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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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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统一,这个目标看来既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合乎需要的。
袁公开和私下都强调这一点。在1913年7月开战后不久,他宣称,那些
被辛亥革命留下来管理民事和军事的自封都督,“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
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令朝颁,拒电夕告”。首先需
要办的事,是“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①正如英国公使朱尔典
6月初同总统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所报告的那样,“袁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
代价取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统一……”。②实现这一目标符合袁及其政
权的利益;而袁可能争辩说,而且确实有说服力地争辩说,松散的联邦使中
国处于衰弱的、无防御的地位。
这种立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袁的随从人员以外也有影响,并有助于孤
立激进分子。国民党以外的主要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少数都督不是
其任职省的本地人,他们对全国水平上的同盟者颇感兴趣,因而可能同袁合
作,因为袁反对省自治的各种极端形式。湖南出生的云南都督蔡锷,看来就
是一个实例。不到三年之后,蔡成功地领导了对袁政权的一次进攻。可是在
1913年,他拥护中央集权的全国性政府,同袁合作反对革命党人。①有些都
督不是国民党员,但统治着亲国民党情绪相当浓厚的省,他们在开始时也可
能欢迎袁的干预。湖北的黎元洪、四川的胡景伊(胡景伊是四川的军事首脑,
但不是都督——译者)就是两个例子。
只是在后来他们才懂得,袁既然厌恶省自治,就会把他们也赶下台,但
已经为时太晚了。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省自治问题上就
是四分五裂的。1913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自治省积聚起来的力量,
但与宋教仁去冬的选举运动相反,没有明确地以各省权利和地方自治的捍卫
者的面目出现。对于全神贯注于省内事务和地方事务的许多人来说,宋教仁
遇刺和袁世凯在北京对国会的作法,本身是远方发生的事。当时观察家的印
象是:1913年的起义没有把士绅阶层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
去动员广大民众。
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
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
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重印于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68—69页。
② 朱尔典,北京(1913年6月5日),FO228/1852。
① 谢本书:《论蔡锷》,《历史研究》(1979年11月),第47—61页;唐纳德〓S。苏顿:《省黩武主义
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7年》,第141—161页。
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
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
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他不仅可以收买
到叛变了的国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收买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的
支持,比如山东的张勋——袁的对手也在争取张勋,不过没有成功。进一步
说,有了这些资金,袁自己的部队发军饷的能力就有了保证,这种状况对士
气是有好处的。这次借款在金融上、政治上的代价甚高,但在军事战役前夕,
拥有大量现款的优势是充分的补偿。可以公正地说,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
领袖提供了资金。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
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是一个老信念了。这个
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
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
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
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①汇款是及时的。
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革命党人在1913年也有外国朋友。春天,孙逸仙和一些密谋者求助于日
本官员。②但是,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没有向
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少量的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少数日本军事顾问光
临了反叛者的营地。最有帮助的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失败了的领导人
到达安全地,最后到达日本的避难所。但是日本这种半心半意的援助,根本
无法同袁得到的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他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
本参加了“善后大借款”。
袁战胜二次革命,消解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某些含糊之处。对推翻
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将不再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凭证,虽然它本身并不是不
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民国头一年半的联邦制就要让位给
中央集权政府了。增多了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保持这两者荒谬的结
合——它是辛亥革命后初期的特点,它促成了国民党1913年选举的胜利——
就要被社会上、政治上都保守的政体所取代了。
关于这个转折,有两个更深一层的、不那么明显的论点应该指出。首先,
民国头两年的自由主义时尚和自由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不过这有其颇为
特殊的原因。立宪政体和代议制的、选举制的政治体制,由于它们同中国人
的偏爱和政治习惯不相容,也许会最终自行垮台。但是,1913年发生的事不
是这种情况。自由主义政治是用军事力量打倒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
认识到危险性并组织必要的防御。虽然1912年和1913年的条件证明是难以
再得的,但是复活这些体制的想法,可以理解,继续存在。试验尚未进行到
它的结尾(不论结尾是什么样子),但已被强制地、过早地中止了。
其次,此后几年的保守主义,就一般而论,还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
或儒家政治的旧观点。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定义,仍然被人们所接受,它是
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系统阐述,并在后一个十年得到精炼的。袁世凯新扮
① 北京,艾斯顿代办,两份电报(1913年7月20日),FO228/2498。北京,汇丰银行给上海银行团的电
报(1913年7月21日),附于北京R。C。艾伦给艾斯顿的电报(1913年7月21日)内,FO228/2498。
② 《日本外交文书》,1913年,2,第340—341、352页。
演的独裁者角色,仍然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
他和他的支持者所反击的,是在参政、自治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等方面他
们所理解的极端行为。关于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有遭到拒绝。
当然,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中国注
定还要经受另一轮试验。
独裁统治
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他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主义者,辛亥革
命中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背叛了民国。按这种观点看来,他控制了
总称为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他掌握了阴谋操纵人民的技巧,这为他提供
了再三叛变的机会。他撒谎,欺骗,玩阴谋,搞暗杀,杀出一条通向支配地
位的道路。在这样追求个人权力时,他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为外
国帝国主义者服务。简而言之,他几乎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所能找到的一切
道德上卑鄙、政治上落后的化身,在后来的年代中,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
方便方法,就是说他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本世纪40年代对蒋介石,70年
代对林彪都是这么做的。①
在我们叙述袁权势的鼎盛时期时,把袁的性格作为他政策的组成部分加
以考虑,是值得的。不像孙逸仙,但像他同代的大多数杰出人物,他个人的
生活方式牢牢扎根于旧习俗之中,即使当他努力使中国适应他认为的20世纪
的需要时也是这样。他有一打以上的妻妾和众多子女。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
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
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
上的功效。
另一方面,他是作为沿着西方和日本的路子进行官方改革的领袖而在清
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精心
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
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那至少是在尽可能美化袁的生涯。他历经1898年动乱、义和团事件、辛
亥革命而不倒,且地位越来越高,表明他有抓住重要机会的才能。这种才能
也可以被认为是机会主义和野心的标志。他对变革持谨慎态度,融合新旧为
一体,虽然适合于他在清朝任直隶总督的时期,但面对辛亥革命后的勃勃生
机,就显得缺乏目的和明确的方向了。假定他是贪求个人权力以免受道义上
的怀疑,那么,他任总统时不断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奋斗,就太符合
这个假定了。
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
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
残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
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
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
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
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
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
他的残酷无情服务于这种拘泥形式的秩序观念,这是最危险的。他可以等待
时机,但他要消除不可预料的和不正规的事物的强烈欲望,证明是令人生畏
的。
1913年夏天以后,袁不再需要等待时机了。前几个月存在的自由主义制
① 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北京,1949年;首次印制于1945年。孙克复、樊树生:《袁世凯尊孔
复辟丑剧》。
度和省自治已被扫除。接着而来的共和政体的独裁统治,已经按照行政上中
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秩序的原则建立起来了。
袁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事上占领中国的广大
地区,袁的军队以前被排斥在这些地区之外。战胜二次革命给他提供了这个
机会。在打败了革命党人之后,袁得胜的军队不仅继续留下来,而且还伸展
到许多没有真正参加起义的省。最后,除六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这样被
占领了,剩下的六省——大都在边远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国的1/4——也受
到胁迫,省的领导只得遵照袁的方案办事。而军事占领只不过是重新改组的
总体计划的最初步骤。因此,第二个阶段就要铲除辛亥革命以来盛行的省自
治在行政上的表现形式。省里任命官吏的权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
本省当官的规矩——1912年实际上已被颠倒——又复活了,并逐渐得到施
行。这两项改变的影响是,地方官吏被大批解职。甚至在浙江,尽管它是北
洋军没有进驻的六个内地省之一,并保留了先前的浙江籍的省首脑,但在独
裁统治下,浙江籍的县知事的比重也显著地下降了。①1914、1915年中国官
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从未被超过,直到1949年。
在1913年末的一段时间里,内阁(梁启超在这一届内阁里起领导作用)
宣布的政策是,为完全撤销省级行政单位而努力。袁最后证明是不愿意走得
那么远。但是在1914年春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派职责中,袁颁布条例,在削弱
各省军方权力的情况下,加强各省巡按使的权力。头衔改变了;确立了有利
于文职官员的地位先后次序;军方不再参与民政事务,包括收税和任命县知
事。颁布这些条例,还不等于就达到了根本目的——恢复19世纪中叶太平叛
变以来已经降低了的、辛亥革命时基本丧失了的文职官员在政治上的优势。
例如,主要的北洋将领、南京的冯国璋就难以把他限制在军营内。然而确曾
试图这样做;他的作风受到北京控制的约束,足以使他心怀不满。袁在全国
范围内的势力网,开始时是用军事行动建立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转
变为纯粹的文官政府。但独裁统治有计划地要朝那个方向行动。
挑选适当的文职官员受到极大的关注。设立了考试制度,特别是对县知
事的候补人员要考试。新式考试不考对儒家课本的掌握情况,而考官僚政治
的一系列技巧和一般知识。1914年和1915年有几千人在北京参加了考试,
考试成绩成为任职的重要的虽不是全部的标准。①同时公开强调要惩治官吏贪
污腐化。恢复了监察机构②,在革新行动中成立了审判官吏罪行的特别法院(平
政院)。增加薪金和津贴计划的胡萝卜,伴随着惩罚的大棒。
对改进官场作风的这场运动在地方上取得的成果,看法是混杂的。地方
要响应中央的指示,这点是广泛地做到了。政府机关的尊严和政府机关同普
通公民的疏远,都重新出现了。在效率提高的同时,复活了达官贵人的架子
以及与1912年令人兴奋的、自由主义的精神相矛盾的官僚保守主义。用一位
中国评论家1914年夏的话来说:“窃恐本意在重经验,而所保存者仅其习气;
① 罗伯特〓基思〓斯科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密
西根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296—298页。
① 吴应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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