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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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印象，但在军事上并不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地方贫瘠，人口稀少，远离主要交通线。（5）
这几幅连续的地图上的变化并不都由于这系或那系在地图涉及的主要战争中战败或战
胜。例如李厚基于1922年夏季晚期被赶出福建，而地图排列的顺序不可避免地含有这是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的意思。但事实上他是被广东的国民党部队赶走的；这一事实几幅
地图甚至没有表示出来，因为国民党部队在几个月之内便已离开，而孙传芳成了这个省的
首领。
尽管每次战争都造就了一个明显的胜利者，但在更深远的意义上他们都
不是确定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有发展政府政治力量的长期计划。每个军阀
的主要目标都是个人的和自身的，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他的权势。每个人
都是一个派系的一员，但其目的并不是为该集团的目标作出贡献，倒不如说
是为他个人的利益而打开局面。一个派系的领袖可能希望统一国家，但他是
孤立的，站在流沙之上。不仅每个派系的领袖只有过于简单的统一的想法，
而且他的目标的实现威胁他们的敌人，也同样威胁他的支持者，因为实现他
的权力梦想将导致他们丧失独立，而独立是他们作为军阀的地位的要素。派
系目标的暂时性和短期性是这一时期高度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作为军事冲突有些重要的战争是很短暂的，但整个军阀时期的趋势是，
更多的军队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也更血腥的战争。1920年的直皖战争
10天之内就结束了；这次战争为吴佩孚的师所左右，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军队
调动和巨大的伤亡。1922年的直奉战争甚至为期更短——只持续了7天——
但军队的数量更多，伤亡更大。在这次战争以后，卷入的军阀扩编了他们的
军队。在1924年的直奉战争期间，华北、江苏和浙江之间以及沿满洲边界的
几个地方都在交战。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1926年，冯玉祥和张作霖打了一
场大约八个月的非常激烈的战争，有巨大的伤亡。
军阀和列强
军阀主义的混乱和由此而导致的北京政府的软弱，使中国尤其容易遭受
外国政治压力和侵略的损害。但与此同时，普遍的骚乱也限制了外国的活动，
妨碍了外国企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开发。军阀们有时任意对外国商号增加税
收。士兵和土匪使外国财产和生命遭受损失。举一个例子，在1917至1924
年间，单单在一个领事区就有153个美国人或商号被抢劫，遭受大约400000
中国元的总损失。①盗匪活动和战争阻碍了正常贸易和商业活动，军阀对外国
人在华贸易伙伴的压制、通货贬值和使用无担保纸币，以及铁路设施的破坏、
军队占用和损坏，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外国人以严厉谴责和中止贸易对这种种情况作出反应。外国代表不断地
向北京中国政府递交一连串抗议，尽管中央当局的软弱使它不可能采取有效
的措施。列强常常不得不就具体的地方事件与地方或地区的军事首脑交涉。
例如在1924年，在俄国人与北京就中东铁路的地位和经营达成协议以后，他
们还不得不与张作霖进行四个月的单独谈判，因为铁路是在他的地界内。②
至少有一个例子，外国人为了保护和合作向地方当局付了钱，很可能在更广
的范围内存在这种做法。
外国人对他们所抱怨的混乱自己也起了促成的作用。外国兵痞在中国的
战争中也起了小小的作用：一个英国人管理张作霖的兵工厂，三个美国飞行
员有几个月为陈炯明驾驶轰炸机，类似的冒险者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在其
他的军队里发现。更重要的事实是，外国人不顾1919年多数强国签署的武器
禁运协定，输入武器以满足中国人对枪械的无尽需求。武器交易完全公正；
军火商向任何能照价付款的人销售，不考虑政治。但是有些外国政府实际上
却资助挑选出来的军阀。例如日本在整个军阀时期明显地与中国的一些军阀
有牵连。
1916年，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全力支持皖系首领段祺瑞政府的政策，建立
① J。S。休斯顿领事就汉口领事区的政治情况致国务院的报告，1925年4月4日。国务院有关中国内部事务的
文件，893。00/6206。
② 唐盛镐：《俄国和苏联在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年》，第152—153页。
中日之间政治和经济合作以及财政债务的紧密联系。日本在随后的两年中供
给段1。5亿多元，表面上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但实际上却被段主要用于他自
己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这两个政府还缔结一项军事协定，规定日本提供援助、
顾问和教官以编练中国参战军，支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的事业。但
是这支军队从没去欧洲，只对扩展段的军事力量有用。在给段这一财政和军
事援助的同时，日本商人也着手许多冒险事业，形式上与中国企业家联合，
开发中国的资源。
长期以来日本对满洲的事情表现出特别关心，并从日俄战争起在那里保
持了有力的地位。日本人密切注意张作霖的兴起，并在必要时积极干预，务
使满洲的人事任命和政策不是不顾日本的利益而决定的。由于皖系在1920
年的战争中失败，而张作霖作为直系的同盟者对皖系的失败做出了贡献，张
成了全国性的人物；他控制着满洲和作为战利品一部分的内蒙。日本政府做
出了一项政策决定，这项政策决定在整个张作霖余下的生涯中成为日本与张
的关系的指导方针：日本将在使满洲发展和组织起来以及牢固地控制满洲方
面，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张作霖。但是，日本对张谋求实现在中央政府的野心
将不予帮助；他们要张留在本地，致力于满洲的治安和社会秩序，而不要卷
入那些可能导致战争和混乱，因而威胁日本利益的事情。
日本并不想直接向张提供武器而悍然违反武器禁运条例，因而他们帮助
他建立一个兵工厂以制造他自己的武器。日本人以下面这种启示性说法说明
他们给予张财政援助的态度：
虽然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意根据情况对财政援助给予友好的考虑，但重要的是这样做
要用经济贷款的方式，尤其是要采取在联合企业中投资的形式，以便避免列强的怀疑和中
央政府的猜忌。如果张作霖也愿意日益争取促进中日合作的实体，例如在关于土地的租
借、矿山和森林的经营以及其他这类有前途的事业上尽力，如果他愿意尽一切努力贯彻所
谓共存共荣原则，并制定已经存在和最近将建立的中日合资经营公司的共同管理方法，那
么就可以使东三省的财源自然而不引人注目地兴旺起来。①
日本和张的关系一点也不平稳。张继续使自己卷入全国性政府的事务，
并在三次华北的战争中，置日本要他留在本地的希望于不顾。他不想作日本
的傀儡，一有可能便坚持他的独立。然而日本依然把张看做在满洲可以利用
的最好的选择，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以保护他在那里的地位。在1924年的第
二次直奉战争时期，日本人在起辅助作用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方面对吴佩孚进
行干预。他们显然提供金钱以换取冯玉祥在这次战争中倒戈，而且当1925
年张的一个将领反叛并试图夺取沈阳时，日本人进行干预，把张从看来是不
可避免的失败中救了出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人还是杀了张；1928年，
日军军官中的极端分子暗杀了他，希望引起可以利用来为日本谋取利益的混
乱。
苏联积极帮助冯玉祥。冯玉祥在他于1924年转而反对吴佩孚并由此导致
直奉战争结束以后，急切地寻求援助，因他知道不久他将不得不和日本人所
训练和支持的张作霖的庞大军队作战。从苏联的观点看，冯的改革意向和革
命词藻使他看来像是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整个1925年俄国人都向冯提供武
器、金钱、私人顾问和部队的教员。作为回报，他应当同意在他的部队里进
①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重要文献》，1，《文献》，第525页。关于引文和上两段的某些方面，
见麦科马克：《张作霖在中国东北》，第56—59页。
行国民党的政治教育，并广泛地和国民党合作。冯接收了这种援助，但他做
了他能做的一切事情以阻止俄国人或国民党代理人使他的部队政治化，因为
他知道那意味着他将丧失他的个人控制。
和张的战争终于在1925年年末到来，并很快变得对冯不利。1926年早
期他让出他的指挥权，到苏联去了，他将在那里停留大约五个月。冯希望他
的离去将减少张作霖消灭他的部队的决心，但他也想开阔他对俄国领袖们、
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知识。冯和一个俄国顾问一道旅
行，这个顾问对他进行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
状况、党的体制问题以及所有中国人需要加入国共合作以实现真正的国家团
结并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的进修教育。冯似乎已经真正为苏联的社会、苏联
共产党的纪律和效力所感动。同时，他和他在中国的部队保持着联系，这支
部队正在遭受一次大失败。秋季早期，在商定450万卢布的附加军事援助后，
冯回到了他被击溃而锐气受到挫折的部队。
当冯抵达中国时，国共消灭军阀主义以及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北伐
——已经在进行。冯整编了他的部队，并在占领河南时与这一军事行动配合。
当蒋介石在1927年攻击共产党人时，冯有一小段时间成了俄国领导人的主要
希望；他们要他继续支持国民党的左翼和共产党人，并用他的军事力量与蒋
介石对抗。但是冯迅速与蒋达成协议，并劝告俄国人回国。就此结束了俄国
人对军阀政治斗争的卷入。①
英国长时间以来在中国有最大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因此对促进稳定的政
府特别关心。当英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拚命恢复他们在中国贸易中的突
出地位时，稳定显得甚至更加重要。即使当混乱似乎预示整个中央政权的崩
溃时，英国人也支持北京的政府。但英国人对段祺瑞的政府从不热心，这是
由于它的亲日本的倾向性。他们欢迎段于1920年被直系打败，因为直系领袖
们曾声称他们反对再借外债，他们还被英国人认为有能力统一中国。许多作
者曾经断言或者暗示，英国人和美国人向直系领袖吴佩孚提供了大量的、各
种各样的援助。但是新近的详尽研究断定，当吴悉心照料英国人和美国人以
图得到财政和军事援助时，英国和美国政府坚持中立并拒绝援助，尽管在华
的外国人普遍赞扬吴。吴从在中国的公司——特别是英美烟公司和亚细亚石
油公司——得到了很多款项，这是在吴控制下的地区禁止对它们进行抵制的
回报。①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163—169、177—179、197—202页。
①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第151—197页。关于吴佩孚从一些外国公司得到钱，见罗赫德致马
慕瑞，1925年9月19日，国务院，汉口档L，第2号；罗赫德致国务卿，1925年9月25日，国务院，汉
口档，第8号；《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4月24日，第207页；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
调查报告》，第Ⅰ部分，《政治形势》，伦敦，独立劳动党出版社，1926年；J。C。休斯顿致马慕瑞，1926
年7月1日，国务院，汉口档，第63号。
从北京看黩武主义与不稳定
在军阀时期的12年中，北京的全国性政府令人手足无措地变动无常。七
个人当总统或国家首脑。其中一人是两次，实际上等于八个国家首脑。除此
之外，有四个摄政内阁在短暂的过渡期间管理政府，还有一次满族皇帝的短
暂复辟。学者们列举出24个内阁、5届议会或国会，至少4部宪法或基本法
（参见第5章）。人物、机关以及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变更过多，因而要以清
晰而易读的方式记述北京的政治斗争非常困难。前面第5章扼要讲了立宪政
府的工作。这里我们考察上述某些事件，以便表明黩武主义是怎样随之发生
并终于取代了宪政的一些痕迹。
段祺瑞在袁世凯政权的后期担任了国务总理职务，并在黎元洪下面继续
担任这一职务。从一开始段就把持了黎的政府。在其他情况下，他的领导可
能被看做出现了一个负责的国务总理，正是民国的议员们在袁的总统任期内
所曾希望的。但是很多民国的政治家不支持段，他因而指望军队的高级军官
和督军们成为他的权力基础。因此几乎从一开始，在依靠军队力量的段和谋
求抑制他的国会之间就存在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于1917年春季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达到
了顶点。梁启超和段祺瑞认为中国应当加入欧战的协约国一方。梁希望利用
参战和随后的媾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段于4月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督军会
议，对总统、内阁，尤其是国会形成压力，以求批准战争政策。关于宣战，
军阀们支持段。国会在压力面前畏缩不前，并在段是国务总理时拒绝在战争
问题上照办。各省军阀极力主张黎解散国会。相反，黎在稍稍犹豫以后免除
了段的职务。段反过来要求军阀们支持，北方八省的督军因而宣布对黎政府
的独立。在这期间，黎不能找到一个面临军阀们的反对而愿担任国务总理的
人。
在这种僵局中，张勋提出在黎和军阀们之间进行调解。张勋这个仍然忠
于满族皇帝的“辫子将军”，似乎处于只要他愿意就能影响军阀们的有利地
位，因为一年以前他曾促成许多督军组织督军团，并充当这个集团的首脑。
但是张希望居间调解，不是为了保全黎或保卫共和政体，而是为了推动他的
个人计划。首先，张要求黎解散国会，这正是军阀们早些时候所要求的。黎
认为他已别无选择，终于同意，于6月中发布解散令。张勋于是进军北京，
于1917年7月宣布满族皇帝重登中国的皇位！
张议论复辟已有几个月，其他许多军阀也赞成或默许。但是，那些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