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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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
家已经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
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
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②陈独秀也根据事实赞同
这种蛙跳理论，虽然他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发展一套不断革命的战略。按照
他的观点，一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在1920年的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亚于
1848年的德国或1917年的俄国。既然俄国成功地完成了跳跃，中国为什么
不行？①这种蛙跳理论严格说来也许是不辩证的；对陈、李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如周佛海、瞿秋白与蔡和森来说，社会主义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它是一个
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为所有人提供了尽其所能发展自我的机会。②如瞿秋白
在其莫斯科之行前所说，他和与他共同主办《新社会》杂志的同事们，希望
促成的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战争危险的民主的新社会。③
一个漫长而阴暗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前景，他们想起来是太令人厌恶了。
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这个阶段，列宁在1920年7月于共产国际的第
二次大会上以及在这之前所提出的关于土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点，很
可能仍然不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知晓。对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他们
同共产国际的代表，主要是斯内夫利特（马林）和沃伊京斯基④的谈话。
② 《守常文集》，上海，1952年（1921年3月20日），第189页。
① 《新青年》，8（1920年11月1日），第3页。
② 见周的文章，出处同上，8（1921年1月1日），第5页，和蔡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的通信，
引用于《五四期刊》，1，第158—159页。另见陈的文章，载《新青年》，1920年9月1日。
③ 《新社会》，发刊词，1919年11月1日。
④ 即吴廷康；卫金、魏琴、魏金斯基、沃伊琴斯基也是此人——译者。
党的建立
与中国对俄国的迷恋相应的，是布尔什维克们对中国的兴趣——由于漫
长的共同边界、俄国的华人社区（更不用说华人曾在俄国内战中为革命而
战）、俄国在中国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上促进世界革命的任务。以建立俄
国共产党政权的相同原则建立一个中国政权，这对于国家和革命的目标都将
是有所裨益的。
义和拳起义和俄国在其中的作用，曾吸引了列宁对中国的注意，但正是
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才使他认识到亚洲国家的新的觉醒，①并且在他登
载于1913年5月18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
中，谴责欧洲人在亚洲的野蛮行径。他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
最后发展阶段的理论，直至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才有力地提出来，
纳入全球性的革命战略之中。②这样，西方的阶级斗争与东方的民族斗争之间
的链条便铸成了。一个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两阶段革
命战略的基础奠定了。这就需要刚刚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并指出了在这样的国家中在适当的时机成立
农民苏维埃的可能性。列宁认为领导落后的东方国家的群众的任务属于西方
国家的无产阶级，这个论点赋予共产国际以教导和指引没有经验的东方革命
运动的权力。
这些便是派遣沃伊京斯基和马林来中国的背景。在他在中国逗留的六、
七个月里，沃伊京斯基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们——由信仰不同派别的社会主
义学说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混杂的群体——认识到沿着《怎么办？》中所阐明
的列宁主义组织路线成立政党的必要性。分散的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与陈独
秀于1920年8月创立的结构松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被组织起来以奠定中国
共产党的基础，该党在1920年底形成，并于1921年7月初在第一次代表大
会上正式组成。这是一次大约12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在法
国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暑期无人）开始，成员们担心巡捕的监视，乘火车
转移到湖上的一艘游艇中继续讨论。具体的细节模糊不清，而且不同的见证
人所说不一。
据“一大”的参加者陈公博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章程规定的党的任务，
是组织和教育劳动群众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实现无产
阶级专政。尽管它没有阐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该党也将有系统的、纯洁的、
秘密的从小组到中央的组织，以便领导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去完成其革命
任务。认定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存在的其他党派，
包括国民党，采取了一种敌视的、不合作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要向共产国际
逐月递交报告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根据这些规定，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便
成为一个革命政党，而不只是一个研究团体，这使得一些党的创建者很烦恼，
他们由于这个原因将要脱党。中央由三人组成——陈独秀是书记，张国焘任
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①
① 《真理报》，103（1913年5月1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43—63页；H。德昂科斯和S。R。施拉姆编：《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概论》，第153—169页。
① 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1924年写的一篇文章》第79—82、102—10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编：
《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817—1927年》，第100—109页；郭华伦：《中共
陈未出席而当选为书记，以及他直到1927年7月15日辞职为止对中央
的持续控制，对于这个年轻政党的发展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在这两位深受
景仰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和陈独秀当中，被选中的为什么是陈而
不是李呢？李仅仅获得了中央候补委员的职位。李正在四川讲学，陈则正在
为改革广东的教育体制而工作。在他们的学术地位、社会威望和对于马克思
主义的传播的贡献之间，是没有什么可挑选的。决定这个问题的也许是实际
问题。陈从北京大学辞职以后，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因而能够投入更多的
时间编辑激进的期刊，例如《共产党》，在上海开办俄语学校，并在上海工
人当中进行宣传鼓动。①他在政治上的实际经验表明，他也许是日常组织工作
的合适人选。②这种选择在任何意义上讲都不是轻易作出的，因为陈以其强烈
的个性而著名，如“一大”的另一参加者周佛海所评论的：仲甫（陈独秀）
是个固执的人。③他还对尚武精神有反感，并对其他政治党派有种厌恶情绪。
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不相符合的。
在“二大”（1922年5月于杭州）④ 上，党在革命斗争中作为无产阶级
先锋队的性质得到重申。至少在理论上，民主集中制在第二个章程中被奉为
神圣的原则，党采用了一种地方、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三级体系，处于
这个体系基层的是小组，所有成员必须参加小组每月的（或者每周的）例会。
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而非选举产生，这确保权力
将在领导者的掌握之中。这种中央集权由于新章程的最显著的特点而得到加
强，这一特点是关于纪律有整整一章，要求地方和地区的委员会服从中央的
决策。不服从可能受到地方或中央委员会的惩罚。⑤
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在规模上发展到了大约20000人，中央的
组织也因增设妇女、劳工、农民和军事四部得到了扩充。①在1927年4—5
月的“五大”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原来的3名成员扩大到29名，在1927
年紧张而且迅速变化着的局势下，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并敏捷地作出反应，这
是过于庞大了。很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设立了政治局。
作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完成它所代表的阶级的长期和短期的目标，
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其政治作风，不可能不彼
此矛盾而不造成严重的内部纠纷。在陈独秀的领导之下，中共在1923—1927
年的目标——消除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对中国的控制——使党不得不按
照由情况需要所决定的时间顺序，加强它在无产者、农民和士兵，以及它领
史论》（此后作《史论》），1，第26—27、31页；张国焘：《我的回忆》，载《明报月刊》（此后作《明
报》），6，第6页；或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英文），1，第136—152页。
① 理查德〓C。卡根：《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中国季刊》，50，第295—314页；阿德里安〓陈：《发
展》，第45页；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第10页以下各页。
② 举例来说，迈斯纳《李大钊》第204—205页指出，李号召青年去乡村工作，丝毫没有谈到组织问题。
③ 郭华伦：《史论》，1，第95页。
④ 一般认为“二大”是1927年7月16—23日在上海召开的——译者。
⑤ 第二个章程的全文载于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31—135页；回译成中文，载王健民：《中
国共产党史稿》，1，第52—55页；韦慕庭与夏连荫：《文件》，第104—109页。
① 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第67—68页。张国
焘略有出入地列入了以下组织上的变动：中央在“四大”以后包括书记处、组织部和宣传部，以及《向导》
周刊的编辑；劳工部和农民部分别在五卅运动之后和1926年春设立。《明报》，13，第89页。
导的妇女和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中的力量基础。但是党不得不保持其集
中制；否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面对反动分子而无能为力。尽管关于陈领导之
下的党的生活的历史记载很少，仅有的少数资料还是展现了创始人管理一个
组织松散的政党的情况，自上而下的联络渠道比自下而上的更加顺畅地起着
作用。在顶层和中层，中国共产党更多地依靠与陈和李大钊的私人关系（在
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导师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依靠不带个人色
彩的纪律。事实上，一旦这些联系纽带由于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关的成员
便会显示出一种脱离组织的倾向。②李大钊和党的北方支部与上海的中央几乎
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接触，多多少少处于独立状态。即便是1927年初占领汉口
英国租界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行动，也既未经中央的筹划又未经其指
导。①此事仅仅四个月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还对大大扩展了
的党在组织上的缺陷表示了严重的关切。领导层表现出一种官僚主义的倾
向，而有些同志甚至犯有侵吞和贪污的罪行。②
党希望在基层的小组当中见到一种新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在作风上应当
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成员的观点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而且
对党绝对信任而不怀疑。事实上，小组主要处理实际工作而放弃了理论训练。
③那个层次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仍是没有组织而且随便的。陈关于严密的党
组织的看法，似乎更接近于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宁。例如，根据现有
的文件，在陈任书记职务期间，没有什么地方提到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
④主要的决策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作出，陈与其书
记处中的同志们则完成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陈辞职以后，1927年8月7日召
开的会议批评他的领导作风是“家长式的”和“独断专行的”，他的组织路
线是“不民主的”。这反映了新一代经莫斯科训练的领导人的观点，他们在
党的生活中的经验，尤其是从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来说，很不相同。
② 陈公博：《寒风集》，第226页；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新观察》，13（1957
年7月1日）；托马斯〓C。郭：《陈独秀（1879—1942年）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第255页。
① 迈斯纳：《李大钊》，第119页；《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红色文献》，第108页。
② 1926年7月12—18日全会的决议全文，载郭华伦：《史论》，1，第224—230页，译文载韦慕庭和夏
连荫：《文件》，第271—281、288—317页，见第276页。
③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件》，第95、106、137页。小组中的党的生活，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当中实行
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莫斯科训练的中共党员的返回，也许是导致1926年以及
后来对陈的组织路线尖锐批评的原因。
④ 哈里森：《长征》，第126页。
第一次统一战线内的紧张状态
对于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唯一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其与孙
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中国共产党起初
并不愿意陷进去。在“一大”上它对中国其他党派的态度，不是如陈公博记
载的那样是敌对的，就是像陈潭秋追述的那样，支持国民党的进步的政策，
但采用非党派的合作方式。①必须记住，陈独秀当时正与广东的军阀陈炯明共
事，李大钊则打算与北方的军阀吴佩孚进行一次会谈——两者都是孙逸仙的
敌人。②但是，到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陈炯明事件已经结束，吴佩
孚也遭到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当前事态的声明的严厉谴责。这个声明邀请
国民党以及其他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团体联合组成一个民主统一战线，将中
国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③
统一战线的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无可质疑的；使中国共产党其后遇到
宗旨上和组织上难题的，是1923年6月采用的“党内合作集团”的政策——
据此，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