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中央政府,但它事实上是在省的控制之下,收入被省在省内花掉,尽管名
曰“某省的国家支出”。袁世凯在他1916年死去以前,能从各省提取一些田
赋款项,以后间歇地和最低限度地继续到1921年,这时政治形势明显恶化,
内战变得如此普遍,北京政府的财政控制也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①
关税几乎全部用来交付外债的本息和赔款。从1912到1927年底,只有
142341000海关两,或扣除基本费用后的关税净额717672000海关两的20%,
北京政府可以用作行政和其他开支。②尽管1902和1918年修订从量税,但由
于价格上涨,直到1923年进口税的实际税率在2。5—3。5%之间;1923年进
一步的修订把实际税率增加到了5%。但直到1930年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之
前,这个项目下的税收不可能有较大的增长。
从1913到1922年底,盐税收入超过了关税收入。不过,1922年后中央
政府只能得到盐税的一部分。1913年,为了给“善后借款”(没有这笔钱袁
世凯政府可能难以生存)提供担保,任命一个洋会办监督并实际控制盐务署。
虽然可能有损于民族尊严,但这一措施的结果是,中央政府账上的盐税立刻
猛增。盐税担保的实际偿付的外债数目不大——例如,善后借款从1917年起
用关税偿付。但这种相对不错的局面因继续不断的内战而消失了。各省对盐
税征收的干预渐渐变得严重起来,盐税收入被侵占,走私增加。1922年后,
盐税总收入明显下降,实际提交给北京的部分也减少了。盐税纯收入曾在
1922年达到最高点8600万元,1924年降至7100万元,1926年降至6400万
元,1927年降至5800万元。即使在1922年,实际提交北京的也只有4700
①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1,第45—77页。
② 斯坦利〓F。赖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海关收入》(1935年第3版),第440—441页。
万元(或纯收入的55%);1200万元经中央政府同意留在省里;但有2000
万元(23%)未经同意被地方占用。1926年,被省当局和军队截留的盐税总
数达到3700万元,该年提交北京的实际上仅有900万元。①
面对长期的财政困难,北京政府被迫靠借债度日。1912—1926年间,财
政部发行了27种内债,票面价值总计614000000元。②不过,政府实际收到
的甚少,因为债券出售时总是打折扣——在极端情况下低到只有票面价值的
20%。关于这个时期发行内债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进入南京政府时期也是
一样。在开设有权发行纸币的新银行和政府借内债之间,看来有一种密切的
关系。这些国内公债的一大部分被中国的“现代”银行认购,它们持有政府
证券是作为投资和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虽则也直接借款给政府。
北京政府仅仅遗留给它的继任者241000000元内债,这似乎表明,尽管
拖欠,债权人并没有因北京政府打折扣的公债券而太吃亏。北京政府举借内
债,军阀的钱柜就可以不断地得到补充。但是这些借款的收益对国家的经济
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内外债的还本付息成了北京政府最大的支出;加上军费
开支,至少占去年总支出的4/5。③在支付了一般行政费用之后,就没有钱来
为发展进行投资了。省和地方的税收也被军费和警察费用耗尽。④北京政权通
常举借外债也不是着眼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912—1926年期间的新外债,在数量上少于清末的赔款和铁路借款。外
债总数(不包括庚子赔款)从1913年的约5。26亿美元增加到1931年的6。96
亿美元。①1913年的25000000英镑善后借款是新外债中最大的一笔。此外,
相当大一部分外国借款是1918年的所谓“西原借款”——日本利益集团借给
当时在北京执政的安福系军阀和几个省的地方政府的无担保借款,主要用途
是打内战和搞政治阴谋。这些借款中,有一些后来转为合法的铁路和电报借
款,但绝大部分——大概有1。5亿元——从未得到南京政府的承认。跟19
世纪90年代的日本赔款借款、袁世凯的善后借款和内债一样,北洋军阀这次
穷途末路的借款,除几笔铁路借款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毫无贡献。实际上
有理由认为,中国由于政府欠债(包括庚子赔款)而每年付出的数目大于它
每年得到的新借款。例如,C。F。雷默估计,在1902—1913年期间,每年平均
付出0。892亿元,在1913—1930年期间,每年平均付出0。709亿元,而在这
两个时期,每年的平均入款则分别为0。61亿元和0。238亿元。这样大的资本
“外流”必须被看成是从中国经济资源的一笔净提取,其影响可能是阻碍经
济增长。②
1928年南京政府的建立,名义上带来了十年内战后的政治统一。在1928
—1937年的九年中,中央政府对中国本土的财政控制所达到的程度,也许超
过了自清朝以来的任何时期。与1916—1927年的军阀时代相比,无论是税收
或税收制度都有了显著的改进。关税自主是1929—1930年恢复的,有着较高
① P。T。陈:《财政》,见《中国年鉴,1935—1936年》,第1298—1299页。
②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第366—369页。
③ 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第697—698页;柏井象雄:《近代中国财政史》第63—64页。
④ C。M。张:《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见《中国经济月报》,7。6(1934年6月)第233—247页。
① C。F。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23—147页;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
第240—245页。
② 雷默:《中国的外国投资》,第160页。
税率的新关税增加了政府的岁入。1930年,通过关税用金单位计征,将进口
税从以白银为计算标准改换成以黄金为计算标准,既保住了关税的真正价
值,又从下跌的银价方面增加了收益,从而减轻了巨大外债和内债还本付息
的困难。1928年以前大量被地方占用的盐税,并入了国家财政体系。尽管仍
要转给各省,但盐税的相当大一部分成了中央政府实际上可以得到的。许多
(虽然不是全部)中央和地方的货物税合并成全国通行的统税,由中央政府
征收,以交换省里占用的田赋。基本上(虽不是完全)废除了厘金。1933年
废两(旧的白银计算单位)改元,统一了货币,然后在1935年以外汇储备作
为支持,采用现代纸币制度。这最后一项无意中被美国的白银收购所推动,
它使银价上涨,并提供了相当大一部分所需的外币储备。1935年11月,白
银收归国有;禁止把白银作为货币使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
纸币成为法定支付货币。政府试行年度预算,并大大改进它的征收和财政报
告工作。为了提出并实施财政改革和经济发展计划,举行了会议并任命了委
员。1931年成立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指导国家的经济“重建”工作。
但这时出现的这些成就,与过去相比给人的印象无论多么深刻,它们大
都仍然是肤浅的。由于是以应用于经济现代部分的间接税为基础,国民政府
的税收就受到产量增长缓慢的严重限制。无力对农业征税是在有潜力的税收
上加上难以克服的约束——从而是对政府计划的约束。关税、盐税和货物税
也许对小消费者太沉重,虽然税收的实际影响范围问题,是一个著名的难以
追究的问题;富有的人并没有纳很多税。掌握在各省手中的田赋既没有改革
也没有发展;它也同样把不相称的负担加在小农身上。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
策没有解决农业的根本问题,没有促进工业增长,没有有效地利用人民的政
治支持和心理支持努力使中国经济
表20南京政府的收支报告,1928—1937年(百万元和%)
第1部分
1928…91929…301930…1193。1…21932…3
元%元%元%元%元%
收入*434100。0585100。0774100。0749100。0699100。0
a。税收*33477。048482。755772。061982。661487。8
Ⅰ。关税17941。227647。231340。435747。732646。6
Ⅱ。盐税306。912220。815019。414419。215822。6
Ⅲ。货物税337。6478。0628。09612。88912。7
Ⅳ。其他+92≠21。2396。7324。1222。9415。9
b。用借款弥补
的亏实
10023。010117。321728。013017。48512。2
支出*434100。0585100。0774100。0749100。0699100。0
a。党40。950。950。640。550。7
b。政府*286。49716。612015。512216。313118。7
c。军队21048。424541。931240。330440。632145。9
d。借款和赔款
还本付息
16036。920034。229037。527036。021030。0
e。其他ξ32II7。4386。5476。1496。5324。6
第2部分
19331934…51935…61936…7
元%元%元%元%
收入*836100。0941100。01072100。01168100。0
a。税收*68982。474579。281776。287074。5
Ⅰ。关税35242。135337。527225。437932。4
Ⅱ。盐税17721。216717。718417。219716。9
续表
第2部分
1933…41934…51935…61936…7
元%元%元%元%
Ⅲ货物税11814。111612。315014。017314。8
Ⅳ其他+425。0109II11。6211II**19。712110。4
b。用借款弥补的亏空14717。619620。825523。829825。5
支出*836100。0941100。01072100。01168100。0
a。党60。760。680。770。6
b。政府16019。115116。116315。216013。7
c。军队37344。638841。239036。451244。6
d。借款和赔款还本付息24429。223825。329427。430225。9
e。其他53++6。3158II++16。8217++20。2178++15。2
*除1928—1929年外,包括征税费用;不包括现金余额。
+印花税、省级汇款,政府企业利润,杂项。
≠6204万元=各省征收的国税和直接支付的军费。
§主要从盐税中转给各省。
Ⅱ中央银行资本,2000万元,1928—1929年;7400万元,1934—1935
年。
‖政府企业收入,1934—1935年,6100万元;1935—1936年,6700万
元;主要来自铁路,包括军事运输的价值。
**包括7800万元的各种内部转帐。
++包括“建设费”,1933—1934年,700万元;1934—1935年,2600
万元;1935—1936年,8800万元;1936—1937年,5400万元;其中一部分
可能投资于军需工业。
资料来源:财政部长的年度报告,见P。T。陈:《财政》,《中国年鉴,
1935—1936年》,第1192—1237页;《中国年鉴,1936—1937年》,第587
—588页;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第433—440页。
从停滞中走出来。①到1937年为止所得到的不大的收获,由于此后12年的战
争和内战,由于政府对这些年中国人民作出的牺牲没有稍微作些补偿而烟消
云散。
表20列出南京政府1928—1937年间九个财政年度的主要收入和支出。
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在1938年以前数量仍然很大,以后在战争时期,与中央
的支出相比急剧下降。但即使把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加在中央政府的支出
上,总数也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在1931—1936年期
间,仅占3。2—6%。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1929年占8。2%,1933年占14。3
%,1941年占19。7%。②就国民收入而论,中国中央政府的支出为数很小,
这既反映了国家税收基础的狭窄,也反映了经济的现代部分的有限规模,这
个部分实际上被要求承担国民政府税收的最大负担。
1929年初,国民党政府实行某种程度的财政控制,除海关外,仅在浙江、
江苏、安徽、江西、河南五省实行。这种局面后来有所改进,但中央政府在
1937年以前从未达到对华北、西北和西南的完全支配。当然,全面战争爆发
后不久,政府主要依靠的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就沦入了日本人之手。
在1928年6月举行的划分中央和地方税收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中央政府
正式把田赋让给各省,这在当时与其说是一种政策,目的在于改进从北京政
权继承下来的公认是混乱的财政管理,不如说是南京政府对政治现实的一种
承认。它意味着,为了报答空泛的政治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放弃对一部分
经济的任何财政要求,这一部分经济产生国民收入的65%。也放弃了对一种
不公平的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检查的任何尝试,在这种制度下,有错误的土地
①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提供了全面说明。道格拉斯〓S。帕俄:
《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政府财政》(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50年);《南京时期的中国国家支出》,
见《远东季刊》,12。1(1952年11月),第3—26页;《国民党与经济停滞》,见《亚洲研究杂志》,16。2
(1957年2月),第213—220页,不如扬格乐观。
② 美国人口调查局:《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1789—1945年》,第12页。
记录和腐败的官吏使富人能够逃避公平的负担。结果是一大部分潜在的农业
税收被截留,社会不能将它用于公共福利。
1941年,在战争的压力下,在未被占领地区,中央政府从各省手中收回
了田赋的管理权,为了补偿地方政府在税收上的损失,答应给它们现金补助。
田赋征实和随之而来的粮食征借,在1942—1943年和1943—1944年分别为
中央政府提供了总收入的11。8%和4。2%,但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央政府的
农业土地税收很快下降。战时的田赋征实确实使中央政府对粮食供应有了它
所追求的更大程度的控制,同时由于减少了政府向军队、公务人员和城市工
人供应粮食的直接开支,田赋征实还相当大地抑制了战时纸币发行的增长速
度。不过,在实行这个政策时并没有对旧的田赋制度的不公平作任何纠正,
当国内其他阶层大都被免除或能够避免类似的直接税时,个体小农却增加了
新的不公平的负担。①
几乎跟所有的“不发达”国家一样——明治时期的日本和1949年后的中
国是主要的例外——战前的南京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间接税。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