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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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和他自己统治广东；1922年，他和革命家们分裂，最后被孙的伙伴们赶
出了广东。①实用主义似乎曾是李宗仁（1891—1969年）的突出特点，他是
广西的领袖之一。他出身于一个一度富有的家庭，进入广西陆军学堂，于1916
年参加广西的军队。在20年代初期，广西因一打以上各自控制几县的独立军
队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而处于混乱之中。李和两个可靠的伙伴带领一支小部
队参加了这场竞争；到1926年年底他们控制了全省。他们于1926年加入国
民党，以一种开明而有实效的方式治理广西，在全国赢得了声誉。②
“学者军阀”吴佩孚（1874—1939年），是一个变成了军阀的儒家学者。
他受传统教育，1896年成为秀才，一直到死始终是说得头头是道的儒家制度
和社会准则的倡导者。吴于1903年毕业于袁世凯的保定军官学校，两年以后
被派到北洋军第三镇。第三镇从1906年起由曹锟统率，曹锟是袁世凯最初网
罗来训练北洋军的那批军官之一。在袁任总统期间，曹——而吴是曹的忠诚
的追随者——利用第三师（第三镇）以推行袁的政治目标。1916年曹成为一
个大省直隶（河北）的督军，这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职位。吴分享了这种权势，
不仅因为他是曹的忠诚副手，而且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很有才能而又有主见的
军事指挥官。虽然他从没有否定曹的领导，但吴是实际的军事领袖则是得到
广泛承认的。③
在几百个军阀当中，只有少数被研究过。在我们能够有把握地对他们的
价值观、策略或品格进行概括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他们全都掌握私
人的军队，并且控制或试图控制势力范围。
军阀部队
“私人的军队”是不确切的，因为军阀部队有一个有组织的自治团体，
① 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
② 对张宗昌没有全面的研究。《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在其书目中列出了一些不可靠的资料。“狗肉将军”
这一称呼不是由他的食品，而是由他嗜赌牌九而来，牌九是种高赌注游戏，华北俚语叫“吃狗肉”。（比
较西方赌博游戏中的“rollthosebones（掷骰子）”、“snake…eyes（掷骰子游戏中掷出两幺点）”、“deadman'shand
（扑克牌戏的两对，A和8，或J和8”。）参见李川：《军阀轶闻》，第123页。
① 谢文荪：《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年）》，《关于中国的论文》，16（1962年12
月），第198—252页。
② 黛安娜〓拉里：《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唐德刚和李宗仁：《李宗仁回
忆录》。
③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使它们有可能为其他的指挥官完整无损地继承；它们并不因“私人的忠诚”
而不可解脱地对单一的个人承担义务。实际上，当受到个人的政治利益驱使
时，一个指挥官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们可能抛弃他。尽管如此，“私人军队”
这一用语由于两个紧密相关的理由仍然是十分合适的。第一，是指挥官本人
而不是他的上级的决断决定他的军队如何使用。忠于职守地将其部队带往上
司命令去的地方的大部队指挥官，通常不是一个军阀；个人决定他的部队去
和不去哪里的大部队指挥官则是一个军阀。界线不总是明显的，但区别还是
实际存在的。因此，由其指挥官独立使用，由他个人随意支配，甚至用于反
对他的上级的军队，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成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第二，一个指挥官当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军官之间的感情、忠诚或义务的
私人关系与他们的组织关系部分地一致时，他更可能具有那种独立的权力。
权力和服从、纪律和忠顺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中国军队中都存在，就军事组
织来说被认为是正常的。实际上，在中华民国早期，军队可能是分裂最少的
组织。但是，面临和其他军阀冲突的普遍威胁，在脆弱的政权机构和他们自
身行动的可疑合法性的情况下，军阀们都谋求依靠中国传统长期推崇的这类
私人关系以增强他们对他们的军队的权力。这类私人关系包括师生间终身的
忠诚和互相帮助的关系。卷入军官培训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建立了这类关
系。此外，有时通过互相同意，这人就可以成为另一人的“学生”或“老师”，
而不必实际涉及给予或接受教导。在中国，所有联系中最强有力的是家族关
系，因此军阀们有时委派亲族成员到重要职位上去。婚姻关系稍弱一些，但
也被利用。军官们常常培养有才能的年轻人，从而建立起一种保护人…被保护
人的联系。从同一所学校毕业，尤其是同班级，在个人之间就建立起一种联
系，正如来自同一地区就形成一种特殊亲密关系的基础。
军阀们利用这类私人关系以谋求他们的军官的忠诚，与此同时，他们的
下属和这些下属自己的下级也常常有类似的关系。有些指挥官努力把第二层
次的忠诚减少到最低程度，并把全部忠诚直接集中到他们自己身上，但难于
予以消除。第二层次忠诚的格局在军队组织中等于一种弱点，因其让一个叛
逃的下属得以带走他的追随者和士兵。这就是诱使叛逃在军阀冲突中成了重
要策略的原因。
军阀军队的士兵主要由因贫穷而应募的农民组成。在整个军阀时期，配
备武器的人数从1916年大约50万增加到1928年200万或更多。①有些人仅
仅把当兵看成吃饭的办法，另些人则看做穷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获得成功的
一个机会。尽管正式的规章规定了新兵的体格以及其他条件，还有当兵期限、
薪饷等等，实际上的安排是很不正规的。大多数的军阀接纳他们所能得到的
身体上看来可以干活的任何一个人。实际上，当兵似乎是无限期的，取决于
一个人的家庭情况、健康状况和态度。有些指挥官发现难于给他的部队正常
发饷。在最糟的军队里，不用说，有时会以掠夺的形式来发饷。战争是补充
兵员的一种方式，因为得胜的军阀们照例把战败的部队收编进他们自己的军
队，在那里他们一般似乎和在他们原来的部队中一样地发挥作用。到20年代
晚期，中国士兵在三、四支不同的军阀部队中效过力，这并不罕见。
这些部队使中国军队得了极坏的名声。中国人把它们看做瘟疫：邪恶，
① 事实上不可能精确地确定这一动乱时期的配备武器的人数。齐锡生在《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
年》第78页论述了这个问题，并做出了我这里所接受的估计。
破坏成性，冷酷无情。外国记者把它们描写成一群群无纪律的恶棍。老中国
作家写的书传播这种种看法。中国军队解决问题只靠显示武力，避免实际的
战斗。寻求一点薪饷和保护的农民新兵组成的军队，当力量悬殊显而易见时，
当然会发现迅速撤退是显示英勇气概的较好办法。一个军阀为了避免战争，
可能试图靠用“银弹”即现款劝说敌军官带人叛变。此外，军阀们通常并不
急于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因为那就导致了丧失部队的可能性。但是他们
仍然无数次地打仗，其中许多次是极为残忍的遭遇战。一个告退了的军阀回
忆说，当他还是年轻军官时，他在战斗期间奉派指挥一支留在后面的部队，
受命射击从前线退却的任何士兵。①当时的战争因医疗设备极端缺乏，甚至变
得更加残酷。伤员常常不得不依靠他们的朋友，或者依靠志愿的中国的或传
教的医生；大多数军队没有做好护理伤员的准备。
控制地盘
对独立来说军队是主要因素，但不控制地盘也难维持。地盘提供可靠基
地，再加上税收、物资和士兵。没有地方职权的指挥官必然是别人管区的一
个客人。在这种不可靠而危险的情况下，他通常将不得不打仗以夺取地方权
利，要不然就接受从属地位或不利的结盟。控制地盘也给予即使是最独立专
横的军阀以一种合法性；为此目的而用了许多头衔：镇守使、巡阅使、护军
使，等等，每个头衔为一个特定地方的特定军阀的活动提供合法根据。统治
省城的军官一般是督军，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只控制了这个省的一小部分，
实际权力分给了若干小军阀。
控制地盘涉及政府的责任，而军阀政府的性质和实力差别很大。有些军
阀拥护“进步的”政治思想。在整个军阀时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以“模范长
官”闻名，这个称号的取得，主要不是由于他施政的值得模仿的优点，而是
由于他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使山西处于战争之外这一事实。阎提倡一
些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缠足、有限度地改进妇女教育、改善公共卫生的某些
措施。另一方面，他不能消灭省官僚机构的贪污腐化，他的政府的统治通常
与士绅的利益是一致的，尽管他偶尔和士绅集团发生冲突。①
当陈炯明统治广东时，他设立新学校，为80多个学生在国外学习提供资
金，沿着更民主的路线调整广州政府，促成了保证公民权的省法规和反对军
人干涉民政的条款。冯玉祥在他的各省实行改革，涉及废除缠足、禁止吸鸦
片到修路、植树以及逮捕贪官污吏。陈和冯两人都不能在省的施政中进行持
久的改进，但他们的政策仍然反映了一种“进步的”倾向、一种对他们的好
机遇和职责的意识。相反，1918到1920年的湖南督军张敬尧、1925到1927
年的山东军阀张宗昌却以贪婪和敲诈勒索著称。
最“进步的”政策如果不能一直贯彻到地方一级，也没有多少意义。但
是，军阀和地方当局之间关系的研究现在才开始，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多
数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在大多数省份里，省长与督军并行地任职，尽管在
有些情况下两个职务由同一人担任。在理论上，省长的职权是管经济事项、
教育、司法和财务，监督下级官吏。但在事实上省长通常完全从属于督军。
既然在这一时期军队地位突出，如果军队的军官在地方政权中起重要作
用，如果行政机关的低层和上层一样变得军事化了，那是不足为奇的。有迹
① 《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口头历史项目。
① 唐纳德〓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
象表明，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吴佩孚控制河南的鼎盛时期，1923年，144个
地方行政长官中有86人参加过军队工作。24人曾是吴的直属下级；另37人
曾是他的部下的工作人员；25人曾在其他军队供职。这些人并不是都当过前
线军官；许多人担任过顾问、书记、军法官、军需官，等等。有些人甚至在
当行政长官时兼任军职。①
地方长官的更换率显然很高，尤其是在不稳定地区。例如在四川——该
省在整个军阀时期处于分裂和混乱状态——地区行政长官的平均任期非常
短；有一个地区，只有两个行政长官设法任职满了一年，而22人保持他们的
职位不足一月。②在被争夺地区，情况可能特别复杂；1919年一度有三个敌
对的行政长官在广东的同一个地区各自建立机构，同时宣称他们有权统治。
军阀时期破坏了以前的回避制度，依据这个制度行政长官不准在他的家
乡地区任职。本地居民在他们自己的地区里当行政长官的人数明显增多；在
有些情况下，县行政长官就是他们自己的县的居民。例如在广西的一个大县
里，在1912和1926年之间，18个县行政长官中的15人是本省人，而7人
就来自本县。 ③
税收
为了提高军阀和其主要部下的个人权势和供应部队的武器、给养和薪
饷，军阀政府对获得资金非常关心。由于各级政府因战争和人员变动很快，
常常陷于十分混乱，加之许多军阀把他们辖区的权势看成很可能是暂时的，
他们不能总是依靠获得税收的传统做法。他们以他们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急
切地想搜刮钱财。
基本税收的来源是土地税，有些军阀就大大提前征收。一个军阀也可能
举办重要商品的政府专利事业。例如在山西，阎锡山控制了面粉、火柴、盐
和其他产品的生产。专利事业尤其适合于像阎这样许多年来维持一个稳定政
府的军阀。但也有其他军阀试图举办类似专利事业的例子。军阀占据并经营
铁路，下令征收食盐附加税和已上税货物的过境税。有些军阀发行自己的货
币：至少有两例用手工操作的复印机。
销售鸦片赚得大宗款项；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下日益增
多。在有些地区，合法化了的赌博提供了大笔收入，例如在广东，1928年的
赌博税每月收入1200000元，而且是许多高级官吏为私用而瞒过大笔款项以
后的数字。卖淫等行业也受到支持并由军阀抽税。
军阀在规定税额之外，还以各种办法向商人榨取。1925年，山东商人被
迫从省政府机关购买一种新的印花，在所有证件和单据上都得贴用；商人们
可能由北京政府命令已经用类似的印花。商人们被要求提前交纳打折扣的执
照费或各种税款。例如广东的当铺被迫提前两三年以额定数量的75％交纳他
们的税款。有这样的情况，地主被迫在指定的日期交出一笔指定的款子，通
常是一个月的地租收入。有时军阀们干脆宣布，城市商人必须在几天内交出
他们想要的金额；一个军阀将要被敌军赶出一个城市时，在他丢掉他的母鹅
前可能争取获得最后一个金蛋。卢永祥当他于1924年离开杭州时，从这个城
①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62页。
②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研究》，8。2（1974
年4月），第237页。
③ 拉里：《地区和国家》，第30页。
市的商人得到了500000元。张敬尧当湖南军队于1920年迫近长沙时，要求
这座城市的商人给他800000元。他警告说他的士兵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