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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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存于国民党档案馆的会议记录所作的笔记。以下的论述根据这些笔记作出。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16，第254—263页。
土地的佃农应永久享有租佃权，只缴纳确定的佃租，免除其他一切租税。地
主及绅士应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他们的军事力量将被解除武装而代之以农
民自卫军。积欠的债务将被取消，利率将根据法律降低和予以限制。这种稍
微更加激进的土地革命的处理方式，以及决议案序言中成为决议基础的分
析，使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期有了支持社会革命——“自下而上的革命”—
—的记录，但社会革命仍要一些规定来指导。
当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的建议在5月14日交到国民党政治会议等待
作出决定时，几个领导人表示了他们的忧虑，认为如果它被通过和公布，它
将对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机会产生不利影响。结果，投票赞成决议（它虽然
将保密）的三人——林祖涵、吴玉章（两人是双重党员）和邓演达——的票
数被他们的八名同事的反对票数所压倒。拟议的法令被“暂时”搁置起来。
其他决议中有几项被通过，虽然没有全部公布。结果，由于战场上的事件以
及革命根据地内部不久发生的事件将使武汉领导人为革命立法的这些努力归
于无效，这些决议通过与否都没有什么区别。
士兵决定问题
5月份，国民党的两派沿铁路线重新开始北伐，武汉的一翼进入河南，
而南京集团则进入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冯玉祥从陕西沿陇海路东进，与武
汉协同作战。武汉和南京各自部署了防卫部队，以防对方进攻。武汉在唐生
智全面指挥下的推进先遭到吴佩孚的残部、然后遭到强大的奉军的对抗。南
京则面对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的更强大的鲁军。到6月1日，冯玉祥的国
民军与唐生智的军队在京汉铁路与陇海路交叉的郑州会师，而奉军已经撤至
黄河以北。两天后，南京部队拿下了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交叉的徐州，孙传
芳和张宗昌撤至山东，重新集结他们的部队。①日本政府因战役推进到山东而
有点担心，那里有许多日本侨民，于是派部队到青岛，后来又到省城济南，
在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中激起了一个抗议的浪潮。
武汉的进攻以张发奎的第4前线军和唐生智统率的第35军和第36军开
始，兵力约6—7万人，他们沿铁路朝吴佩孚及其将领残留的地区——河南—
—的边境北进。吴佩孚的部下分成两派，一派希望联合张作霖反对武汉和共
产党人，另一派则选择冯玉祥。第二个集团中的几个人接受武汉军事委员会
的津贴，他们开放了进入河南的道路。吴佩孚试图在驻马店死守，但在5月
14日被彻底打垮。这样就结束了他长期而辉煌的戎马生涯。吴佩孚逃到四川
东部而受杨森的保护。②他的战败打开了与有重型武器装备的、由张作霖之子
张学良率领的奉军展开大战的道路。张发奎的“铁军”于5月17和18日在
河南北部的一场血战中打败了奉军，而冯玉祥向东疾进，几乎未遇到抵抗就
得到最大份额的战利品。武汉军队伤亡约14000人，冯玉祥只损失了400人。
① 这些战役的报道载《北伐战史》，3，第677—755页，附地图；《革命文献》，15，第2412—2492页，
附文件；乔丹：《北伐》，第129—132页；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0—224
页，附地图。
②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第143页，有吴佩孚部下的派别活
动和吴战败的报道。国民党档案馆，441/22，一份1927年4月的军事预算和帐目表明，4月份靳云鹗收到
32万元，魏益三收到10万元，樊钟秀收到44000元，武汉集团希望与之联合的冯玉祥得到73万元，冯在
武汉的代表得到37360元。除张发奎外，冯的津贴比其他将领多，张发奎为他的两个军获得90万元多一点。
汉口的医院充满了伤员。③以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先锋的南京的行动代
价要小得多。
武汉政权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北上，只留下很少的卫戍部队以保护湖南、
湖北的铁路线和主要城市，从而给其敌人制造了大好时机。北伐初期倒向国
民党一边并得到第20军——他自己的川军——军长任命的杨森将军，抓住这
个机会从其根据地万县向东进军攻打湖北西部的宜昌。守卫宜昌并接受武汉
军事委员会津贴的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为了攻打武汉三镇而撤离宜昌。
夏宣称反对共产主义，并寻求守卫革命根据地的将领们的支持。这两个行动
似乎都是蒋介石煽动的。①
武汉的危机在5月中旬出现，当时夏斗寅师的一个团（通过空中侦察，
估计有五六百人），从南面来到可以打击武汉的距离之内，而该师的其他部
队只离50英里之遥。很明显，在三镇地区的大部分守军虽然未与夏联合，却
暗地里同情他。②
武昌驻军的司令叶挺及其新组成的、只是部分地装备起来的第11军第
24师，在恽代英领导的武汉陆军军官学校几百名学生的增援下，决心赶走夏
斗寅。叶、郓都是共产党员，而另一名共产党员张国焘负责武昌城紧急时期
的安全工作。他特别担心附逆者可能试图从内部推翻左派政权。罗易为共产
党准备了一份声明，无产阶级的政党要它的伙伴“小资产阶级”放心，它无
意推翻他们，同时还否认它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有责任。他还准备向
夏斗寅的部队发出宣传性的呼吁，要求他们不要被他们师长的反共表白所欺
骗；师长真正反对的是他们的“湖南农民弟兄”，因为他们正在取得地主和
绅士的土地。5月19日清晨，叶挺的部队击溃了入侵军。①
武昌南面的战斗切断了与长沙的所有联系，长沙在当时是最革命的城
市，在那里，共产党员领导的群众组织正变得越来越好斗，并且4月份已发
生许多处死其敌人之事。反共的仇恨情绪正在赢得群众，并有镇压激进分子
的密谋。城内传遍了谣言：武汉已经失守，汪精卫已逃走，鲍罗廷已被处死。
由于武汉政权已调其最强的部队北上，长沙的守卫力量很弱。唐生智的湘军
第35军军长何键将军把许克祥带领的一个团留在长沙作为后卫；在城内以及
遍及全省各地还有其他的湘军部队。在外围的几个地方，部队与农民协会发
生冲突，杀死了几名领导人，同时长沙的卫戍部队和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
③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346页脚注45，引了汪精卫的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和总领事罗赫德1927
年6月30日发的快信。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8929，电报，罗赫德，汉口，5月18日，报告说夏离汉口只有40英里，“相信已与
蒋介石联合”。6月1日罗易在一篇为《国际通讯报》写的文章中也这样暗示，称杨、夏和当时也已叛变
的许克祥是“傀儡，他们的行动由上海通过南京进行操纵”。孙科在6月20日的一份报告中也指责蒋。报
告现存国民党档案馆，484/283。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13页；关于同样的主张和证明蒋对事态
的发展有准确了解的5月20日的文件，见《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4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96页引了一个武汉反共组织给南京的一份报告。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2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9页，两者都对共产党针对夏的
威胁的活动作了敌视的报道，但也提供了战斗的有价值的记载。关于共产党一边的材料，见张国焘：《中
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27—632页；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1、22，第286—292页。
孙科在前面引的6月20日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叶挺的作用，而是说，幸而第6和第2两个军返回，赶走了夏
斗寅，然后打败杨森。（1930年，夏成为武汉三镇的戍军司令，1932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间的摩擦正在加剧。显然双方都准备摊牌。②有种种谣言，说农民自卫队和工
会纠察队计划解除部队的武装。商人关闭了店铺。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有些
共产党员在5月18日组织了一次群众组织和部队的联合会，保证遵守革命纪
律和支持国民党政府。①但是形势发展迅速，任何人都不能控制。根据代理省
主席后来的报告，第二天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打倒第35军；收缴他们的
武器”的口号。同一天，城内的一些部队与总工会发生冲突，据报道，工会
纠察队侵入何键住宅，拘留并殴打了他的父亲。②
两天以后，在5月21日晚，许克祥在其他许多指挥官的支持下，对省工
会和农民协会的总部采取暴力镇压措施，杀死抗拒者，逮捕大批共产党嫌疑
分子，关闭许多激进的机关，实际上解散了省政府。汉口派来劝说省农民协
会向首都放行粮食的购粮团在冲突中被抓，几名成员被杀。③在以后几天中，
省会经历了一次血洗，反革命行动扩大到其他许多县。④在湖北，夏斗寅战败
的部队横冲直撞地打砸农民协会，恐怖扩大到湖北南部和西部其他地区。⑤
两省被杀的可能有数千人。
长沙的打击使共产党陷于混乱，给国民党领导人提出了棘手的难题。当
他们的部分部队在战斗时，在后方的部队未经中央认可显然已经采取了反革
命行动。能否节制许克祥和其他湖南将领，要取决于唐生智和何键两位将军
的态度，而他们当时在河南前线。政治会议对长沙已发生的一切心中无数，
于是在鲍罗廷建议下，决定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前去调查，并在可能情况下恢
复秩序。它任命刚担任政府农民部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
和唐生智将军指定的其他两人以及鲍罗廷为成员。委员会于5月25日出发，
但刚到湖南省边境，就接到一封许克祥发出的以死相威胁的电报。委员会匆
忙地回到革命的首都。在长沙，许克祥和其他反共分子成立一个清党委员会，
② 在《革命文献》，25，第5284—5285页，何键提了四个计划政变的人的姓名。一封代理省主席张翼鹏及
许多军官签署的自我辩解的电报，指控激进分子计划对卫戍部队发动进攻。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
南争论，1—5/692、695和700，日期为1927年6月1、4和7日。一个共产党员回忆说，共产党领导人知
道进攻正在来临，并试图作准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83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28—320页，引了6月初期长沙几个人给武汉政府的报告。蒋教授把这次联合
会说成是共产党的防御策略。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258页，和布尔曼、霍华德合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2，第61页。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314页声称，只何键的岳父挨了一次打。他列举了从5月中到5
月21日，除长沙外各地对农会的杀害行动。我没有见到证明侵入何键家中的当时的文献。
③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9，1927年6月14日，提供了给委员会的购粮款（大部分
损失）的账目，以及一名目击者关于攻打省农民协会总部的报道。
④ 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第133页脚注30列举许多关于“马日事变”（5月21日）的报道。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35—236页提供了关于处决的生动的、但基本上没有出处的描述。《从
容共到清党》，第699和702页，说3000人被捕，70个机关被封闭。李云汉提了三名被处死的共产党领
导人和其他几个化装逃走的人的姓名。
⑤ 湖北省农民协会送出的一份1927年6月15日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列举了19个具体的地方，并估
计有4000至5000人被杀，许多村庄被破坏。协会请求国民党政府阻止这些攻击和惩办犯罪者。又《从容
共到清党》，第699页。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27页，引了湖北屠杀农民的一份可悲的报
告。
在省内对所有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对党务进行整顿。①湖南的一批共产党领
导人计划在5月31日反击，并开始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农民自卫队。
不论在武汉还是莫斯科，试图引导革命的人都就如何应付危机的问题展
开争论。5月24日，可能对形势的严重性仍不清楚的罗易，就与国民党的关
系为共产党政治局起草一份决议，它宣布在革命的现阶段，共产党与国民党
的合作仍是必要的。然后他试图定出这种合作的条件：发展民主力量；坚持
与国民党的反动分子斗争，目的是孤立他们，然后把他们排除出党；与群众
密切联系的左派夺取领导权；捍卫无产者和农民的利益。②这个决议，连同在
合作基础上的温和的许多细则，被搁置了起来。被共产国际的主要政策——
继续参加另一党，并与其合作的政策——所钳制的共产党政治局在5月26
日决定，土地问题必须先经历一个宣传阶段；眼下要对士兵们进行宣传，并
在村和县组织自治团体。①这个顺应形势的决议不过是重申了党的立场。更具
体的是，同一天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农民协会（还没有正式成立）的名
义发给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各工会的电报通知它们，政府已成立一个委员会，
委员会正在解决长沙事件；它还指示它们要忍耐，避免进一步摩擦。②
在远方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会（5月18—30
日），会上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对他
们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攻击他们继续支持国民党的武汉派，他们限制中国农
民，拒绝立刻成立苏维埃。③中国委员会正在辩论中国土地革命的时机是否已
经来临。5月27日，斯大林参加了讨论，出示了鲍罗廷的来电，内容是国民
党决定为反对土地革命而战斗，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也在所不惜。根据在会
上反对斯大林的艾伯特〓特雷恩特后来的报道，斯大林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