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5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豪地将这些作为不朽的座右铭，肯定意识的物质基础，肯定生命力的生物学
本质及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作用过程的社会学基础。他们在思想上实际受益于
儒家人本主义和形而上学，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不被承认，因为他们把传统
贬低为一种反动的社会道德体系。
然而，激进的唯科学主义仍不能提供一条平坦的通向乌托邦之路。像所
有其他的人因共和政体混乱而感到沮丧一样，激进主义者着手对历史力量进
行社会分析，认为这些力量对中国的落后状态负有责任：封建习俗是政治斗
争的一种阻碍；封建文化价值观构成封建习俗的基础；而土地均分论的经济
同前两者相互依存。但是，由于具有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他们自相矛盾地陷
于无能为力的程度，比新传统主义者因社会宿命论的幽灵而陷于无能为力的
程度要小一些。梁启超1902年所号召的“新民”在1915年被《新青年》更
新，作为对文化革命的号召。这时个人自主人格和科学思想的理想，被有意
识地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对立起来，但仍被视为进步的一种道德动因。现
世主义和进化宇宙论在激进的社会乌托邦观点中被调和了。
早期无政府主义：革命的虚无主义
早在1902年，中国人就对西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但这种兴趣在最
初阶段和早期激进主义者集中注意力于政治革命是一致的。①“无政府主义”
一词涉及欧洲“极端革命”派“虚无主义者”——一种因其利用恐怖主义作
为一种政治策略而应当受到注意的思想体系。它的直接的外国的鼓励者是俄
国革命运动的搞阴谋的团体，这些团体在19世纪末期曾努力开展轰动一时的
暗杀沙皇官员的活动，作为1905年革命的准备。在中国，“侠义”这种本国
的普遍传统，提供了理想主义的亡命徒如梁山泊团伙，或桃园结义英雄那样
的结拜弟兄的补充典型，他们在乱世为正义而拿起了武器。
不过，对中国的激进主义者来说，恐怖主义行动的主要魅力是作为进步
的一种手段。革命的暴力被认为是一种反应力量——唯一强大到足以胜过专
制政治沉重压迫势力的反应。用一本小册子的作者，一个学生的话来说：在
一切国家，革命起源于起义和暗杀，但暗杀的影响甚至比起义更大……因为
英雄们的力量增长，统治者的力量必将完结。②恐怖主义者因而可以被称为有
激进思想的同胞，即新民——新民是这样的人，他尽最大限度地公开肯定个
人力量，并因此而主张最有力地反对传统的被动心理及其所促成的历史的停
滞。热血青年们在1904和1907年之间试图进行政治暗杀，仿佛他们能够通
过某些毫不利己的名垂青史的行动，成为进步的工具，也能够成为其共有社
会的道德目标的自觉的化身。
因此，恐怖主义者的道路是一条个人主义的道路，但是，那些打算遵循
① 关于虚无主义者的讨论见唐〓C。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第7章；和伯纳
尔：《中国的社会主义》，第198—226页。
② 引用于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第148页。
它的人，甚至比普通的新民更想把他们的自我肯定从道德意义上，解释成与
其所服务的超历史进程是一致的。在这里，针对他人的暴力的罪恶，能够仅
凭它给自己引起的危险而被抵消。在要求革命者绝对“真诚”方面，虚无主
义者对新儒家的概念作了新的运用：圣人的力量必然与充溢于不受妨碍的自
我的“真诚之心”相联系。如果“真诚”既能使暗杀者的刀刃锋利又能使它
的运用合法，那么，其最好的证明事实上就是那些冒全部革命危险的人的自
发的献身。
对内在化的新儒家道德准则的高度依赖，虽然对使革命使命合法化是必
要的，但也可能要对虚无主义者愚蠢的努力负部分的责任。张继、杨笃生、
刘师复以及汪精卫都是牵连进暗杀阴谋的著名激进主义分子，这几次暗杀阴
谋没有一次成功地杀害了预期的受害者。这场运动的真正英雄和女英雄，杀
人者少而牺牲者多：秋瑾，这个女斗士在牵连进1907年安徽的一次流产的起
义后，听由自己被捕并被处死。①吴樾，一个高等学堂的学生，1905年在北
京火车站，被他试图投向一群帝国大臣的炸弹炸死。
秋瑾给予世界的启示是，值得模仿的自我牺牲行为能改变社会；而吴樾
则以进化论看待他的虚无主义者的使命。他的“遗书”连同他支离破碎的尸
体的照片，在《民报》纪念他的一期中发表出来，把他的行为解释成历史需
要用来激化压迫势力的“暗杀时代”应有的举动，从而推动革命辩证地前进
的钟摆。秋瑾视革命的任务为社会道德的更新，并因此而选择了谭嗣同式的
牺牲，吴樾则企图让他的行动体现变革的“反作用力”，而变革的“反作用
力”足以与激发它的专制的“动力”抗衡。①两者都表明了虚无主义者所受中
国传统的道德英雄主义理想的影响；不过，他们的行为也是为了平衡社会义
务的主张和自我肯定的主张而做的一种努力。他们为中国激进主义者所面临
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早期的过激的解决办法，他们不顾儒家相互依存的群体
理想而寻求发展新的人格理想的个人主义的潜在力量。因此，虚无主义者虽
然更多的是政治革命者，而不是社会革命者，却提出了后来无政府主义的社
会理论家将不得不面对的个人主义的道德问题。
巴黎小组和东京小组
1907年夏天，两个相距遥远但思想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者小组几乎同时在
巴黎和东京中国留学生中间出现。每个小组都产生于预备性的研究团体，这
些团体是在中国和外国的激进主义者——法国和日本的——直接接触的刺激
下组织起来的，外国的激进主义者倡导无政府…共产主义，其时它处于1914
年前在欧洲的影响达到高峰的时期。每一小组都出版一种刊物，是群集在一
两个年长的更有声望的学者周围的学生小团体的著作集。尽管相距半个地
球，巴黎和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却保持着彼此工作的接触，也与他们认为至
少暂时是和他们自己的事业类似的同盟会的活动有联系。②
在19世纪的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家属于两种典型的类型；一种类
① 玛丽〓巴克斯〓兰金：《清末妇女的出现：秋瑾个案》，载马杰里〓沃尔夫和罗克珊〓威特克编：《中
国社会中的妇女》，第39—66页。
① 吴樾：《吴樾遗书》，《天讨：民报临时增刊》，1907年4月25日。参见普赖斯：《俄国与中国革命
的根源》，第150—151页。
② 对这两个小组的英文论述，见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余：《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和艾格尼
丝〓陈：《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7年。
型指望通过技术进步而获得解放，照圣西门的方式通过对未来的科学幻想而
召唤乌托邦；而另一种类型更像查尔斯〓傅利叶，他们在未受玷污的、质朴
的、世外桃园般的亲密社会中寻求幸福。这两个中国无政府主义小组包括了
上述两种想象的极端。
巴黎小组，如他们的刊物名称《新世纪》的含义所暗示，与工业文明及
其由庇特〓克鲁泡特金、邵可侣及马拉特斯塔领导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社会和道德的前驱有联系，确信自己是站在现代主义的最前沿。李石曾，
这一小组的一个建立者，是巴斯德研究所学生物的学生，并与邵可侣的侄子
是朋友。《新世纪》的资深编辑吴稚晖，曾经受过古生物学的相当训练，把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鼓吹为科学社会学，胜过严复的斯宾塞进化论；这
就使他在文化上拥护与迷信相对立的理性主义，在政治上拥护国际主义和和
平主义。作为自封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巴黎小组吸取了1898年大同空想家
们预言未来的热忱。吴稚晖作为一个技术方面的理想家，表现出特别的活力。
他称赞创造性的制造工具的才能是人类天赋的本质，他号召以一种具有灵感
的运用精神，通过机器来拯救世界，这半是宇宙论的空想，半是科学的虚构：
其时学问之研究，最普通者，首为一切交通便利之工程。求与海底气界自由往来。
余则改良野蛮肉食之品物，及精究卫生与医理，使年寿加增。至于理化博物种种进化之科
学，当时既以文字简易划一……百出新法，以求易知而易解。园林清游时，可以随便在花
间树底，口讲而指画。道途间与绝未见面之人相遇，亦可姑出其所学于夹袋中，问难而质
证。如此，其时即十许龄之童子，已能共有现在科学家之知识。①
不过，不同于康有为，吴的唯科学主义采取了使理性主义与宗教相对立
的西化的方式。吴离奇而有趣地坚持他的看法是清除了玄学幽灵的自然主义
的宇宙观，拒绝承认他的通过“仁”来实现进化的净化过程②的想象受到儒家
精神象征主义的任何影响。《新世纪》追随他的领导，坚持宗教…非宗教的两
极分化，并用它来谴责儒教只不过是反动的迷信。代替那种把现代道德视为
始于古代萌芽的稳步发展的改良倾向，《新世纪》对道德变化过程的解释往
往依靠净化的概念，因而本性固有的良好状态，在革命时期的净化中得以摆
脱积累起来的杂质。
与唯科学主义的《新世纪》相对照，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出版的刊物《天
义》，则反映了它的编者古典学者刘师培及其妻子何震③的人本主义倾向。刘
是国粹保存会的一个创办人，又是著名书香人家的后裔，他在1907年发现，
他的反满主张使他侨居国外是可取的。在东京他与刚刚抛弃了改良社会主义
而成为无政府…工联主义者的日本激进主义者幸德秋水、北一辉的相识，导致
了他两年无政府主义的尝试。何震明显地同样受到东京环境的影响，组建了
一个女权复兴会，并且作为《天义》正式的编者和出版者，使激进的女权主
义成为无政府主义使命的必要部分。
因此，《天义》把对现存制度的反传统的攻击与古怪的文化保守主义混
合在一起。刘师培和何震认为“欧美日本各国，只有伪文明”，①而不愿肯定
① 吴稚晖：《谈无政府之闲天》，《新世纪》，49（1908年6月30日），第191—192页。
② 吴稚晖：《推广仁术以医世界观》，《新世纪》，37（1908年3月7日），第3—4页。
③ 《天义》，3—19（1907年7月10日—1908年3月15日）。按1966年东京单行本编码。
① 刘师培和何震：《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6（1907年9月1日），第135—144
页。
现代欧洲最接近大同社会。他们设想出一个农民…学者们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小
农业村社的乌托邦，在那里“人人不倚他人”，“亦人人不受役于人”，所
有的人都生活在“放任”的状态中。②虽然《天义》刊载了《共产党宣言》最
早的中文译文，但刘师培也给予作为无政府主义先驱的公元4世纪的道家哲
学家鲍敬言（抱朴子）③和战国时代的农学家许行以相当的版面。抱朴子是一
本谴责所有政权的古典小册子的作者，许行则反对孟子把社会分成劳心者和
劳力者的职能上的等级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坚决主张人人没有例外地耕种
土地。《新世纪》选择克鲁泡特金作为他们的西方圣人，《天义》则特别推
崇托尔斯泰，刊载了他的《致中国人的信》，信中赞扬传统中国是世界上最
自由的社会，并告诫人们提防立宪政府、工业主义和军人政权的暴虐后果。④
既作为传统主义者也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憎恶清末改良的现代化
方向，他认为这将导致一个受当今西方邪恶影响的社会：军国主义和强制性
国家机器的发展，新的更深的阶级分化以及受物质主义和贪婪玷污的商业化
文化⑤的产生。对何震来说，结束妇女与世隔绝和促进妇女教育的现代化计
划，给人同样虚伪的改革的错觉，否定妇女真正的经济和个人的独立，同时
助长关于男人性别剥削的充分自由论的新形式。⑥就要到来的政治革命说不定
并不导致废除一切政权，面对这种可能性，刘和何把中国的未来和它的过去
作了令人失望的比较。如果财富和等级这些表示地位的障碍很少就更接近大
同社会，那么传统中国既是后封建的，也是前资本主义的；它所自夸的政治
专制主义一直是一种掩饰真相的门面，其结构上的弱点一直被人们成功地加
以利用，“以稍脱人治之范围，而保其无形之自由”。①虽然刘师培并没有因
其乌托邦理想本身而弄错过去中国的这种怀旧的特点，但他对现代性的反
感，既激发了他的激进主义思想，也导致他后来在1908年决定放弃革命目
标。
像1898年的改良者那样，两个无政府主义小组都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
不过到了1907年，国际主义只在较小程度上是传统的东亚世界主义理想“天
下”的发展，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当时对19世纪90年代以来非常有力地发展
起来的反满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的抗议。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把“富强”
作为面对帝国主义的国防重点，这一点比其他任何单一的问题更激起了这两
个刊物读者的批评。为了回答，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克鲁泡特金反对达尔文和
斯宾塞的例子争辩说，类似的动物群体生活表明，人类社会的进化是由种族
内部的合作而不是由竞争所推动。
不过，与此形成对照，他们的国际主义一种含义是，民族仇恨掩盖了其
他更深的社会分裂。改良者认为阶级冲突，如果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
以外的事，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复地议论贫与富、官僚统治者与人
民、受教育者与愚昧者、城市居民与乡下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这些
弄坏了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秩序的根深蒂固的对立，他们认为都是由继承下来
② 刘师培：《人类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