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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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的全国统一,他们及其盟友发了一系列通电,要求徐世昌辞去北京的
总统职务、孙逸仙辞去广州的总统职务,并提出在黎元洪领导下“恢复法统”。
(黎于1917年被张勋赶下台,导致现在被直系宣布为违宪的安福国会的选
举。)在接受职务之前,黎元洪要求军阀们同意“废督裁兵”的政策。在这
一点上意见一致后,黎元洪来到北京,为此目的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任命。
有些军阀甚至将自己“督军”的头衔改为“军务善后督办”。黎元洪还采取
行动以裁撤冗员,惩办腐败,恢复政府信誉。①
黎最主要的成就是任命包括若干有声望、有现代化意识的律师、外交官
和教育家的所谓“好人内阁”。新的财政总长是在牛津受过教育的罗文干,
他从最高法院辞职后加入内阁。罗通过重新谈判所谓奥地利借款、减少现有
政府债务的2亿英镑并得到一张供政府立即使用的8万英镑支票,很快证明
了他的能力。由于涉嫌非法程序及个人贪污,根据总统令,罗于1922年11
月18日午夜被捕,这是一次戏剧性的震动。
争论罗文干有罪还是无辜的文章充满了报纸。似乎众议院议长、副议长
18日晚曾访问黎总统,提出罗的若干罪状,并提出贪污的旁证。黎元洪当即
冲动地(也许是非法地)发布了逮捕罗文干的命令。尽管黎很快就后悔,但
他不能收回成命;内阁辞职,罗的案子被交到法院,一年半后,他被开释。
这一事件的根源是好人内阁未能利用国会政治(黎元洪复职后马上恢复
了“旧”国会)。该届内阁由于采取了“超越党派”的立场,未与国会派系
发展关系并向有军阀作后台的议员提供足够的资金。国会曾试图以质询和弹
劾案困扰内阁。两位议长也许没想到,黎元洪的幼稚行为会使他们针对罗总
长的花招像事实上那样是毁灭性的。
黎元洪设法任命了接替的内阁,继续当总统。但吴佩孚的上司、直系领
袖曹锟越来越急于自己当总统。甚至在1922年底,他的代理人就开始组织政
治俱乐部,以便在国会为选举拉票。①1923年初,当孙逸仙回到广东,领导
致力于从军阀主义下解救中国的新的军政府时,这一问题尖锐化了。然而,
对在黎元洪任期内有无任何机会上台存在重大疑义,不论曹锟或国会都未采
取行动召集总统选举。
1923年6月6日,4位忠于曹锟的内阁成员突然提交辞呈,指责黎总统
① 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189—193页。
① 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第201页。
对内阁职责干预过多。这迫使内阁总辞职。随后几天,北京驻军的官兵在总
统府示威,索要军饷;警察罢岗;“市民”有组织的示威包围了总统府;驻
军及警察的指挥官提交辞呈。6月13日,正值1927年黎元洪屈服于张勋政
变6周年之际。遭围困的黎元洪逃出北京,宣布他打算在天津继续行使总统
职权。但他的列车在杨村被驻在那里的曹锟集团的一个将领拦截。在离京后
约9小时,黎元洪于午夜签署了一份辞职声明。尽管他在抵达天津英租界得
到保护后,立即否认了该声明,北京还是成立了看守内阁,在选举继任者之
前接管总统职责。
然而,新的障碍又出现在曹锟面前。在政变中及政变后,国会的法定人
数走散。对曹锟的野心怀有敌意的政治领袖——满洲的张作霖、浙江的卢永
祥、南方的孙逸仙,以及其他的人——撤回了他们在国会的支持者,而其他
议员已在惊慌中逃散。公布的一项文告称,要将国会迁往上海,黎元洪将在
那里重整旗鼓,另建政府。还提供了一笔资金,以负担议员的赴沪路费及在
沪的食宿开销。
为了在北京重新组织法定人数,曹锟的助手们提出针锋相对的建议。北
京将支付从上海返京的路费,每周还有一笔参加国会非正式讨论会的慷慨酬
金;将修改国会组织法,使在国会的任期不再是有限的一段时间,而是无限
期延长,直至选举新国会为止;选举总统前先完成宪法;总统选举时每位议
员将得到5000元谢礼。北京的国会人数逐步上升。
与此同时,黎元洪离开了天津。他抵达上海后发现,当地军阀不愿意冒
险接待有争议的对抗的政府,他很快就去了日本。上海的替代政府就此垮台。
在北京,国会的与会人数增加了。尽管“几乎完全没有公众关心的任何明显
迹象”,①选举仍于10月5日进行。10月10日,曹锟就职。当天公布了中
国新的永久性宪法。尽管该法拟订得很好,但颁布该法的肮脏背景损坏了它
的效力。报章所揭露的每个亲曹议员收取5000元贿赂的消息,更加剧了公众
对“猪仔议员”和新政权的厌恶。①
据估计曹锟为居住到被拘泥礼仪的沉闷气氛笼罩的总统府,花费了1356
万元。他不是一位积极行动的总统。在未选举新国会时,旧国会仍召集会议,
国会辩论有时发展成为混战。但这是家庭口角。正如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
士1924年6月在报告中写的:“过去5、6个月中,北京的政治局势异常平
静,并且……没有倾向于削弱或加强曹锟总统及中央政府的特别进展。”②
同时,导致北京另一次政变的军事活动日趋成熟。驻扎在北京附近的直
系军事家冯玉祥接到命令,向北进军,迎战奉系。但与此相反,冯玉祥进了
北京,废黜了曹总统,并要求结束敌对行动(见第6章)。
冯玉祥的政变显然使曹锟宪法失效。为拼凑一个可接受的政治框架,段
祺瑞被邀再度出山。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
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段祺瑞
争辩道,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所以,他于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在
拟就约法之前暂时集总统和总理职责于一身。新宪法的草拟过程空前复杂:
① 外交部档案371/9812,急件586,1923年10月17日,麻克类致寇松。
① 关于“猪仔议员”及公众的普遍反应,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第218—219页。
② 外交部档案371/10243,F2665/19/10,急件400,1924年6月23日,北京,麻克类致麦克唐纳,机密,
第1页。
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为全国团结作出安排;然
后,在善后会议确定的条例下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开
会,通过宪法。
段祺瑞的计划对厌倦的民众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有些政治家愿意参加。
善后会议于1925年2月1日召开。
在历时3个月的会议上,160多位代表讨论了30多项议案,包括遣散军
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还有其他议题。会议通过的议
案中有一项是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1925年8月3日成立,12月完成宪法草
案)的规则和选举国民代表会议(但从未实行选举)的规则。同时,段执政
又召集临时参政院,行使临时立法权。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
国会活动十分认真,以致人们可能认为执政府的成员们没有看出在他们周围
爆发的革命。
宪政抑制不了这时日益强大的野蛮势力。在革命的动乱中,北京又发生
了一次政变:1926年4月9日,段祺瑞的贴身保镖被解除武装,段被免除了
执政的官职。
在刚取得统治地位的军阀们争论邀请谁来就职时,北京在几个星期内不
存在真正的政府。随后,建立了一系列摄政内阁,“行使执政权”。最终,
张作霖解散了最后一届摄政内阁,于1927年6月18日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
帅。他任命的内阁大部分成员是他的追随者。最后还要发表任命,分配资金,
应付外交使团。但当国民政府的军队1928年6月8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
会民主试验结束了。
变革的浪潮将富人和幸运的人冲到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岸边。一位天津
居民回忆道:“在社交上,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以前的满族皇帝安
逸地住在日租界一座大宅子中,前总统徐世昌在英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欣赏文
学和从事园艺。曹锟偏好独居,但在生日时也接待一些朋友。“段执政(祺
瑞)相对较穷——事实上,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他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提
供的一所住宅里。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佛教,也喜欢打轻松的麻将……有时
被问及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总是给予佛教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
正被派到地球上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持续下去,直到恶魔被斩
尽杀绝。”①
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
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有些人的解
释是,管理政府的都是些自私、虚伪的政客,他们破坏了法律。另一种看法
是,北京政府不过是地方黩武主义制度的一件外衣罢了。本章论述的是,宪
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于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① 颜惠庆:《1877—1944年的东…西万花筒:自传》,第174—175页。
第6章 军阀时代:北京政府之下的政治斗争和黩武主义
1916和1928年之间的时期通常叫做“军阀时期”,其政治可以从两种
观点予以分析。从各省的观点需要对区域性的黩武主义进行研究,而从中央
的观点则要求对北京的法制和军事斗争进行考察。这两种观点将有助于我们
评价军阀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
从各省的观点看军阀和军阀主义
最简单地说,“军阀”是这样的人,他掌握一支私人军队,控制或谋求
控制一个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在中文中军阀是可耻的,意指没
有多少社会意识或民族精神的自私自利的指挥官;有些人认为,由于在当时
的军事首脑中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品,“地方黩武者”是更不带褒贬意义
的用语。别的一些人认为,军阀这一用语就其对文官当局的强暴和侵夺方面
的涵义来说是更恰当的。不管怎样,是“军阀所行使的那种权力而不是他的
目标形成了他的特点”。①由于许多主要的军阀拥有一省军事统治者的地位,
“督军”一词大体上便被用做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同义语。
军阀是形形色色的一批人,对于他们的品格和政策的最一般的概括也难
以避免许许多多的例外。在袁死后的头两三年,那些最突出的人物都曾是清
代军事机构中的高级官员,他们的道德价值观还固着于儒家的模型。例如段
祺瑞(1865—1936年),如前一章所述曾是一个分布广泛的军人派系的首领。
他在袁的政府中任陆军总长,袁死时是国务总理。①
冯国璋(1859—1919年)的经历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段。冯也毕业于北洋
武备学堂,并成为袁世凯建立一支新军的助手之一。在辛亥革命期间,冯在
袁迫使宣统让位并成为总统的政治花招中,用他的军队帮助了袁。从1913
年起他是江苏的都督。1916年他当选副总统,但仍留在他南京的总部。尽管
冯缺乏段那种聚集追随者和激励忠诚的才能,但他有广泛的联系,并从1917
年起越来越显露出是一个政治上的对手。②
一个更明显的传统拥护者是张勋(1854—1923年),他忠心耿耿地为满
族人服务,从皇帝那里接受过殊荣。他命令部队保留他们的辫子,作为对朝
廷忠诚的标志,并干预已经垮台的皇室的命运。外国人把他叫做“辫子将军”。
1917年他曾使满族皇帝短暂地复辟。③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第二代军阀开始出现,很多出身非常低下。
例如冯玉祥(1882—1948年),他在19世纪90年代投军时是一个没有受过
教育的农家孩子。由于非常勤奋和幸运地与一个北洋军官的侄女结婚,还由
于练兵的才能,冯在军事等级制度中稳步上升。他以中国传统的和近代西方
的混合的学识教育自己。他于1914年接受了基督教,部分地是因为基督教和
他在一定程度上的清教徒似的倾向一致,部分地是因为他懂得信奉基督教可
能导致外国援助;在他一生的鼎盛时期,他以基督徒将军而闻名遐迩,他的
部队因激昂地演唱基督教赞美诗以代替进行曲而出名。冯很相信儒家关于政
治领导中道德力量的作用和政府对民众的责任的看法。他给他所统治的地区
① 史扶林:《中国的军人与政治:军阀模式是否贴切?》,《亚洲季刊:一种欧洲杂志》,3(1975年),
第195页。
① 严格地说,段祺瑞不是一个军阀,因为他在1916年以前曾经为了有利于在北京的高级职务而放弃对军队
的直接控制。但是,很多军队指挥官把他看做导师和领导人,使他成了一个主要军阀派系的公认首领。参
见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330—335页。
② 同上书,2,第24—28页。
③ 同上书,1,第68—72页。雷金纳德〓约翰斯顿:《紫禁城内的微明》,第146—156页载有张勋1921
年写的一篇简短自传的译文。
带来和平和秩序,并尽力以他的品德示范。①
张宗昌(1881—1932年)也出身微贱,但成为军队指挥官以前,野心曾
导致他犯过轻罪和抢劫。他的种种政策和改良主义者是对立的,他在20年代
中期成为山东督军时,把该省他能到手的所有财富都搜刮走了。他的军队以
擅长“开瓜”,也就是劈开那些莽撞地向这位“狗肉将军”挑战的人的头颅
而闻名。②
西式教育对陈炯明(1878—1933年)有较大影响。尽管在1898年前后
的科举考试中得中最低等级的秀才,他却越来越转向西学,编辑一种维新报
纸,并且在广东省的咨议局中很活跃。辛亥革命期间,陈组织一支军队,并
且攻占惠州,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后来,当他统治广东时,他试图着手民
主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但和他赞同孙逸仙的事业相比,他更专注于广东的
独立和他自己统治广东;1922年,他和革命家们分裂,最后被孙的伙伴们赶
出了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