦减少了，因而，全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价值减少了，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和
收入亦减少了。奢侈者夺勤劳者的面包来豢养游惰者。如果另一部分人的节俭，不足抵
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奢侈者所为，不但会陷他自身于贫穷，而且将陷全国于匮乏。
纵使奢侈者所费全系国产商品，不用一点外国货，结果亦将同样影响社会的生产基
金。每年总有一定数量的食品和衣服，本来应该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被用来维持
非生产性劳动者。因此，每年一国生产物的价值，总不免低于本来应有的价值。
有人会说，这种花费，不是用来购买外国货，不曾引起金银往外输出，国内货币是
不会减少的。但是，假若这一定量的食品和衣服，不被不生产者消费，而是分配给生产
者，他们就不仅可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而且可提供利润了。这同量的货币将依
然留在国内，却又再生产了一个等价值的消费物品，所以结果将有两个价值，不仅有一
个价值。
而且，年生产物价值日趋减落的国家，决不能保留这同量的货币。货币的唯一功用，
是周转消费品。赖有货币，食品、材料与制成品才可实行卖买，而分配给正当的消费者。
一国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取决于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每年在国内流通
的消费品，不是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生产物，就是用本国生产物购买进来的物品。国
内生产物的价值减少了，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亦必减少，因而，国内每年所
能通用的货币量，亦必减少。因生产物年年减少而被逐出国内流通领域以外的货币，决
不能弃无所用。货币所有者由于利害关系，决不愿自己的货币放着不用。国内没有用途，
他就会不顾法律，不顾禁止，送往外国，用来购买国内有用的各种消费物品。货币每年
的输出，将在一定期间内继续着，使国内人民每年的消费额，超过他们本国年产物的价
值。繁荣时代从积下来年产物所购买的金银，在这逆境中可支持他们一些时候。但在这
场合，金银输出，不是民生凋敝的原因，而是民生凋敝的结果。实际说来，这种输出，
甚至还可暂时减少民生凋敝的痛苦。
反过来说，一国年产物的价值增加了，货币量亦必自然增加。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
费品价值增加了，当然需要更多的货币量来流通。因此，有一部分增加的生产物，必定
会四散出去，在有金银的地方，购买必要增加的金银。但在这场合，金银增加，只是社
会繁荣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繁荣的原因。购买金银的条件，是到处一样的。从矿山掘出，
再运到市上来，总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或资本。为这事业而劳动而投资的人，总需要农
食住的供给与收入。这一定数量的供给和收入，就是购买金银的价格。在英格兰购买金
银是这样，在秘鲁购买金银也是这样。需要金银的国家，只要出得起这个价格，用不着
担心所需的金银会长久缺乏。而不需要的金银，亦不会长久留在国内。
所以，无论我们根据明白合理的说法，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
和土地的年产物的价值，或是依随通俗的偏见，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国内
流通的贵金属量——总之，无论就哪一个观点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
的恩人。
再讲妄为。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农业上、矿业上、渔业上、商业上、工业上
一切不谨慎的、无成功希望的计划，对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都有使之减损的趋势。
固然，投在这种计划上的资本，亦只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但由于使用不适当，所只，
他们消费的价值，不能充分再生产出来，与使用适当的场合比较，总不免减少社会上的
生产基金。
幸而就大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