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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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像少数外交官那样，只有很少传教士精通汉文，但他们普遍地能在某种
程度上讲方言。
几乎每个布道站都办一所初级学校。在693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据报道
有306所高小和141所中学。表34所列为1919年各级学校的数量和招生数，
它还列出了1916年公立学校招生的估计数。这些数字可能都是猜测性的——
教会学校招生数少于表31所列之数——但比率多半反映了实际情况。它们显
示教会的初小学生只占公立初小学生数的4％，但是高小和中学的学生所占
的比率，都提高到8％以上。1907至1920年期间，教会学校的学生——其中
一半也许来自基督教家庭——增加了三倍，而新教的受圣餐者人数只翻了一
番，这既表明有意识的传教努力深入到了中国的青年，又表明现代教育的诱
惑力。新教的传教士夸耀说，虽然总的说中国每75名学龄儿童中只有一名在
接受教育，在全部基督教青年中，每三名中就有一名在一所教会学校入学。
表34新教传教士学校和招生人数，1919年
教会学校数教会学校招生人数
男生/女生/总数
1916年公立
学校招生数
初小5637103232/48350/1515823752982
高小96223490/9409/32899388941
中学29112644/2569/15213
199694
179621*
*包括同等水平的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
新教的教会学校不但配备了外国教师（他们在高小和中学更常见到），
而且配备了8000名中国男教师和3000名中国女教师。初级小学往往是简陋
的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严重地缺乏书籍和设备。高级小学设备稍好一些，
常常用英语作为教学的手段。教会学校采用类似于教育部为公立学校所定的
课程，在开始时是有选择地，然后从1925年起，则是为了取得在政府备案的
资格。所有的教会中学都教一些宗教课；中文和文学课采用教育部的“国民
读本”，大部分学校的科学教学很差，因为实验和示范的设备很贵，供应又
少；很少学校提供职业训练。它们很可能不比公立中学差，但是又可以看出，
在民国初期，从教会中学随时提供财政资源的能力来衡量，它们已显得力不
从心了。
在20世纪20年代的高等教育中，有20所新教的学院和一所天主教办的
学院。新教的院校经过改组和合并，最后组成了13所基督教院校，它们的全
盛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20世纪20年代末期又新设立两所天主教的院校。
除了文科院校外，新教的传教运动保持了若干神学校（其中几所是联合创办
的）和几所基督教医学院，天主教徒则办了几所神学院。除了以加拿大和英
国的人事和组织模式为主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外，新教的文科院校大部分由
美国的传教士主办，他们寻求在中国创立完全以美国中西部小教派院校为模
型的院校，他们是从那里毕业的。这些院校的大部分，在开始时是在19世纪
后半期成立的中学，它们逐渐扩大并在学术上升格，其用意是为教会学校训
练中国牧师和教师。
在1920年，新教的院校共招收了2017名学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
段迅速发展的时期以后，1925年学生总数达3500名。1925年中国大专院校
共招收将近21000名学生，因此，新教院校的学生占全体学生的12％，而34
所公立学校占88％。甚至最大的几个基督教院校——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圣
约翰大学、金陵大学、济南齐鲁大学——的学生都不超过三四百名。教职员
工的人数和开学科的能力也几乎同样受到限制。在1920年，外国教师共有
265人，而中国教师——大部分为助教——有229人。但许多人还在同一校
园内的中学任教。
在本文讨论的一段时期内，基督教的院校在美国获得办校许可，1928年
以后则被迫向国民党政府正式申请备案；在这之前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地位，
事实上受供给它们2/3经费和干涉它们教师人选的不在本地的校董会控制；
它们实际上是这个时期自给自足的外国飞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可能
只有圣约翰、燕京和金陵三所大学，才能提供其学术水平可以与较好的美国
大专院校相比的教学。它们的大部分学生必然是教会中学的毕业生，只有这
些中学才能充分地教授英语，以便跟上除中国文学和哲学以外用英语教学的
全部课程。有的院校（还有教会中学）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
依靠它们很高水平的英语培训，这种培训为城市青年提供了进入条约港口工
商界和金融界的入场券，或进入政府部门（如电信、铁路和海关）的机会，
在这些地方，外语知识是一项重要的本钱。到1920年，2474名毕业生中有
361名成为牧师和教师，就像那些传教士创办人所希望的那样。但是在20世
纪的头20年，入学的学生只有不到一半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对大部分“退学
学生”来说，吸引他们的显然是想掌握的英语知识，而不是基督教的文科教
育。
基督教院校没有摆脱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民族主义洪流。①在30年代，
它们日益把它们的课程世俗化，并且汉化了它们的教职员和行政管理；但是
它们外来的特性是摆脱不了的。
19世纪从医的传教士，首先自视为福音的传布者。在教会诊疗所和医院
治疗病人，也是为了使病人能受到福音的感召。逐渐地，医药工作的专业化
发展起来了，这反映了观点的变化，可以与促进教育工作专业化的观点的变
化相比。1919年，据报告在693个新教驻扎中心中，有240个中心共开办了
326个医院。每个医院平均有51张病床。病床共16737张。这些医院有464
名外国医生、206名外国护士以及约2600名中国医务工作者（其中只有少数
人是合格的）。像布道会事业的其他部分那样，这些医院都位于城市地区，
并集中在东部沿海各省。如以上材料所示，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只是非常稀
疏地分布于这些机构；很少机构有一个以上的传教士医生定期驻在那里。除
了几个突出的例外外，它们是实用的，但也是相当简陋的机构。
在华的西式医学教育，是作为布道会医务工作的派生物开始的，它从工
作负担过重的医生对其助手的非正式的训练发展起来。到1913年，共有11
所人员配备和设备不齐全的小医学院，其中8所培养男生，3所培养女生。
只有北京的协和医学院（1915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医药委员会接管，这
时才正式不再是一个布道会机构），才接近西方医学院的标准。改组后的协
和医学院规模较小（在1936年全年只有166名学生获医学博士的学位），因
脱离中国农村医药的需要而受到批评，但它确实成了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训
练和研究机构。
① 见杰西〓格雷戈里〓卢兹：《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
中国的政府机构
外国人的存在，在中央政府的三个部门是非常明显的，它们形式上虽然
隶属于中国当局，但在许多方面是在外国人的领导下，并在许多外国人担任
更重要的副职的情况下，行使实际上的自主权。它们是海关、邮政和盐务。
海关
在1900年，海关归总理衙门管辖，1865年起设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
几乎每天与总理衙门接触。到20世纪的头几年，海关的组织结构、职责、工
作程序及海关人员的组成，基本上都是赫德（1835—1911年）的创造，他作
为1863至1908年的海关总税务司，独断地主持这个部门的工作。①
在赫德在华工作的50年过程中，他已经积累了一定程度的个人权力和独
立性，这些在他开始任职时总理衙门是不可能想到的，而且它也肯定不会让
他得到。但是，根本不必怀疑他首先向谁效忠；在这几十年期间，总税务司
不断地对他的外籍员工强调，他们和他本人都是中国政府的雇员。但是到了
1906年，赫德已71岁，而且身体不佳；他的退休是近在眉睫了。在清朝进
行改革运动的十年中，要以一个同样强有力的外籍继承者代替赫德，是根本
不可能的。19世纪也许较为温和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已经让位于更凶
狠的国际对抗。到了1898年，当时的整个关税收入，已经成了偿还因支付日
本战争费用和马关条约所强加的巨额赔款而签订的外国贷款的保证，从而使
海关实际上成了为外国债主要债的机构。1901年，当关税收入中未用于偿付
债务的余额和条约港口50里内的关卡——这时由外国税务司控制——的税
收，都用作庚子赔款的担保时，海关被视为外国利益集团的工具，于是民族
主义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地发展了。缔约列强毫不犹豫地坚持，与监督进出口
货物并加以征税以促进对华贸易一样，偿还这些外国债务，是海关存在的理
由。经清帝诏书批准的1896和1898年借款合同中的条款暗示，在债券流通
期间，海关的行政仍应保持当时的原状，同时在1898年换文的条款中，英国
以条约形式迫使中国同意，只要英国贸易占优势，总税务司将由英国臣民担
任。此外，海关还管理中国的邮政，以外国国民担任邮局的关键行政职务；
管理灯塔业务；控制中国港口的领港工作（在许多港口，这项业务已经几乎
全部由外国人掌握）；并且由于出版统计、商业和文化方面的资料，它对外
国人来说是中国唯一的情报资料机构。50年以后，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在海关
内被任命担任负责的职务——甚至没有人担任任何条约港口的帮办。
海关转交给1901年取代总理衙门的外务部管辖的过程，没有发生重大事
故。但是1906年6月设立独立的税务处（不是部一级机构，虽然它最初由户
部尚书铁良和外务部侍郎唐绍仪领导）以监督海关业务的措施，被外国政府、
海关工作人员和债券主（他们的债券与关税收入有关）视为对半个多世纪形
成的海关业务的外国特性的一种威胁。1906年税务处的成立，是一个温和的
尝试，在面临预料得到的外国反对的情况下，尽量设法稍微降低海关的特殊
① 赫德在1908年5月离北京回英，但形式上仍保留总税务司的官衔，直到他在1911年9月死去时为止。
裴式楷（1846—1918年）从1908年4月至1910年4月任代理总税务司，然后在1910至1911年期间由安
格联（1869－1932年）接任，赫德死去时他成为总税务司，直到1927年。见斯坦利〓赖特：《赫德与中
国海关》；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中国海关的起源、发展和活动文献集》。
地位，并且确保赫德的接任者不致于取得海关最初半个世纪的情况给予总税
务司的那种影响或独立性。事实上，安格联爵士在他担任18年总税务司时在
北京所起的政治作用，从来没有接近可与赫德的作用相匹敌的程度。新总税
务司及其外籍属员，远不像19世纪那样专心一意地关注中国的国际关系。
1911年以后，中国人开始担任上层的内班中的低级职务。但是在1928年南
京政府成立前，海关几乎没有出现重大的中国化的情况。
对所有在袁世凯任总统时期及以后几届北京政府时期分享政治权力的那
些中国人来说，外国控制的海关的存在，是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中国的很少几
个稳定而具体的表现之一，而每个人都认为可以在他的领导下重建这个国
家。海关以最大程度的正直性，向对外的和沿海的贸易征收关税。在1917
年以前，要偿还借款和庚子赔款后，才能把余额交给北京政府自行使用，虽
然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没有“关税结余”，但从此以后结余数额将会增加的
前景，对任何在北京掌权的人都是潜在的利益。对巨额外债和赔款的有效的
支付，有助于阻止缔约列强进一步行动，虽然这种支付没有大幅度地减少它
们在华的影响。当对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赔款义务被取消，关税收入出现
结余而可以把它们用作北京政府内债的担保时，归还这些内债的工作由外国
的总税务司负责，而投资者认为，总税务司在中国对抗的各派别中，在政治
上是中立的，这个事实大大地加强了政府的信用。
海关的主要责任当然是阻止走私，检查船货，征收进出口货物和沿海贸
易的关税。它的管辖范围扩大到中外船主的“西式船只”和外国人租包的帆
船。①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直到1928至1930年恢复关税自主，海关负责的
关税税率是与缔约列强商定的；而实际上，它是中国的贸易伙伴强加给中国
的。固定的税率表的大部分，含糊地要对进出口货物按价征收将近5％的税；
税率在1858—1860、1902、1919和1922年上调了几次，以求实现对进口货
按价实际征收5％的规定目标。但是，1902年的关税税率只有3。2％，1919
年只有3。6％。①
设在每个条约港口的海关机构是一种中外事业，其管辖权由税务处任命
的中国监督和总税务司任命的外国税务司分享。（只有总税务司由中国政府
直接任命。）虽然在形式上有时要听从中国监督，但实际上税务司是第一把
手。港口的内班（行使行政职能）只听税务司的命令。当与外国商人发生争
① 根据辛丑各国和约第六款，在条约港口和港口半径50里以内的本地关卡的收入，被抵押而用于偿还赔
款，这些征税关卡归海关管理。赫德在1901年11月进行名义上的控制，但实际上在1911年前应由本地关
卡征收而用作偿还赔款的款项，大部分由其他省拨款来解决。辛亥革命以后才实行对条约港口50里内本地
关卡的完全控制，当时革命中断了各省赔款应摊份额的汇入，这使外国的债主感到震惊。见斯坦利〓赖特：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海关收入》（第3版），第181—182页。
① 对从国外或从另一个中国的条约港口（除非有免税证书证明关税已在最初的进口港缴付）进口的外国货
征收足额的进口税。在海关缴纳所列的进口税的一半即可取得过境证，这些货物就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