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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部分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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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奖励金说,社会每年所费的有时达三十万镑以上,
    奖励金有时被称为补贴金,正如退税有时被称为奖励金一样。但我们应时常注意事
物的本质,不必重视名称。
    顺便谈谈谷物贸易及谷物条例
    世人对于规定谷物输出奖励金的法律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规则,都加以赞赏。我在
未曾指出这种赞赏全是不当的以前,不能结束奖励金这一章 。关于谷物贸易的性质及
与谷物贸易有关的英国主要法律的专门研究,可充分证明我的论点是正确的。这题目太
重要了,所以技节话即使长些,也是正当的。
    谷物商人的贸易,包含四个不同部门。这四个部门,虽有时全由一人经营,但按其
性质,实是四种不同的独立的贸易:第一,内地商人的贸易;第二,国内消费品输入商
人的贸易;第三,供国外消费的国内生产物输出商人的贸易;第四,运送商人的贸易,
即输入谷物以待输出。
    第一,内地商人的利益,无论乍看起来是怎样与人民大众的利益相反,但实际上,
甚至在大荒年,却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利益在于,按照真实歉收情况,把谷物价格提高
到应有的程度,但若提高得超过这个限度,那就对他不利。价格的提高,阻碍消费,使
一切人,尤其使下等阶级人民或多或少地节省食粮。假若提得太高,那就会在很大程度
上阻碍消费,以致一季节的供给超过一季节的消费,直到下次收获物已经上市,上次收
获物还有剩余,那末他的谷物,不仅会由于自然原因而损失很大部分,而且其剩余部分,
将不得不以比数月前低廉得多的价格出售。但若提得不够高,那就不能产生阻碍消费的
作用,结果一季节的供给,很可能不够一季节的消费,而他不仅会损失他一部分应得的
利润,而且将使人民在一季节完毕之前,面临饥谨的可怕威胁,而不是遭受缺乏的困难。
为人民的利益计,他们每天、每星期、每月的消费,应尽可能与一季节的供给,保持相
应的比例。为内地商人的利益计,也要这样。他尽判断能力所及,按这比例,供给人民
谷物,他售卖谷物的价格就可能最高,所得利润亦可能最大。收获情况如何,每日、每
星期和每月的售额如何,他是知道的。这种知识,使他能够多少正确地判定人民实际上
所得的供给,和此比例相差多少。假定他只顾一己的利益,不顾民众的利益,那末为他
自身打算,即在不足的年度,也一定要按照谨慎的船长有时待遇船员的办法待遇人民大
众,即在他预见到粮食快要缺乏时,就叫他们减食。固然,有时船长顾虑太多,在实际
没有必要的时候,亦叫他们减食,使他们感到困难。但这种困难,和他们有时因船长行
为不谨慎而遭受的危难和灭亡比较起来,算不得一回事。同样,内地谷物商人由于贪婪
过度,有时把谷物价格提高到超过荒歉季节所应有的程度,但人民由此种可有效地使他
们避免季节未饥谨的行为所感受的困难,和他们因商人在季节初廉售而产生的季节末饥
馍威胁比较起来,也算不得一回事。而谷物商人自身将因这种过度的贪婪而深受其害;
这不仅因为这会使一般人憎厌他,而且他即使能够避免这种憎厌的影响,亦不能避免下
述那一种困难,就是在季节末,在他手上必定会留有一定量谷物,如果下一季节是丰收
的,这残留额的售价,必比他前此可能售卖的价格低得多。
    如果一个大国的全部收获物,都由一大群商人占有,那末他们为利益计,也许会象
荷兰人处置马鲁古群岛的香料那样,为了要提高一部分存货的价格,便把存货的大部分
毁坏或扔掉。但对谷物要确立这样广泛的独占,即使凭借法律的暴力,亦是不易办到的;
而且,在法律准许贸易自由的地方,最不易为能买光大部分商品的少数大资本势力所垄
断、所独占的商品,要算谷物。一国收获的全部谷物的价值太大了,少数私人的资本是
不能扫数购买的;即使有扫数购买的能力,其生产方法,又将使此种购买,全然不能实
现。在任何文明国家,谷物都是年消费额最大的商品。所以,一国劳动,每年用以生产
谷物的部分,必大于每年用以生产任何其他物品的部分。在它第一次从土地上收获出来
之后,它亦必在更多的所有者中间分配。这种所有者,决不能象许多独立制造者一样,
集居在一个地方,却必然会散居在国内各处。此种最初所有者,或直接供给邻近地域的
消费者,或直接供给其他内地商人而间接供给此等消费者。内地谷物商人,包括农业家
和格面师,其人数,必多于经营任何其他商品的商人,而且由于散居各处,使他们绝不
可能结成任何团体。因此,在歉岁,如果其中有一个商人,发觉他的谷物中有许多不能
按时价在季节末售脱,他决不会想保持这个价格,使竞争者得利而自己受损失,而会立
即减低此价格,希望在新收获出来之前,把他的谷物售去。支配一个商人行为的动机及
利害关系,又将支配其他一切商人,迫使他们都根据他们所能作的判断,按照对季节丰
歉最为适宜的价格,售出他们的谷物。
    关于现世纪及前此二世纪欧洲各地粮食不足与饥谨的情况,有些记载很可靠。谁要
是细心研究此中经过,我相信,一定能够发现,粮食不足的情况,并非起因于内地谷物
商人的联合,而是起因于真正的不足。这种不足有时在个别场合起因于战争的浪费,而
在最大多数场合,却起因于年成的不好。也会发现,饥谨发生的原因,只是政府粗暴地
以不适当手段来克服粮食不足所造成的困难。
    在各部分都有自由通商和自由交通的广大产麦国内,最不好的年成也不会产生那么
大的粮食不足,以致引起饥谨。若能节省使用,那末即使最歉收的年度,也可在比一般
丰收年度略为紧缩的情况下,养活一样多的人数一年。最不好的年成,莫过干旱和淫雨。
但由于麦可栽于高地,亦可栽于低地,即既可栽于潮湿土地,亦可栽于干燥土地,所以,
有害于低地的淫雨,可有利于高地,有害于高地的干旱,又可有利于低地。虽然,在干
旱与多雨的季节,收获都比气候顺适的季节少得多,但无论是干旱或是多雨,国内某一
部分的所失,都可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部分的所得得到补偿。在产米国内,作物不仅
需要极润湿的土壤,而且在稻的生长期内,有一段时间,还须浸在水里,所以,干旱的
影响,可怕得多。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国家里,干旱亦不见得会那么普遍,以致必然引
起饥谨,只要政府允许自由贸易,饥懂就可避免。数年前,孟加拉的干旱,也许只会引
起极大的粮食不足,而后来所以会转为饥谨,也许是因为东印度公司人员,曾以不适当
的条例,不审慎的限制,加在米的贸易上面。
    如果政府为要救济粮食不足所造成的困苦,命令一切商人,以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
售卖他们的谷物,其结果或是使他们不把谷物提供市场,以致在季节之初,即产生饥谨,
或是(在他们以谷物提供市场的假设下)使人民能够迅速消费,因而鼓励人民迅速消费,
以致在季节之末,必然产生饥谨。无限制无拘束的谷物贸易自由,既是防止饥懂痛苦的
唯一有效方法,所以亦是减轻粮食不足痛苦的最好方法。因为真正粮食不足的痛苦,是
不能除去而只能减轻的。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值得法律的充分保护,也没有
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需要这种保护,因为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容易引
起人们的反感。
    歉岁,下级人民,往往把他们的困苦归因于谷物商人的贪婪。于是,谷物商人,成
为他们憎恶和愤怒的目标。在这场合,谷物商人不但赚不到钱,而且常有完全破产的危
险,而其仓库也有给民众暴力掠夺破坏的危险。但谷物商人团取大利润的时候,亦就是
谷物价格昂贵的歉岁。他通常与一些农业家订约,在一定年限内,按一定价格,供他一
定量谷物。这个契约价格,是按照被认为适中合理的价格即按照普通或平均价格订定的。
那在上次歉收年份以前,普通约为小麦每夸特二十八先令;其他各种谷物每夸特的契约
价格,亦以此为准。所以,谷物商人得在歉岁以普通价格购买并以高得多的价格售卖他
谷物的大部分。这是一种异常的利润,但这种异常的利润,只够使他的行业与其他行业
立在平等地位,只够补偿他在其他场合,由此商品的易腐性或其价格意外变动的频繁性
而产生的许多损失。这种事实,只要看看谷物生意投象其他生意有那么多发大财的机会,
就会明白。他只能在歉岁获取大利润,但因此却引起人们的反感。因此,稍有品格及财
产的人,多不愿加入此种行业。这种行业,于是听任那一群下流商人经营;在国内市场
上,介在生产者及消费者中间的人,使几乎只有磨坊主,面包房主,制粉商,面粉经售
人,以及若干困苦的小贩了。
    欧洲往时的政策,对于这样有利于社会的行业不但不去消除人们对它的憎恶,似乎
反视此种憎恶为正当而加以鼓励。
    爱德华六世第五年及第六年第十四号法令规定,凡购买谷物而想再拿出来售卖的人,
应现为犯法的垄断者,初犯,处以二个月监禁,科以等于谷物价值的罚款;再犯,处以
六个月监禁,科以等于谷物价值二倍的罚款;三犯,处以头手枷刑,和期限长短由国王
决定的监禁,并没收其全部动产。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往昔的政策,和英国昔时的政策
简直一样。
    我们的祖宗,似乎认为,人们向农民购买谷物,比向谷物商人购买便宜,因为他们
害怕谷物商人除了他付给农民的代价外,还会要求异常的利润。所以,他们企图完全消
灭他的行业。他们甚至企图尽可能防止生产者与消费者间有任何中间人。他们对于所谓
谷物商或谷物运送者经营的行业所加的许多限制,其意义即在于此。那时,没有特许状,
证明他诚实公正,即不许经营此种行业。依据爱德华六世的法令,则非经三个治安推事
认可,就无法取得此种特许状。但是,这样的限制,以后仍认为不够,所以依据伊丽莎
白的一个法令,有权颁发此种特许状的,就只有一年开四次的法庭了。
    欧洲古时的政策,企图照这样来管理农村最大的职业即农业,而管理的原则,则与
管理都市最大职业即制造业的原则完全不同。这种政策,使农民除了消费者或他们谷物
的直接经售者即谷商及谷物运送者外,不能再有任何其他顾客,因而强迫他们不但要经
营农民的职务,而且要经营谷物批发商人及零售商人的职务。反之,在制造业方面,欧
洲古时的政策,却在许多场合,禁止制造者兼营开店的生意,不许他们零售他们自己的
商品。前一种法律的用意,是要促进国家的一般利益,或者说,使谷物趋于低廉,但人
们也许不很了解这应如何进行。后一种法律的用意,却要促进特种人即店老板的利益,
当时人们认为,这种人将为制造业者所连累而贱卖,如果允许制造业者零售,这种人的
生意,就会破灭。
    虽然当时允许制造业者开设店铺零售货物,但是制造业者决不会把货物卖得比一般
店铺老板还便宜。不管投在店铺内的这一部分资本是大是小,它必定是从制造业中抽取
出来。为使他站在与他人同等的地位上经营他的业务,他这一部分资本必须取得店老板
的利润,正如他那一部分资本必须取得制造业者的利润一样。例如,假设在他所居住的
那一城市里,制造业资本及小卖业资本的普通利润都是百分之十,那末在制造者自行开
店零售的场合,他在店铺中每售去一件货物,即须取得利润百分之二十。当他自工厂搬
运货物至店铺时,他对货物所估的价格,必然是他向零售店老板所能索取的批发价格。
如果估得比这低,他的制造业资本的利润;便失去了一部分。当货物在他自己店铺内售
去时,如果出售价格,低于其他店铺老板所售价格,那他的小卖业资本的利润,亦失去
了一部分。在这场合,他对于同一件货物,虽似乎取得了加倍的利润,但因这种货物曾
先后充作两个不同资本的一部分,所以,对于他投下的资本,他所取得的,其实只是单
一利润。如果他所得利润比这少,他就是损失者,换言之,他所投下的全部资本,未得
到与大部分邻人相同的利益。
    不许制造业者经营的事,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农业家来经营,就是说,以他的资本
分投于两种不同用途,即以一部分投在谷仓及干草场上,以供应市场上不时的需要,而
以其余部分用来耕作土地。但他投于后一部分所得利润,既不能少于农业资本的普通利
润,所以,他没于前一部分所得利润,亦不能少于商业资本的普通利润。实际用来经营
谷物生意的资本,无论是属于被称为农业家的人,还是属于被称为谷物商人的人,都要
有相同的利润,来补偿这样投资的资本所有者,并使他的职业能与其他职业立于同等地
位,使他不致见异思迁。因此,被迫而兼营谷物商业的农业家,决不能把他的谷物卖得
比任何其他谷物商人在自由竞争的场合不得不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以全部资本投在单一行业对商人有利,正如以全部劳动用在单一操作对劳动者有利
一样。劳动者从此学得一种技巧,使他能以同样的两只手,完成比别人多得多的作业;
同样,商人亦从此学得一种简便的买卖货物方法,使他能以同量的资本,经营比别人多
得多的业务。一般地说,劳动者能因此以低廉得多的价格,提供他们的产品;而商人亦
能因此以同样低廉的价格,提供他们的货物,比资财和心思用在多种多样的货物上时低
廉得多。大部分制造业者,都不能象处处留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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