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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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来评价。他的革命后的刊物，《庸言》和《大中华》，成了从当代社会
的证据推断民族心理值得赞美和该指责的品质的论坛。
第三种思潮，是对仍然吸引了许多人的儒家主要精神信条的现实意义的
关心。这些人当中的一些人追随康有为，康有为从最初的1898年改良期间以
来，一直提倡儒家思想适于制度化为国教。在共和国最初的年代里，这种打
算吸引了一批有组织的追随者，他们为在宪法中通过“宗教条款”而游说。
更多的哲学上倾向儒家主义的人，则在关于宗教的进化社会学中寻求支持—
—为把这种信仰作为历史上先进的、摆脱了迷信和更原始信念的超自然主义
的信仰而辩护。在这场争论中，双方当然具有共同的目的：把孔子学说视为
① 陈荣捷：《近代中国的宗教倾向》，和费侠丽编：《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论文集》。
有用的现代信仰体系。
所有这三种新传统思潮共同具有某些主要的特征，全都怀疑主要的西方
道德价值——把它和竞争的个人主义、寻求利益的物质主义及功利主义等同
起来。作为反应，全都含蓄地把核心的中国道德价值解释成这些西方道德价
值的对立面。由于他们在文化上反对“西化”，新传统主义者们对反对帝国
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操作出了一种特殊的贡献。其次，在每一次运动中，进
化论都由一种修正主义的本质先于存在论加以平衡，因为所假定的传统的糟
粕被搁置一边而有利于某些真理的精髓。有时，如国粹学者校订2000年积累
的钦定评注的典籍时，这种真理的标准从历史观点上说是原教旨主义的。有
时，如当目前的“国性”被从不久前的礼仪道德中分离出来，并被描述为在
作用方面与现代化并不矛盾时，这种标准则是进化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新传统主义者都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倾向，使传统信仰体系功能上的效用成
为证明信仰有理的根据。然而，他们也感到有必要从历史之外的观点来把当
代的儒家价值看作是不受它的变动的影响的。因此，在帝国的儒家思想曾经
吸收神圣的和世俗的制度、并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普及宗教和道德情感方面，
新传统主义者逐渐被迫把道德准则看作显然是自主的领域。
当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年轻一代人中的两个优秀的中心人物，哲学家
梁漱溟和熊十力起象征作用地改而信仰儒家思想时，神圣…世俗的两极分化，
最终为儒家主义者自己所明确承认。梁和熊不是为他们以进化论或功利主义
为基础的新信仰辩护，而是表示，他们看重儒家思想是由于它整理和表述他
们个人体验的独特的精神方面的能力，以及从整体上回答关于存在的意义的
问题的能力。因此，这是对宗教特质的一种最好的现代主义者的辩护，宗教
的特质在于它为处理世俗哲学没有解答的有关人类状况的各个方面提供象征
的手段的能力。在这以后，进化论的和机能主义的信仰辩护总是含糊的，很
快为“直觉主义的”辩护所取代。
国粹
明治时期日本的一个新词“国粹”，在1903年前后开始出现在中国知识
分子的著述中，这时，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君主政体的世俗化——如果不是废
除——最先被明确地描述为清朝改良运动的目标。从广义上讲，“国粹”是
那些学者们的口号，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服务于帝国正统观念和科举制度的儒
学的替代物。①对现代“国学”的兴趣，首先在张之洞、罗振玉和其他主管新
教育政策的中央政府的官僚中表现出来，他们想要在新学校制度中限制对全
部课程的外国的影响，并把中国的伦理学规定为一个调整了的研究的科系。②
不过，许多旧式学者不仅把这个问题看作适应新情况的问题，而且是以一种
抗拒西方取向的改革的精神来看待，使“保存国粹”运动成为富于战斗性的
民族主义者和改良运动的批判者的宣传工具。
大约从1904年开始，领导权移向一个卓越的怪人的集团，他们在反满的
政治运动中为革命找到了一种策略：恢复明代、唐代以至汉以前时代的精神；
也为一种进化论者所影响的历史编纂学（这种历史编纂学赞扬无与伦比的汉
民族和汉文化）找到了理论基础。1905年1月在上海由邓实、黄节、刘师培
建立的国学保存会，宣传反满革命是改革的近代思潮，和顺应西方的一种有
① 《北京大学堂之国学问题》，《新民丛报》，34（1903年7月），第61—62页。
② 马利安〓巴斯蒂：《20世纪初张謇著述中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看法》，第64—65页。
吸引力的替换物。虽然国粹倡导者们承认西方依据其自身的权利是世界文明
的一个源泉，也承认文化中心之间的某种相互联系是世界历史的必然模式，
但实际上，他们大量学识的主旨，似乎是寻求历史上有根基的本国的替代物
以取代正在崩溃的帝国儒家正统学说。在这一点上，他们主要借助于春秋时
期儒家和非儒家等“诸子百家”，但也借助于明代的效忠者、佛教，借助于
英雄的暴力这种“游侠”传统。①最后，在这场运动中，有一种强烈的与中国
普通百姓团结一致的潜在倾向，中国百姓在成为朝廷和地方精英人物所控制
的近代化计划的当然受害者而非受益者方面，和这些新传统主义者是相似
的。秘密会社和王朝反叛者的古代民粹主义者的辩论法，是反满辩论的基础，
非常适合于鼓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支持基于暴力的政治策略，并对比较落
后的普通百姓的反对所谓“文明的”和亲西方的特权者的情绪深表同情。②
由“国粹”历史家们所作的修正主义的历史方面的最初努力，深受政治
上反满主义的影响。章炳麟的《訄书》、刘师培的《攘书》和黄节的《黄史》
都在1901年至1906年间出版，③构成了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学术上的抨击。
所有这些著作都以种族神话的说法来给中华民族下定义：假定中华民族是传
说中的黄帝（公元前2697——公元前2597年）时起的中国人的共同后裔。
言外之意是根据种族理由，满族应从民族共同体中排除。这些著作通过强调
中国历史最早阶段的原始的、古代的特征而与正规的传统决裂。章和刘为了
对古代中国和其他发源地的文明以及所谓野蛮民族作比较有根据的评价，吸
收了斯宾塞的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他们一度甚至被比利时汉学家德〓拉〓科
帕瑞的想法深深打动，他断定中国和中东古代具有一个共同发源地。①然而，
对这些著作的最强烈的、无比的影响仍然是17世纪的明朝效忠者、史学家王
夫之的《黄书》。
作为“民族历史”，这些著作都超出了它们反满争论的目的。它们对中
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提供了一个定义——一个以共同的地域、血缘、风俗
和文化联系为基础的有机集体。它们都表明了民族道德价值的复杂心理起源
的某些古代要点，民族道德价值可能为当代的国家和文化的复兴提供线索。
刘师培融合卢梭和王夫之，假定贤明君主和人民之间的一种最初的社会契
约，导致了早期贤明帝王创立的无与伦比的儒家的社会和礼仪形式。对章炳
麟来说，家族制度及其井然有序的家系建立了中国的种族统一体，而语言更
浓缩了中国人思想的精华，秦汉时代法家的治国之术又指出了适合国家富强
需要的方法。他们都不否认历史上一种进化模式的存在，但作为机体论者都
强调起源，超过了强调发展；肯定根本的一致性，超过肯定过去与现代价值
之间的进化的连续性。
在他们关于价值的要旨中，“国粹”学者们已把他们注意的中心，并非
偶然地从儒家经典的传统转移到了文化整体作为精华——特定的民族积累起
来的精神遗产——的更抽象的观念。而且，这种继承古典文化的新见解又伴
随着对建立在被认定的“汉学”学派之上的古典主义的早期形式的有特色的
① 费侠丽：《变革的限度》，第2部分，《国粹》，第57—168页。
② 见周锡瑞：《中国的维新与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③ 《訄书》，重印，载罗家伦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攘书》，首次发表于1903年，重印，载《刘
申叔先生遗书》，1，第762页以下各页；《黄史》，首次发表于《国粹学报》（1905年），1—9卷。
① 德〓拉〓科帕瑞《中华文明的西方源头》的节选，载于1903年12月至1905年1月之间的《新民丛报》。
评论。这个学派自17世纪以来通过对尚存文献的语言学的和原文的审慎分
析，促进了对经典的认识，并在19世纪导致了对长期埋没的和异端的思想体
系的兴趣的复兴。不过，“国粹”学者们已超过这些剥夺经典作为标准思想
神圣宝库的权威的传统方法，把它们重新评价为古代中国文献的宏大的、成
分复杂的集成的一部分，于是只把它们看作研究历史的文献。这也使这样的
历史方法论的出现成为可能，这种方法论，在清代严守原文的“汉学”学者
的严格考据分析的传统和20世纪与西方科学方法一致的对证据的批判方法
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
同时，“国粹”治学方法的形成，不只是作为正规的儒家主义和直截了
当的“西化”这两者的一种替代物。最杰出的“国粹”历史家章炳麟根本的
关心，是批判康有为改良派的文化方案。章以反西方、反帝国主义的文化上
的本质先于存在论，反对他所认为的改良进化的近代思潮，他在1906至1908
年间作为同盟会的革命的《民报》编辑，普及了他的一些观念，并在他1910
年出版的受到喝采的《国故论衡》中，以更富于学术性的形式表述了这些观
念。①政治上，章…康论争与政治家派系的“改良”与“革命”的对抗相联系；
思想上，与儒家传留的相互对立的版本即古文…今文经典之争相一致。结果是
成为两种形成对照的考察圣人的现代方式，依照新儒学和帝国正统观念的标
准，两种方式同样是异端的，因为两者都不承认把传统上公认的经文当作上
古真正的黄金时代的传留物。②
在康有为手中，早期汉代口传经典的今文传统，暗示了一种孔子作为宗
教建立者的固有解释，孔子确曾在公元前6至5世纪创立准则作为他自己预
言的大同景象的传播工具。康的论证在学术上是复杂的，依靠找出语言学上
的根据而认为刘歆在公元1世纪树为权威的版本，是政治上被人授意的赝
品，并认为其原作的年代不早于孔子自己生活的时间。可是，断定经典是预
言书，使相信它们包含一个关于远古历史真相的真实核心成为不可能。如康
的批评者们所指出的，如果刘歆是作伪者，那么孔子也是作伪者。①康提出一
个儒家传统中没有前例的选择：或者神秘地信仰孔子是一个超越历史的人
物，或者怀疑经典记载的儒家黄金时代有任何历史的根据。
而且，这种怀疑主义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经典，不再被当作准则，
必须在现在认为产生了它们的时代的历史条件中被理解，也就是被当作出于
政治动机的杜撰，目的是用来支持周代的“后王”或他们的后继者西汉皇帝
的合法性。对康有为的批评者来说，他的理论既提出了一个虚假的作为神圣
信仰的创立者的孔子形象，又提出了对儒学的真实的、令人惋惜的评价，把
它当作帝国历史之中的国家强权的工具。康有为的理论不是把这种学问看作
思想体系，反映一个时代的价值和优先考虑的事情，而是把它看成一种歪曲，
透露了历代知识分子政治家妥协的道德观；和有助于真理相比，他们的学问
更多地有助于发迹，最终促成了帝国的衰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康的哲学和
历史论文转而不利于它们的作者，宣告了康、梁的改良运动是儒家谋求升官
发财的“经世”传统的一种当代的表现。②
① 章炳麟：《国故论衡》。
② 周予同：《经古今文学》。
①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所引，第789页。
② 今古经文之争对民国早期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在劳伦斯〓A·施奈德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中有分析。
为了配合这种对今文儒家的攻击，章炳麟依靠更为传统的“汉学”传统：
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史”——即尚存的关于早期周代朝廷的政府记
载片断。不过，章利用这些先例既奚落了那种儒家学说可能是基督教似的宗
教的见解，也推而广之，断言儒家学派并没有特许的传播关于社会道德的使
命。在否定儒家调整社会的历史作用方面，他既否定了它的“内圣外王”的
圣人品格的基本模式，也否定了带有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学者…治国之术的共
生现象。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创立第一个民间（与朝
廷倡办相反）思想学派的学者——既是学术工作中“科学”地忠实于事实的
先驱，也是值得赞美的把知识分子的使命从权力腐化中分离出来的先驱。
大多数早期的“国粹”坚决支持者在他们反对今文乌托邦改良主义中，
并没有一直追随章炳麟否定孔子是中国最主要的道德主义者的意见。相反，
当他们污辱康有为是一个追求名望的圣人理想的败坏者时，他们仍然没有超
过更标准的儒家人本主义反迷信的极限。章炳麟的思想超出了那种肤浅的理
性主义和道德主义，导致了最早从根本上对在整体上作为改良宇宙论基础的
进化原则的新传统主义的批判。1903和1908年之间，章在许多反满的革命
期刊中发表的对改良主义者的反复攻击中，严厉批评了推测性的今文历史理
论，不仅因为康不“实事求是”和“掩往古之点污，”①而且因为宇宙进程的
改革模式把自然和社会进化的固定法则强加于事件，而这些事件事实上否定
了那样一种宿命论的分析。②
在章的体系中，变化不是可以预见的和有规律的，而是具有突发性、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