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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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3—536页。
① 参看，例如，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也可参考许华茨编：《关于五四运动
的意见：专题论集》，特别是引言部分。
② 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东方档案》，25。2（1957年），
第266—270页。
晚清文学，1895—1911年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
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
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①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
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
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
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
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
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
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
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
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刊的。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
份报纸《清议报》（1898年— ）和《新民丛报》（1901年— ），以继续他
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
助创办《国闻报》（1897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
《苏报》（1897年— ）、《国民日日报》（1903年— ）。到1906年，据
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
种。①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
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
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
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
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
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
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
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年— ），以及黄摩西编
辑的《小说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
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
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
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
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
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7页。
① 66这个数目是李宝嘉提出的。其中至少32种被阿英称为“小报”，它们政治性不强，供城市中产阶级
消闲。参看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51页。239这个数字见于《清季重要报刊目录》一文，载张
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77—92页。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
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
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
“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
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
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
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
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
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
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
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
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
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
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
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
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
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
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
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
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①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
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
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
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
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
小说》上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
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
——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
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
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
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
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
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
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
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
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
① 此处和前面引文的译文见夏志清：《新小说的倡导者严复和梁启超》，载阿黛尔〓A。里基特编：《从孔
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第230—232页。
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
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
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
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
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
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
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
著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
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①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著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
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
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
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
（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著名
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
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
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
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
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
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
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
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
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
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著作——18世
纪的小说《儒林外史》。①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
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
的光辉先例。不过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著名小说中所描写的18
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
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
① 梁启超仍用文言句法，但大量使用口语说法。他的许多追随者更进而大胆地试用方言口语——包括官话
和各种地区方言（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的方言）。最早完全用方言写作的报刊之一《演义白话报》于1897
年创刊，其宗旨是使一般民众能阅读到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写成的新闻——尤其是有关外国列强的新闻，并
且将各种有用的书报杂志译为口语，以求便于阅读（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64页）。文学报刊
的影响使文言和白话的分界线逐渐模糊，并增强了白话的地位。到本世纪初，白话不只在报刊和文学作品
中使用，并且已在历史、地理、教育、工业、科学著作中使用。参阅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中
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13页。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存》，2，第233—234页。
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
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②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
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
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
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
《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
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
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
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
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
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①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
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
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
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
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
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
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
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
比拟的。
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
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
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
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
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
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
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著
作的译本与日俱增。①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
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