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国富论-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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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日内瓦、瑞士及苏格兰长老教会内的大部分牧师了。
　　　　教会圣俸将近同等，其间没有一个很大的圣俸，圣俸这样的拉平状况，虽或有时不
免操之太过，但对教会本身，却有若干极良好的结果。一个小有产者想保持威严，唯一
的方法就是具有很可为人模范的德行。要是浮薄虚华，品行乖戾，势必惹人嘲笑，而且
会使他趋于毁灭，与一般浮浪者无异。因此，他们这种人在自己行为上，就不得不遵循
普通人所最尊敬的道德体系。他博得普通人的尊敬和好感的生活方式，就是他自己的利
益和地位指引他去遵循的生活方式。一个人的情况，如多少同我们自己情况接近，而且
在我们看来，应该优于我们，那我们对于这个人，就自然而然会发生亲切的感情。所以，
普通人对这种牧师就同我们对上述人那样亲切，而牧师也变得很小心教导他们，很关心
帮助并救济他们。对于对他这样亲切的人，他甚至不会看不起他们的私心偏见，他决不
会象富裕教会的傲慢牧师那样，动辄以轻侮骄蹇的态度对待他们。因此，就对于普通人
民思想的支配力说，恐怕长老教会的牧师，要胜过其他任何国教教会的牧师。由于这个
缘故，普通人民不加迫害，即全部改信国教教会这事实，只有在实行长老教会制的国家，
才能见到。
　　　　一国教会大部分的圣俸，如很普通，那末，大学教职所得的报酬，就一般要比教会
有俸圣职的报酬优厚。在这场合，大学的教授人员，便会由全国所有牧师中抽取选拔，
因为在任何国家，牧师是有最多数学者的阶级。反之，一个教会大部分的圣俸，如很是
可观，那教会自然会把大学中大部分知名的学者吸引过去；这些学者一般不难找到有权
推荐他们的人，因为这些人常以推荐他们为荣耀。在前一种情况下，全国知名的学者，
将丛集于各大学；在后一种情形下，留在各大学的知名学者将限于少数，而就中最年轻
的教师，早在他们获有充分的教授经验与学识以前，说不定也已被教会网罗去了。据伏
尔泰的观察；耶稣教徒波雷，原不算学者中怎样了不得的人物，但在法国各大学的教授
中，还只有他的著作值得一读。在产生这么多的知名学者的国家，竟然其中没有一个充
当大学教授的，看起来，一定该有几分奇怪吧。有名的加桑迪，在他青年时代，原是艾
克斯大学教授。后来正当他天才发泄的黎明期，有人劝他进教会去，说那里容易得到比
较安静、比较愉快的生活，并且容易得到比较适合于研究的环境。他听信了，立即舍去
大学教职，而投身到教会中去。我相信，伏尔泰的观察，不但可适用于法国，对一切其
他罗马天主教国家也可适用。除了教会不大属意的法律和医学这两方面的人材外，你要
想在这些国家的大学教授中，找出知名学者，那就真是凤毛微角了。罗马教会之外，在
一切基督教国家中，英格兰教会要算最富裕，最有捐赠财产的了。因此，英格兰各大学
的一切最优良最有能力的学者，就不断被这教会吸引过去了。其结果，想在那里找到一
个学问驰名于欧洲的老教师，其难得几乎与在任何罗马天主教国家不相上下。反之，在
日内瓦，在瑞士新教各州，在德意志新教各邦，在荷兰，在瑞士，在瑞典，在丹麦，它
们培植出来的最著名的学者，虽非全部，但至少有最大一部分，是在充当大学教授。在
这些国家，教会中一切最有名的学者，不断被大学吸引过去。
　　　　在古代希腊罗马，除了诗人、少数雄辩家及历史家外，其余最大部分知名的学者，
大概都是充当哲学或修辞学的公私教师，这件事也许值得我们注意一下。从里西阿斯、
伊索克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土多德时代，降至普鲁塔克、埃皮蒂塔斯、斯韦托尼阿及昆
蒂里恩时代，这个说法都可适用。把某一特定部门的学科，逐年专责成某一个人教授，
那实是使他对于那门学科专精深造的最有效方法。因为，他今年教那一门，明年后年还
得教那一门，如果他不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人，在数年之内，他一定能通达那一门学问的
各部分；并且，如果他在今年对于某点的见解，还欠斟酌，到明年讲到这同一个主题时，
他多半会加以改正。科学的教师，确是真正想成为学者的人的自然职业，而同时这职业
又是使他受到充实学问的最适当的教育。一国教会的圣俸，如仅是普通，则学者大部分，
自然会从事这最有用于国家最有用于社会的教学职业，同时并可由此获得他所能接受的
最良好的教育。这一来，他们的学问，便会成为最充实、最有用的了。
　　　　应该指出，各国国教教会的收入，其中除特定土地或庄园收入外，虽然也是国家一
般收入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没用在国防上，而转用到与国防非常相异的目的上了。例
如，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是一种真正的土地税；教会如不把它收去，土地所有者对国
防所能提供的贡献，是要大得多的。国家紧急支出的资源，有些人说是专靠土地地租，
有些人说是主要依靠土地地租。教会由这资源取去的部分愈多，国家能由这资源分得的
部分就愈少，这是明明白白的。如果一切其他情形都一样，教会愈富有，君主和人民就
必然愈贫乏，而国家防御外侮的能力也就愈要薄弱，这很可说是一个一定不变的原则。
在若干新教国家，特别是在一切瑞士新教州中，往时属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收入，即什
一税和教会所有地的收入这两者，已被发现为这么大的资源，不但足够提供国教牧师们
适当的薪俸，而且只要略加补充，甚或不需要补充，并足够开销国家其他一切费用。尤
其是强大的伯尔尼州政府，它把以前供给宗教的资金节贮起来，约有数百万镑的一大金
额，其中一部分存贮国库，另一部分投资于欧洲各债务国的公债生息，主要是法兰西及
大不列颠国家公债。伯尔尼或瑞士其他新教州各教会，费国家多少费用，我不敢冒以为
知。根据一非常正确的计算，1755年苏格兰教会牧师们的全收入，包括教会所有地及他
们住宅的房租，合理估计起来，不过六万八千五百十四镑一先令五又十二分之一便士。
这样极平常的收入，每年要供给九百四十四名牧师的相当生活的资料，再加上教堂及牧
师住宅不时修耷或建筑的支出，总会计算，每年亦不会超过八万镑乃至八万五千镑。苏
格兰教会基金过于贫乏，那是不待言的。可是，就维持大多数人民信仰的统一，皈依的
热忱，乃至秩序、规则及严肃的道德精神说，没有一个基督教国的最富裕教会，能够超
过苏格兰的教会。凡被认为国教教会所能产生的一切良好结果．属于社会方面的也好，
属于宗教方面的也好，其他教会能产出的，苏格兰教会也同样能产出。而比苏格兰教会
并不见得更富裕的瑞士新教教会，还能在更大程度上产出这些结果。在瑞士大部分的新
教州中，差不多找不出一个人，公言他不是新教教会的信徒。的确，如有人晕言他是其
他教会的信徒，法律就会强迫他离开州境。但是，要不是牧师们勤勉，预先诱导人民全
体——或许有少数例外——改信国教，象这样严峻或者宁说是压迫的法律，是决难在这
种自由国家实行的。因此，在瑞士某地方，因为新教国与罗马天主教国偶然的结合，改
宗者不象其他地方那么普遍，这两种宗教，就不但同为法律所默认，而且同被认为国教。
　　　　不论何种职务，要其执行良好，其报酬或薪俸似须尽可能与该职务的性质相称。如
报酬过少，那就很容易由奉职者大部分的卑劣无能而受到损害；如报酬过多，那就很容
易由他们的疏忽怠惰而受到更大的损害。一个有大宗收入的人，无论他所执何业，他总
会觉得，他应当与其他有大收入者过同一的生活，并且在欢乐、虚荣及放荡上面梢费其
大部分时间。但是，对于一个牧师，这样的生活方法是不行的，照此下去，他不但会把
他应该用在职务上的时间消费掉，并且会使他人格上的庄严，在人民心目中完全扫地，
而人格的尊严，正是使他能以适当的势力与权威，执行其职务的唯一凭借。
　　　　第四节　论维持君主尊严的费用
　　　　一国君主，除了执行种种职务所必要的费用以外，为维持其尊严计，亦须有一定的
费用。这费用的大小，随社会发达时期的不同而不同，随政体形态的不同而不同。
　　　　在富裕而发达的社会中，各阶级人民的房屋、家具、食品、服装以及游观玩好之具，
都由朴质而流于奢华，在此种情况下要君主独逆时尚，决难做到。他的一切服用物品，
所费必日益加多。因为不是这样，就不能维持他的尊严。
　　　　就尊严一点说，一国君主君临于其臣庶，比之共和国元首对干其同胞市民，更要高
不可攀，望尘莫及；所以为要维持这较高的尊严，势必要较大的费用。总督或市长的官
邱，自不能与国王宫廷比其华丽。
　　　　本章的结论
　　　　防御社会的费用，维持一国元首的费用，都是为社会的一般利益而支出的。因此，
照正当道理，这两者应当来自全社会一般的贡献，而社会各个人的资助，又须尽可能与
他们各自能力相称。
　　　　司法行政的费用，亦无疑是为全社会的一般利益而支出的。这种费用，由全社会一
般的贡献开支，并无不当。不过，国家之所以有支出此项费用的必要，乃因社会有些人
多行不义，势非设置法院救济保护不可；而最直接受到法院利益的，又是那些由法院恢
复其权利或维持其权利的人。因此，司法行政费用，如按照特殊情形，由他们双方或其
中一方支付，即由法院手续费开支，最为妥当。除非罪人自身无财产资金够支付此手续
费，否则，这项费用，是无须由社会全体负担的。
　　　　凡利在一地一州的地方费用或州区费用（例如为特定城市或特定地区支出的警察
费），当由地方收入或州区收入开支，而不应由社会一般收入开支。为了社会局部的利
益，而增加社会全体的负担，那是不大正当的。
　　　　维持良好道路及交通机关，无疑是有利于社会全体，所以，其费用由全社会的一般
收入开支，并无不当。不过，最直接地受这费用的利益的人，乃是往来各处转运货物的
商贾，以及购用那种货物的消费者。所以，英格兰的道路通行税，欧洲其他各国所谓路
捐桥捐，完全由这两种人负担；这一来，社会一般人的负担就要减轻许多了。
　　　　一国的教育设施及宗教设施，分明是对社会有利益的，其费用由社会的一般收入开
支并无不当。可是，这费用如由那直接受到教育利益宗教利益的人支付，或者由自以为
有受教育利益或宗教利益的必要的人自发地出资开支，恐怕是同样妥当，说不定还带有
若干利益。
　　　　凡有利于全社会的各种设施或土木工程，如不能全由那些最直接受到利益的人维持，
或不是全由他们维持，那末，在大多数场合，不足之数，就不能不由全社会一般的贡献
弥补。因此，社会的一般收入，除开支国防费及君主养尊费外，还须补充许多特别收入
部门的不足。这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我将在下一章　详细说明。
　
　　


国富论（第五篇）
第二章　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
　　
　　　　一国每年支出的费用，不但有国防费，君主养尊费，而且有国家宪法未规定由何等
特定收入来开支的其他必要政费。这些费用的开支，有两个来源：第一，特别属于君主
或国家，而与人民收入无何等关系的资源；第二，人民的收入。
　　　　第一节　特别属于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源泉
　　　　特别属干君主或国家的资源或收入源泉，由资财及土地构成。
　　　　君主由其资财取得收入的方式，与其他资财所有者同，计有两种，一是亲自使用这
笔资财，一是把它贷与他人。他的收入在前者为利润，在后者为利息。
　　　　鞑靼或阿拉伯酋长的收入全为利润，他们自身是本集团或本部族中的主要牧畜者，
他们自己监督饲养牲畜，由畜群的乳汁及增殖获取收入。不过，以利润为王国收入的主
要部分，只是最初期、最幼稚政治状态下的事情。
　　　　小共和国的收入，有大部分是得自商业经营上的利润。据说，汉堡小共和国的大部
分收入，就是来自国营酒库及国营药店。君主有暇从事酒、药的买卖，那个国家当然是
不会很大的。公立银行的利润，常是更大国家的收入源泉。不但汉堡是如此，威尼斯及
阿姆斯特丹亦是如此。许多人认为，就连不列颠这样大的一个帝国，也未忽视这种收入。
英格兰银行的股息为百分之五点五，按资本一千零七十八万镑计算，每年除去营业费用
剩下的纯利润，实不下五十九万二千九百镑。有人主张：政府可以百分之三的利息，把
这项资本借过来，自行经营，则每年可得二十六万九千五百镑的纯利润。经验表明，经
营这种事业，象威尼斯及阿姆斯特丹那种贵族政治下有秩序的、谨慎的、节约的政府，
才最为适宜；象英格兰这样的政府，不论其优点如何，从未曾以善于理财著名。它的行
动，在平时一般总是流于君主国自然难免的来自怠惰和疏忽的浪费，在战时又常常流于
一切民主国易犯的无打算的浪费。把这种事业让它来经营管理，它是否能胜任愉快，至
少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邮政局本来就是一种商业。政府事先垫款设置各邮励并购买或租赁必要的车辆马匹，
这种垫款不久即由邮费偿还，而且得有很大的利润。我相信，各种政府所经营的商业成
功了的，恐怕只有这种企业。这上面投下的资本额不很多，而其业务又不具有什么神秘
的性质。资本的收回，不但确定，而且极迅速。
　　　　但各国君主往往从事其他许多商业，他们同普通私人一样，为改善其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