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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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签订辛丑和约的国家——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
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俄国——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而在中国，
像在全世界那样，施加真正影响的英国、日本、俄国、美国、德国和法国是
其中的佼佼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公使华蕾先生关于他同事的汉语能力的意
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朱尔典爵士在1876年首先作为一名见习翻译来华，在
英国领事馆长期任职，工作出色，1906年在北京任公使之前还担任过驻朝鲜
的公使；除了他，外国的公使都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他们从一个职位
调到另一个职位（例如，到1913年有：比利时的贾尔牒男爵、丹麦的阿列斐
伯爵、意大利的斯弗尔扎伯爵、法国的康悌）。朱尔典继续担任公使，一直
到1920年，他在北京的同僚之一在叙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
对他来说，中国不是许多驻地当中的一个。它代表着他的事业的开始和终结……在
我看来，他的世界是由大英帝国和中国组成，而俄国和日本在背景中朦胧地出现（有时近
得碍手碍脚），其他的许多国家则在周围大惊小怪，干涉并不与它们真正有关以及它们不
完全了解的事务。①
朱尔典的前任萨道义爵士，1900至1906年在北京，虽然是比朱尔典爵
士更专业的外交人员（他是很受赞扬的《外交实践手册》〔1917年及以后几
版〕的作者），他也作为一名见习翻译开始他的事业，因能讲一些汉语和流
利的日语而闻名。萨道义多年来在日本、暹罗、秘鲁和摩洛哥的领事馆中任
职，然后在1895年被任命为驻东京的公使。他的私人秘书把他描述为“一个
严厉的人。他对他的属员很严格，要他们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如他常说的那
样，他是从一所严格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巴夏礼爵士的学校……我
从萨道义爵士那里学到了额尔金勋爵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一句箴言。决不要
提出不是绝对公正的要求；当你提出公正的要求，你就务必去得到它”。②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页。
②　按照建立条约关系的顺序，它们是：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典、俄国、德国、葡萄牙、丹麦、
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巴西和日本。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页。
②　许立德爵士：《在华四十年》，第35页。
日本的几任公使是最职业化的外交官（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他们
过去因在驻华领事馆工作而有了丰富经验，因此可能已经有一定汉语知识。①
日本和英国的文件透露，在这些年间，日本人和英国人一起，对任何强国涉
及中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了解是最详尽的。
1898至1905年的美国公使、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康格，是通过他与麦金
莱总统的友谊而到任的。但是他的继任者1905至1909年任职的柔克义，是
一名职业外交官，19世纪80年代已经在北京和汉城任职。柔克义还是一位
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和学者（熟悉西藏的佛教、中亚，以及中国与西方世界、
朝鲜和东南亚的现代以前的关系）。1909至1913年驻北京公使的嘉乐恒，
是塔夫脱总统挑的人选。他长期在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内活动，并且作为麦
金莱总统和罗斯福总统派往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特使，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
1913至1919年的公使芮恩施当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时所写的学术著作
给了威尔逊总统很深的印象，他再次是总统的政治人选。芮恩施的回忆录《一
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1922年），对中国期待更名副其实的国际平等的愿
望表示了深切的（虽然是无效的）同情心。巴黎和会把山东交给日本后不久，
芮恩施就辞职了。
与中国外交部的大部分日常接触，由主要国家公使馆中的“汉务参赞”
进行，结果这些人常常影响了他们的使馆负责人的观点。例如，从1911至
1922年任汉务参赞的巴尔敦，便是英国公使馆中起支配作用的人物，他娶怡
和洋行一名董事的长女为妻。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管具体情况的英国利益
的捍卫者，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这使他受到在华的英国社会的钟爱，但他
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却不喜欢他。美国的公使馆从美国的传教士中挑
选它的汉务参赞。①
①　1901—1906年任公使的内田康哉在1896年担任公使馆一秘时已经是代办。他后来担任其他重要的大使
馆职务，1911、1918—1923和1932年任外务大臣，1932年还兼任南满铁路公司总裁。他的接任者为林权
助，1906至1908年和1916至1918年任职，他在英国和东京受教育，在其他时期担任过驻英、驻俄大使
和短期的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在1908至1913年任公使，1893年第一次来华，任芝罘的领事，1901至
1907年任天津总领事。他后来任关东租借地长官，1923年短期地任外务大臣。山座圆次郎在1913至1914
年短期地担任驻北京公使之前，曾任日本驻汉城公使馆秘书。1915年曾递交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的日置益
在1914年被任命为公使之前，1894至1899年曾在汉城工作，接着在1900至1902年在北京担任一秘和代
办。几次出访欧洲以后，他返回中国担任1925年关税会议的日本代表。长期以来小幡酉吉在天津、北京等
地任领事和代办（1914、1915、1916年），最后在1918至1923年任公使。
①　1901至1908年的汉务参赞卫理，1887至1896年曾在外国基督教传道会工作，1896年他离开该会，接
受了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翻译的任命。他是1911至1913年驻北京美国公使的一秘，在嘉乐恒离任和芮恩施
到任期间当了几个月的代办——在此期间美国承认了中华民国，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在1914至1918
年期间，他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负责人。1918年卫理成为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和文学的阿加西斯基
金的教授。接任卫理的是丁家立，他在美国海外布道会的赞助下于1882年来华。丁家立1886年不再继续
从事传教工作，以后的20年在天津进行教育活动，受到前后两任总督李鸿章和袁世凯的赞许。他于1886
至1895年任中西书院院长，从1895至1906年任天津新建的官办大学（1900年后称北洋大学）的总教习。
从1902至1906年他还是直隶的高级和中级学堂的学监。从1908至1919年，除了一段短期间歇外，他在
美国公使馆任汉务参赞，在1919至1920年以一秘的身份代理馆务。由于他广交中国官员，包括袁世凯总
统，丁在公使馆的作用是有影响的。裴克，1903至1918年任助理汉务参赞，1913至1914年和1919至1926
年任汉务参赞，生于天津，父母均为传教士。他1906年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任见习翻译，1914至1919年期
公使馆区（交民巷）
驻北京的公使及其属僚居住的使馆区是国际法中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1901年的“辛丑和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
用之地，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新公使馆区比1900年以前约扩大了九倍。①它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得
到新加固的边墙（和常驻的军事卫队）的保护，北面和东面以一块地势略为
倾斜的“缓冲地”为界——这块开阔的空地是义和团起义中被夷为平地的帝
国翰林院的旧址，此时打算用它来保护公使馆区，以及用作打马球、踢足球、
学骑马和训练公使馆卫队的场地。公使馆区的大部分从北城南城墙的前门向
东面的哈德门（崇文门）延伸。（萨道义爵士等人在1904年谴责他的同僚们
的过大胃口。）
事实上，外交使团扩大了它的“权利”，大大地超过了第七款规定的范
围。部分缓冲地被租给公使馆士兵常常光顾的旅馆、酒吧间和一个领有执照
的妓院。与这块缓冲地是列强共同拥有的财产这一理论背道而驰的是，个别
国家颁发建筑许可证——在有偿的条件下。在使馆区内，可以看到商业企业、
店铺、教育机构和大批非外交人员——虽然中国从没有打算把北京开辟为另
一个外国人居住和贸易的中心。在公使馆区或它的周围，有顺利饭店、北京
饭店、六国饭店（常常聚集一批寻求贷款和采矿合同的人），有汇丰银行、
道胜银行、德华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有几个外国大商店，有一个士兵的基
督教青年会，有两所美国监理会的医院，有一座公使馆卫兵用的天主教堂，
有一座监理会布道会教堂（可容纳1500人）、一所监理会的女子学校和“燕
京大学”（也是监理会办的），有伦敦布道会的魏林医学院，有美国海外布
道会的教堂和学校，还有盲人布道会。虽然根据法律，准许进入公使馆区的
华人只能是穿着特定制服的公使馆的仆人和雇员，但事实上，不时有大批华
人住在公使馆区内，经常住的地方是六国饭店，那里在1911年以后以收容被
北洋政府撵走的人而出名。外交使团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例如，张
勋将军在1917年短命的政变失败后就藏在荷兰的公使馆内。
1914年才对公使馆区进行联合治理，以取代三个独立部分（西段、英国
段和东段）的治理，在此以前各部分都自行治理和有自己的章程。由三名辛
丑和约缔约国代表和两名公使馆区居民代表组成的行政委员会，监督执行新
的治安总章程和道路章程。公使馆和居民私人缴纳土地税，以维持这个微型
的行政机构。
就极大部分而言，北京的外交人员过着一种脱离中国人的生活。这种状
况在清代最后十年开始发生变化，民国成立时变化更大。可是，1885至1898
年的美国的驻华公使田贝的以下意见，仍具有一定的正确性：
新来的外交官来到北京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拜访总理衙门，即后来的外务部，向
它致意和取得对他官方资格的承认……对总理衙门的拜访是新来者唯一必须做的事……
间在驻青岛、汉口和天津的领事馆任职。裴克1945年退职以前于1935至1940年任大使馆参赞，在处理美
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一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
①　马士写道：“公使馆区可以认为是在一个敌对国首都的中心取得的一个可以防守的要塞——用于这一目
的，它是太大了；或者可以认为是幸运地抓住机会，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为列强的外交代表取得的花园
般的、没有旧时代肮脏环境的宽敞居住区——如果是这样，建立它是没有道理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
史》，3，第355页。
互相不必进行社交会面，这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除了极少数
的情况外，社交对双方来说是特别令人厌烦的事。①
在义和团起义后清朝进行改革的平静的日子里，在外国受过教育的外务
部和邮传部的年轻官员，在晚上与公使馆的工作人员打扑克消遣，这是是众
所周知的。但是在北京的外国人社团（不论是外交人员的还是私人的）的生
活，是一种独特的自我孤立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最有献身精神的拥护者，
可能是英国人，他们以“赴宴和跳舞、聊天和打高尔夫球来减轻他们的思乡
之情，以不知他们在其中生活的人民的习俗、语言或感情为乐”。①意大利公
使在回忆1918年时描述说，“一个外交官的山中城堡。对妇女和孩子来说，
如果只从卫生的观点看，这是件好事。但是大部分外交官在他们生活的这个
国家内，处于孤立状态，并且与它格格不入”。②
虽然与外界隔离，外交界在北京的生活几乎没有丧失物质享受。1900年
英国公使馆大院：
占地三英亩以上……原是梁公府，由女王陛下的政府租用。正房为公使的住所，这
是一座优美的中式建筑，大门很雄伟，有一条高于地面的甬道穿过两个富丽堂皇的回廊（中
文叫亭儿）。这些建筑都覆盖着只准高级官员使用的绿色琉璃瓦；黄色的则由皇宫专用。
秘书们住在平房内，只有一秘例外，他住一幢两层楼的西式房屋。见习翻译和随员住三套
房屋……还有一个小教堂、一座戏院和一个保龄球道。③
美国公使的官邸是“……用美国进口的材料以堂皇的殖民地文艺复兴时期的
风格建成……有一个附属建筑物的真正的小村子，秘书、随员、见习领事和
文书都住在那里。它是一个风景如画的中国村子，有一座古庙和许多分开的
房屋，它们各有自己的围有高墙的花园”。①
1913年意大利公使馆的一秘指出，他家里共有“从头等仆役到三等苦
力”的10名仆人，包括“厨师、码米童（marmiton）和两名阿妈，一叫‘洗
刷和照顾婴儿的阿妈’（wash…and…babyamah），一叫‘绣绣阿妈’（sew…
sew…amah）”。此外公使馆的仆人包括“四名马夫，即一名老马夫和他的三
个儿子（还有他的一个饲养小毛驴的孙子，由我付工资）。还有一名洗衣人
及其帮手、一名领头的花匠、四名花园的苦力、一名‘开门的’和一名听差”。
②
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北京汽车很少，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汽车行车道。
外国人主要靠马和马车前往赛马场（位于北京之西约四英里，义和团起义时
被焚毁，但重建后规模更大），或到颐和园野餐，或去西山。他们还爱好散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34—35页。
①　西里尔〓珀尔：《在华的莫里循》，书中第86页概述了莫里循未发表的日记所记的各种印象。
②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页。
③　许立德：《在华四十年》，第4页。甚至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意大利公使馆，在公使和一秘住所的旁边，
有“一等、二等‘汉务参赞’和使馆牧师的房屋各一所。小教堂（实际上与大部分教堂一样大）的天花板
从意大利运来；有驯马空地和一个大院子的马厩能容纳八匹马；还有一间洗衣房、一座水塔、一个浴室和
两幢中国仆人居住的房屋，这些都圈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大花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