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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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基督教力量的数量和地理分布的全面调查》，《导言》，第3页。
的变异形式。即使保守的民族主义，像罗炳生承认的那样，从长期观点看也
只能接受真正土生土长的教会。由于是城市的和非政治性的，而且实际上强
调在现存的政府制度的范围内拯救个人，基督教变得越来越脱离呼声日益响
亮的农村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在1949年将结束与传教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半西
化的城市精英对革命的短暂控制。
1900至1920年这段时期的“中华归主”——1922年所用的一个不恰当
但却生动的词组（“Christian ocupation of China”中的“occupation”
一词意即占领——译者）——在所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①表31总结了
关于新教传教团体的材料。
表31在华新教教会的发展
188919061919
外国传教士129638336636
受有圣职的华人2113451065
全部中国的工作人员1657996124732
有权受圣餐者37287178251345853
教会学校学生1683657683212819
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几年中，罗马天主教布道会也迅速发展。在1901
年，有1075名外国神甫和500名中国神甫在估计有721 000名受圣餐者的天
主教社团工作。到1920年，有1500至2000名欧洲神甫、将近1000名中国
神甫、1000名外国修女、1900名中国修女、200万名有权受圣餐者、13000
名中国教学者和教师以及18万名天主教学校的学生。在13个或13个以上的
天主教布道会中，法国的布道会（如遣使会、外方传教会）特别突出，这反
映在法国根据各条约中信仰自由的条款，而提出取得在华天主教会的保护地
的要求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半以上在华神甫是法国人。天主教会
正式组成51个“副本堂神甫的教区和教廷的大教区”，由它们来划分中国所
有省份。将近1500个地方有外国或中国神甫，天主教徒最多的地方是直隶、
江苏、四川和山东。虽然天主教徒也出现在新教徒集中的较大城市，但他们
着重在农村地区工作，争取全家或全村皈依天主教，尝试建立完整的地方天
主教社区，倾向于把教育活动限制在教徒子女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
天主教传教会没有出现可与义和团起义以后的新教徒活动相比的教育和医学
活动的大发展。与拯救灵魂相比，企图扩大对中国社会影响的任何愿望，肯
定都是次要的。与19世纪的教案不同，20世纪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几乎
只是针对新教徒的，这说明天主教活动依然处于形成20世纪中国的主流之
外。
除了原教旨主义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及与它有联系的布道会外，1900年以
后，新教传教士逐渐地把他们的重点从劝个人信教的压倒一切的关心，转向
使中国社会全部基督教化这一扩大的目标。这意味着要在教育和医药工作方
面投入更多的人员和经费，以便实现一位传教士领导所写的福音书的“社会
含义”。
① 以下大部分数字材料来自前一脚注所引的著作。关于罗马天主教的“占领”的材料，取自赖特烈的《基
督教在华传教史》。
到1919年，6639名新教传教士驻在全国所有省份的693个地方，并分
别在1037个布道站工作。在这693个驻扎中心中，578个（占83％）只有一
个布道会，442个（65％）驻有5名或更少的传教士。这些驻扎人员比较稀
少的地方往往在内地省份。约57％的传教士驻于沿海省份，26％的传教士驻
于长江流域的省份，只有17％不在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8个驻扎中心上海、
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和济南，各有100多名传教士，合起
来占全部外国人员的26％。2/3新教传教士和1/4有权受圣餐者住在估计有
50000人以上的176个城市，那里居住的人数也许占中国总人口的6％。按地
理位置排，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和奉天7个沿海省份，共
有71％的新教徒受圣餐者、63％的初小学生、77％的中学生。宣讲福音的活
动从驻扎中心向外辐射；1919年宣称有6391个“教堂”和8886个“福音中
心”。可是，大部分离城市的布道站只有数里之遥。
1920年，独立的新教传教团体已从1900年的61个增加到130个，另外
还要加上36个诸如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和雅礼布道会等基督教组织，这些
组织都不是在教派的基础上组成的。传教团体的增加，是1900以后许多小的
教派团体（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来华的结果。这个时期开始工作的最大的
布道会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905年，外国力量的一半是英帝国的（包括大
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3是美国的，其余的来自欧洲大
陆。到1920年，英帝国和美国所占的比率颠倒，美国此时占新教传教士的一
半。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绝大部分由欧洲人进行和控制，美国的天主教传教士
主要在1920年以后来华。表32显示主要教派的力量而不考虑它们来自何国。
表321919年新教各教派的相对力量
团体传教士人数站圣餐者医院
圣公会4635791911439
浸礼会9588684436731
公理会4345342581632
路德会185901163220923
监理会8946837400463
长老会121080967919992
中国内地布道会129602465054117
其他6314923152060329
合计13066361037345853326
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起，虽然教派之间继续有区别，仍保持各团体自己
内部的特性，但是在华的新教基督教出现了种种倾
表33最大的几个新教传教团体，1919年
国籍传教士数布道站数布道站位置
中华内地布道会及附
属机构
国际性960246
安徽、浙江、直隶、河北、湖南、
湖北、甘肃、江西、江苏、
贵州、山西、陕西、山东、四川、
云南、满洲、新疆
美国长老会（北美）美国50236安徽、浙江、直隶、湖南、江苏、
山东、广东、云南
监理会海外布道会美国41928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江苏、
山东、四川
中华圣公会英国35358浙江、福建、湖南、江苏、广西、
广东、四川、云南
美国新教圣公会美国20215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江苏
美国海外布道会美国19814浙江、福建、山西、山东、广东
基督教青年会国际性19224各大城市
美国浸信会海外布道
会（北浸信会）
美国18819浙江、江西、江苏、广东、四川加
拿大监理会英国18410四川
南浸礼会海外布道会美国17524安徽、河北、江苏、广西、广东、
山东
美国长老会（南部）美国14615浙江、江苏、山东
伦敦布道会英国14517直隶、福建、湖北、江苏、广东浙
江、直隶、福建、河北、湖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美国13821南、湖北、江苏、陕西、广西、山
东、四川、广东、满洲
续表33最大的几个新教传教团体，1919年
国籍传教士数布道站数布道站位置
浸礼会布道会（英国）英国12311山西、陕西、山东
监理公会布道会（南部）美国1186浙江、江苏
英国循道会（韦师礼会）英国11819湖南、湖北、广西、广东
宣道会美国10625安徽、湖南、湖北、甘肃、江苏、广东
弟兄会英国8323广西、山东、蒙古
向，即拟订出一种共同和基本的神学，和在某些活动领域中大力进行组织的
统一。由于与欧洲的过去（中国人对此基本上不清楚）有关的不同的忏悔形
式不相干，这就为修改和简化外来的神学理论提供了动力。1907年召开的中
华百年传教会议，表现了采取一种共同的神学理论的姿态，它为所有的团体
（除中华内地布道会等更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新教团体外）提供了教义的指导
路线。在组织上，较大的团体共同出版了一份新教的主要月刊《中国纪事报》；
支持非教派性的或涉及不同教派的文学团体；参加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中
华医学传教协会、中华主日学校联合会；创办联合的神学学校、涉及不同教
派的学院和大学；参加1877、1890和1907年全中国的传教会议和1922年的
全国基督教会议，后者还首先正式把中国的教会包括在内。新教统一的主要
表现，是1913至1922年的中华续行委办会，它在1922年由中华全国基督教
协进会接替，这再次扩大了中国教会在基督教整个教会中的正式作用。当然，
调和和合作决不是完全有效的。例如，保守的中华内地布道会在1926年退出
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表33所列为按1919年当地保持的传教士人数多寡排列的最大的新教传
教团体，它还显示了各大团体的布道站的数目和地理分布。①这18个团体共
有传教士4350人（占总数的66％）和611个布道站（占总数的59％）。一
个“一般”的布道站可能有6至7名传教士，但是实际的分布状况却大不相
同；如中华内地布道会、宣道会的传教士人数常常为4人或更少，而美国监
理会海外布道会、美国长老会（北美）和美国海外布道会则平均为14或15
人。总的来说，传教士集中在一个布道站的情况，表示了对教育、医药以及
宣讲福音的广泛努力，而分散在若干小布道站的情况，反映了该团体工作重
点主要（虽然不是唯一地）放在传布福音方面。几个团体不同工作重点的情
况，还可从以下例子反映出来：中华内地布道会所雇中国员工的66％从事福
音宣讲工作，30％从事教育，4％从事医药工作，而与之相比，美国海外布道
会的比率为28％从事福音宣讲工作，64％从事教育，8％从事医药工作。
晚清一般新教徒的内向性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很久。保罗〓科恩对晚清
时期的情况曾经写道：
传教士生活在布道团院落的高度组合在一起的建筑物中，结果导致他们在心理和肉
体上严重地脱离周围的中国社会……除了不得不这么办，传教士不愿意进入中国人的世
界。他们的整个目的是让中国人进入他们的世界。①
随着这种隔离的状态，产生了一种对他们天职的绝对自以为是的心理。
这种心理，常常压倒了因他们的政府使用炮舰去解决他们在华时期时有发生
的反传教士运动而引起的任何道德上的不安。
布道会和中国社会
但是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20年中，在许多新教传教士与其周围社会的关
系方面，在他们寻求武装干涉以保护其特殊地位的程度方面，都发生了某些
变化。他们那种甚至伤害中国基督教徒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但是越来越
多的新教传教士，突破了19世纪在布道会院子里传布福音的界限，参加教
育、医药和慈善工作方面的活动，从而与20世纪初期的改革潮流会合起来。
妇女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1915年）、反裹足运动、基督教青年会
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城市问题和劳工问题的关心、饥荒救济、公共卫生（消
灭肺痨和灭蝇运动）、公共运动场所以及运动和娱乐计划、禁毒运动、农业
的科学研究（由金陵大学农学系进行），这些是新教传教士倡导或明显地参
加的一些领域。
布道站是传教团体所有或租用、并受治外法权保护的有围墙的建筑物，
① 关于所报道的“传教士”的人数，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多达1/6的外国工作人员可能在中国国外休假，
将近1/12是新来的，主要进行语言学习，许多为已婚妇女，宗教工作只占用她们一部分时间。因此全日工
作人员的人数估计可能为所列总数的2/3。
① 为西德尼〓福赛思的《1895—1905年美国在华的一个传教团》所写的前言，第Ⅶ页。
它一直是传教活动的最典型的特征。在这块封闭的场地内，通常悬挂一面国
旗，是传教士的住地，又是教堂、学校或教室、医院或药房。典型的布道站
位于城市地区。街道的教堂一天开放一部分时间，配备一名外国传教士及其
本地的助手。“站外”的教徒社团，由本地的牧师为之服务，布道会的工作
人员一年来访几次。
以两三个传教士家庭及一批单身妇女为工作人员的布道站，平均每三个
中可能有一个包括一名医生或护士，虽然医务工作者的实际分布是不平均
的。据1919年的报告，在6636名新教传教士中，有2495名（38％）是男人，
其中任圣职的计1310人；2202名（33％）为已婚妇女；1939名（29％）为
单身妇女。有348名男医生，116名女医生；妇女中206名是受过训练的护
士。有圣职的男人负责主要布道会传布福音的工作，并担任领唱的角色。许
多无圣职的男人在教会学校的扩大网络中担任教师；妇女则担任教学和护理
工作，并承担对中国家庭的大部分家访工作。
传布福音的主要办法，是在布道会教堂或街道小教堂布道，其成效至少
部分地取决于传教士讲汉语口语的能力。在1910年前，仅有的供新教传教士
学习的组织起来的语言学校，是中华内地布道会在扬州和安庆开办的，安庆
的一所可能追溯到1887年。在每个布道站，语言教育都特别重要；对许多站
来说，掌握汉语能力不佳的情况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到民国初期，已开
办了一批水平高的联办（涉及不同教派的）语言学校，它们采用现代“语言
归纳”法和分级的教科书。中华内地布道会在镇江和扬州开办“训练之家”，
它们采用鲍康宁的初级教材并聘用中国教师，开设六个月的基本课程。每年
有20个不同传教团体的将近150名学生在金陵大学传教士训练班学习，自
1912年以来，那里开设为期一年的住读课程，由51名中国教师任教。还有
第二年的课程，但大部分学生在以后几年采用函授的方式继续学习。在北京，
北京协和语言学校在1913年正式组成，1920年隶属于燕京大学，1921年招
收147名学生，所设课程与南京的相似。其他的学校有成都的协和传教士学
校（是华西大学的一部分）、上海东吴大学的英语学校和广州的协和语言学
校。像少数外交官那样，只有很少传教士精通汉文，但他们普遍地能在某种
程度上讲方言。
几乎每个布道站都办一所初级学校。在6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