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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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大纲》，第46页。
％），在另外60县有这种现象。②地租的缴纳主要有三种形态：钱租，物租
和分租。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的调查说，有 50。7％的佃户缴纳固定数额
的主要作物，28。1％是分租制佃户，21。2％缴纳固定数额的钱租；见表16
（4）。1934—1935年土地调查中可以比较的数据是：物租60。01％；钱租
24。62％；分租14。99％；力租0。24％；其他0。14％。③在20世纪，钱租的
发生率多半增加很慢。④
大体上，如表16（5）所示，分租的负担（根据地主供给种子、工具和
牲口的程度而定，一般等于地价的14。1％）略大于物租（12。9％），物租则
大于钱租（11。0％）。在佃户自备种子、肥料和牲口的情况下，定额的和分
租的物租额平均占收益的43。3％。国民党把物租额限制在收益的37。5％的政
策的失败，是明摆着的。
不论用什么形式缴纳，也不论从绝对数字或与地价的比例关系看，华南
的租额比华北高出许多——但土地的亩产量也是这样。除华北和西南的贵州
外，定额物租制是主要的地租形态，在租佃发生率最高的5省（安徽、浙江、
湖南、广东、四川）占租约的62％，但在租佃率最低的5省（陕西、山西、
河北、山东、河南）仅占39％。在这种租约下，佃户向地主缴纳定额的谷物，
而不论收成的好坏（在灾难性的坏年头可能有所减少或展期）。当与较长期
的租约（在种植水稻的高租佃率省份这更普遍）相结合时，定额物租使佃户
可以从通过劳动和投资改进生产力中得到好处，从而比分租制对增加产量有
更大的刺激。分租制在租佃率低的华北5省（占32％）比在租佃率高的5省
（占18％）更普遍，那里的押租也少。北方的租约条件与南方相比，较少鼓
励农民为改进土地投资，但租佃在北方也不如南方普遍。
上述省一级的定量研究，没有充分涉及个别佃户的命运，或各地极其多
样的做法，或租佃制的这些显然合理的方面能够促进增产的限度。特定地区
与特定时期的真正农民佃户，实现足够的家庭收入到什么程度才进行增加他
们的总产量的改进，只有通过详细的地方研究（如拉蒙〓迈尔斯之研究河北
和山东，罗伯特〓阿什之研究江苏）才能确定；前者的研究结果是肯定的，
后者是否定的。
上述土地占有和耕种的模式，与跟农业有关的信贷结构、市场销售和赋
税有密切联系。由于农业是一种周转慢的行业，中国的小农跟别的国家的小
农一样，常常是不借贷就不能度过播种与收获之间的那段时间。负债是农村
不满的主要根源。卜凯报告，1929—1933年调查的农场有39％负债。中央农
业实验所估计，在1933年，有56％的农场借过现金，48％借过谷物或食物。
第三种全国性估计指出，1935年有43。87％的农户负债。①所有的观察者一致
同意，农村借债是为了应付家庭的消费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投资，而且对
② 内政部：《内政年鉴》，3，《土地》，第12章，（D）第993—994页。陈正谟发现押租流行于1933—1934
年报告中30％的地区，6％以上的地区有这种现象。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61页。
③ 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44页。
④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细制度之统计分析》，第43页。1924年与1934年比较，数字变化如
此之小，不会有什么意义。
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462页；《农情报告》，2。4（1934年4月），第30页，见《中国近代经
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42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51页。
较穷的农民来说，负债是经常发生的事。②利息很高。这反映出农民极其迫切
的需要、中国农村资本的短缺、不履行债务的风险，以及没有政府的或合作
的现代借贷机构可供选择。对小量的实物借贷，年利可以达到100—200％。
农民借款的大部分，大概有2/3，付年利20—4O％；年利少于20％的约占
1/10；其余的则在40％以上。大约有2/3的借款期限为半年到一年。③农业
信贷主要来自个人——地主、富农、商人——如表18中1934年的数据所示。
农村地区的现代银行（政府的或私人的）很少，而且在任何情况下这种
银行也不在消费贷款上投资。例如，江西的七家现代银行在它们1932年的未
偿贷款资金中，只有0。078％投入农场贷款。④始于20年代的农村合作运动
受到相当大的注意，但合作社即使在最盛时也只涉及中国农民的极小一部
分。⑤放债人通常是地主或粮食商人，他们起着让部分农业盈余又回到农民手
中的作用，从而使农民能够不按照收入过日子，但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即保存一个不被触动的地主统治的农村社会。
表18 农场信贷来源，1934年
农场信贷来源
占总贷款
的百分数
银行2。4
合作社2。6
当铺8。8
钱庄5。5
农村商店和店铺13。1
地主24。2
富农18。4
商人25。0
资料来源：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国作物报告，1934年》，第70页。
中国农村不是经济上自足的，虽然一个较大的单位——施坚雅的“标准
集市区域”——从多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这样。为偿付现金义务如地租和捐
税，以及为购买许多必需品，农民的一部分收成必须在市场上卖掉。在卜凯
的调查中，大约有15％的稻谷收成和29％的小麦收成被农民卖掉，卖掉的商
品作物如烟草、鸦片、花生、油菜籽和棉花的比例当然更高。①在许多情况下，
农民不得不在当地市场上出售产品而没有别的选择。他被隔离在较远的市场
之外，不仅由于运输困难使得运费太贵，而且还有信息上的障碍——尽管农
②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462页：76％的农场信贷是为了“非生产目的”；天野元之助：《农业经
济》，2，第219—220页，引用了七项全国和地方研究。
③ 《农情报告》，2。11（1934年11月），第108—109页，见《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年11月），
第7页。
④ 《经济统计月志》，1。11（1934年11月），第2页。
⑤ 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3，第206—214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2，第308—348
页。① 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第233页。
村的无知状态可能被夸大了。市场处于相当大的价格波动中，这可能对农民
不利，因为在收获时期当他想卖时供应自然较多，而在春天当他想买时供应
就少了。此外，在东南沿海一带靠近大城市的地区，由于农业的商业化已有
一些进展，剥削的代收制（如英美烟草公司所实行的）使农民任凭买方的摆
布。
而作为个别的小买家或小卖家，农民不能影响他必须与之贸易的市场，
用生硬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家的）语言说，商人都是寄生虫，对经济毫无贡
献，或认为20世纪农业商业化程度的增加对农村的生产和收入产生消极影
响，这些都是可笑的。在原子式的农村部分（atomistic rural sector），
没有进入的障碍（不同于常常被夸大了的信息障碍），实际上没有政府干预，
各个行业的资本需求都低，因此大多数类型的商业都是很有竞争性的。高利
润很快把新来者引进现有市场。中国跟别的地方一样，最富的商人是那些在
更加商业化的地区做生意的人，这里的人在与市场打交道方面几乎人人消息
灵通、灵活，并有经验。他们不靠欺骗顾客赚钱，而靠劳动的专门化和分工，
并以低廉的单位价格提供关键性的服务。地方市场常常被描绘成这样：对农
民卖东西来说，它倾向于买方独家垄断，而对农民买东西来说，又倾向于只
此一家。但事实上很少有研究证明这个普遍的假定。如果上市作物的2/3以
上是在本地卖的（如珀金斯所认为的），那么这种生意根本就只能涉及少数
商人；定期集市是农民互相买卖的地方。珀金斯认为市场上主要是地主在卖
稻谷，他们不必在收获季节卖，由于消息灵通和有联系手段，他们也很少会
上当受骗，如果这也是正确的（见前文），那么，买方独家垄断一说就很难
成立。
我在前面曾经指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贸易条件在1931年以前一般对农
民有利。种植和销售经济作物的能力是促使1912年至30年代期间农业总产
量有所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它使这个时期的人均收入大致上不变。的确，
农村集市是无组织的，有时候似乎是存心与小生产者为难，也许过多的中间
人成了负担，所有这些妨碍了产量有更大的增长并明显地损害了农村福利。
但在1937年以前，它对帮助传统经济制度保持运行起了足够好的作用。
在北京政府直到1927年的统治下，接着在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农业税也
许是不公平的负担，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仔细的研究。田赋主要是由省
或地方征收。地方上的权贵与收税员勾结是普遍的，结果不相称的负担份额
落在了小农身上。田赋还以更高的租金的形式转移到佃户身上。此外，还有
这样一些弊端，如强制预征、操纵汇率和各种额外费用等等。①在国民党统治
的最后十年，重庆政府通过战时田赋征实和粮食征购加重了小农和佃农的赋
税负担。
如果负担不公平，那么田赋在1949年以前最重要的经济特点，就是它未
能将地主占有的农业盈余的较大份额收回来，重行分配到生产投资上去。赋
税的标准实际上是低的，反映出国家对地方社会鞭长莫及（见后）。跟信贷
和市场交易一样，农业税制度加强了一种收入的分配模式，它只容许产量有
不大的增长，而个人收入和福利则根本没有增长。
对1937—1949年期间的中国农业进行定量研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战
① 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农业史》，2，第559—580页；3，第9—65页。天野元之助：《农业经济》，
2，第1—158页。
争和内战终止了南京政府十年的农村统计资料最起码的收集。华北是主要战
场，农田的破坏、运输的瘫痪、人力畜力的征用、军粮的索取、上升的政治
斗争对农民的影响，这一切在华北肯定比在华南和华西更严重。②战前日渐商
业化的进程倒退回去，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间的商品流通被破坏。
甚至到1950年，根据人民共和国最初两年所做的调查，华北的一些地区由于
人力和畜力的损失，产量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最高点。①严酷的日本占领和
1948—1949年的大战，都较少波及华南和华西，但这里也有军队征用人力和
粮食造成的损失，而且从1947年起，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削弱了对城市地区
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供应。中国城乡经济的崩溃到1948年中期成了事
实。
② 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78—287页，简略地叙述了1937—1948年间华北农村经济所遭受的
破坏和扰乱。
① 中央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汇编》，第141—144、149—151、160、162、226—
236页。
运输
在整个民国时期，发展很差的运输始终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缺点。无
论从微观或宏观来看这都是明显的。1919年，中国的主要工厂汉阳铁厂生产
一吨生铁的成本是48。50元，而在1915年，满洲本溪的日本铁厂生产一吨生
铁只需22。00元。本溪本地产的焦炭，5。74元一吨，但由于修筑粤汉铁路进
展缓慢和从300英里外的江西萍乡用木船运输的效能差，使得焦炭成本在汉
阳上升到24。54元一吨。②由于两家公司都从自己的“内部”矿场获得原料，
差价就未必是由于两个时期之间的市场波动。
苦力劳动的工资低得难以置信，但支配地方一级运输的人力搬运工的经
济效率甚至更低。一位观察者报告：
在四川省，从渭河流域到成都平原的大路上，我们可能遇见背负160磅重棉花的苦
力。他们背着这些东西一天走15英里，要走750英里，一天1角7分钱（墨西哥银元），
相当于1角4分钱1吨英里。按照这个价格把一吨货物运送750英里，要花费106。25元。
铁路运输只要15元，是这个数目的1/7。京奉铁路为开滦煤矿公司运煤，1吨英里不到1
分半钱。用苦力运棉花，路上要用50天，而铁路只用两天，从而节省48天的利息，并在
更好的条件下卸棉花。①
在中国用几种主要的运输方式运货的比较运费，估计如下（分/吨公里）：
帆船，2至12分；轮船和汽艇，2至15分；铁路，3。2至17分；大车，5
至16。5分；独轮车，10至14分；骆驼，10至20分；卡车，10至56分；
驴、骡和马，13。3至25分；人力搬运，14至50分；黄包车，20至35分。
②整个民国时期，大宗货物继续用传统方式运输。例如，不是典型年头的1933
年的资料表明，老式运输方式（12亿元）所占国民收入是现代运输方式（4。3
亿元）的3倍。
一个适当的铁路网将大大减少运输费用并促进内地的发展。此外，铁路
运货往往避免了厘金和其他地方过境税。而且，一条铁路的出现会促进沿线
度量衡制度和货币的统一。但英属印度的例子应当使我们明白，一个巨大的
铁路网可以同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并存，仅仅铁路的长度并不自动地通向经
济发展。无论如何，中华民国的铁路在长度、分布和运转上都是不够的。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包括满洲和台湾，有总计为24945公里的铁路
干线和支线。③民国时代各个时期修建的铁路可按习惯分期如下：
1912年以前9618。10公里
1912—1927年3422。38公里
1928—1937年7895。66公里
1938—1945年3909。38公里
总计24845。52公里
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怡和洋行和其他外国人未经许可修建的，长15公
② 刘大钧：《中国的工业与财政》，第197—219页；顾琅：《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