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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部分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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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上和组织上难题的,是1923年6月采用的“党内合作集团”的政策——
据此,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党组
织的独立性。④首先,这种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策略,同中共在意识形态上
铲除资产阶级的承诺是矛盾的;另一方面,党员一致行动正是列宁主义的共
产党概念的本质的组成部分。①夺取政权之前很有必要结成统一战线,这一前
提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数上的劣势,似乎是有充分根据的,但它也为统一战线
在国民革命看上去正在取胜,联盟中较弱的一方可能被较强的一方抛弃时的
最终分裂,播下了种子。因而,这个联盟必然是暂时的,因为从革命的一个
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不大可能是平平静静的。继列宁的《两种策略》
之后,瞿秋白的重要文章《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②似乎已准确地点明了
这个问题。但共产国际更为乐观,谋求从内部控制和改造国民党。③
国民党由于接受了如其1924年的宣言所阐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目
标,也由于其改组披上了列宁主义的外衣,的确发生了变化。④统一战线成立
以后,中国共产党谋求通过把其成员安插进国民党中央的群众运动部门和黄
埔军校,从而影响国民党。国民党员们对传统上被认为显赫而有实力的部门,
例如财政和外交部门,而不是组织、宣传、劳工或农民部门,表现出更大的
① 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59页。参见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
产国际》,美国版,14。10(1936年10月),第1361—1366页;英国版,13。9(1936年9、10月),第
593—596页。
② 《华字日报》登载了许多陈独秀1921年3月以后,尤其是1921年9月10日在广东活动的报道;郭华伦:
《史论》,1,第31页。
③ 《红色文献》,第28和34页。学者们大都同意统一战线的主意来自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被诱骗而接受
了这个主意。关于一种相反的意见,参见H。R。艾萨克斯对H。斯内夫利特(马林)的访问记,载《关于共产
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
④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68页。
①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第52页。
② 《新青年》,2(1923年12月20日),第79—102页,署名屈维它。
③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52页;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48—150页。
④ 国民党组织部:《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出版地不详,1927年8月。还可参见韦慕庭:《孙逸仙:受
挫的爱国者》,第172—174页。
兴趣,这一事实表明,国民党对党的组织和革命的观点没有改变。保守分子
们争夺有钱有势的政府职位或大元帅府的职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机
关刊物《向导周报》、《新青年》和《前锋》,从未停止批评国民党组织上
的缺陷和妥协的倾向。这些努力,连同俄国的援助和俄国顾问的到来,有助
于国民党中左翼的产生,因而在其创始人孙逸仙于1925年春逝世以后(见第
11章),逐渐分裂了该党。①国民党的党组织落入左派之手,而政府则仍在
右派的掌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斯大林的特使鲍罗
廷,希望形成一个中间派来团结和统治该党。②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导致中国共产党重新调整其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被
陈独秀认定为“反革命的”③国民党右翼已背离了统一战线,而中间派则保持
其暖昧态度,国民党左翼具有革命倾向但是容易妥协。陈因而从其早些时候
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转变到只有无产阶级
才能执掌这种领导权的立场上来。大约同时,斯大林在莫斯科提出了国民党
实际上是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大(民族)资产阶级
——组成的集团的观点;④因而就中国共产党来说,留在其中以便保持“党内
合作集团”联盟,尽力使国民党发生转变,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从更实际的方面说,中国共产党向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得益于国
民党的合法旗号,⑤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随后的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
工以及1927年1月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的行动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
利。这些胜利要归功于中共在城市劳工当中的工作。⑥第一次统一战线将近完
结之时,中共大概能够影响约300万工厂、矿山和铁路的工人。与1920年仅
仅385000人的数字相比,①这种显著的增长要归因于中共在其1925年1月于
广东召开的“四大”上所采取的展开工会工作的措施,以及五卅运动本身。
工业方面纠纷的次数增加了——由1925年的348起增至1926年的435起,
尽管大都出于经济原因。②北伐期间(见本书第11章),湖南的工人帮助北
伐军运送军用物资,同时破坏了北方军队控制之下的铁路系统,③他们在汉阳
兵工厂的同志们则举行罢工,阻止为吴佩孚部队生产军火。④迅速扩展也许导
致了工会组织的脆弱。在广东,工会的领导和纪律都令人失望,因为工会本
身在共产党和反共产党的路线上存在严重的分歧。⑤在武汉,当时工会运动的
① 陈志让:《国民党左翼——一种定义》,《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5。3(1962年)。
② 哈里森:《长征》,第58页。
③ 《向导周报》,101(1925年11月7日),第844—845页。
④ 德昂科斯和施拉姆:《马克思主义》,第228页。
⑤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19页;哈里森:《长征》,第50页。
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此后作《工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北京,1954年),
第546—549页。
① 陈达:《中国的劳工骚乱》,《每月劳工评论》,6(1920年12月),第23页。
② 哈罗德〓R。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第2版,第123页;《向导周报》,159(1926年6
月23日);167(1926年8月15日);和168(1926年8月22日)。
③ 《工人》,第319—328页。
④ 《民国日报》,广州,1926年9月21—25日,载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海,1947年。
⑤ 《劳动周报》,5—8(1923年5月和6月),引用于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72页
脚注12;《泰晤士报》,1926年12月1日;邹鲁:《回顾录》,上海,1943年,1,第166页。
一个杰出领导者刘少奇,承认工会群众基础薄弱、组织不团结、政治觉悟模
糊。⑥
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的正统立场,
把亚洲革命者的注意力引向他们本国的土地问题。在其1922年的第四次代表
大会上,共产国际着重告诫说:
东方各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
东方各国的革命党必须明确制定自己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应该提出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及
其以大土地所有和土地租种形式出现的残余的要求。①
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1926年2—3月),还有第七次全会(1926年11
—12月),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吁。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陈独秀和张国
焘尤为突出,往往低估农民对于政治问题的兴趣及其有组织的行动的能力。③
中国共产党1925年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土地革命只表现出有限的兴趣。然
而,这并不能否认某些党员个人为后来相当重要的农村工作倾注了精力:沈
玄庐在浙江萧山的农民协会为减租而斗争;而彭湃在海丰和陆丰的农民协会
创始于1921年,在1923年拥有100000以上的成员。后来,在国民党的赞助
下,不过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场运动波及广东全省,涉及大约700000
人。青年团领袖恽代英以一种不那么系统的方式劝导团员们去乡下工作。④
湖南的农民运动由于其巨大的规模和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是别具一格的。
它始于1923年,并且在1926年该省被国民党的军队攻占时,得到了有力的
推动。据毛所说,那里的协会在1927年初拥有200万名会员。①当国民党军
队到达湖北时,农民运动也在那里爆发了。到1927年5月,它声称有250
万成员,而江西据说有83000人加入农民协会。②组织起来的农民试图推翻或
削弱“土豪劣绅”的统治,攻击不合理的风俗和习惯,铲除腐败现象。③在湖
南,他们超过减租减息的范围,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④他们还通过提
供军事情报和充当向导来支持国民党军队。⑤
到1927年6月,武汉国民党的农民部(见本书第11章)声称六省的农
⑥ 参见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1月,载《工人》,第407—408、413页。
①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件选编》,1,第387页。
② 同上书,2,第279页;《红色文献》,第254—255页。
③ 陈独秀文,载《新青年》,12。4(1924年),张国焘文,载《向导周报》,12(1922年12月)。
④ 《新青年》,9。4(1921年8月1日);9。5(1921年9月1日);10。6(1922年7月1日)。又见尼姆〓韦
尔斯:《红尘》,第199—200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此后作《农民》),中国现
代史资料从刊编,北京,1953年,第35—39页。关于彭湃的工作作风见《红旗飘飘》,5,第38—42页。
关于彭和海陆丰,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国季刊》,8和9(1961
年);尤其是罗伊〓霍夫海因兹:《浪潮》。关于恽的工作,还可参见《中国青年》,32,1924年5月24
日。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63页;毛泽东:《选集》,1,第14页。然而,李锐提
供的1927年4月的数字是5180000人。见《农民》,第288页。
② 《农民》,第391、410、413页。
③ 毛的湖南报告,载竹内本,1,第209页。
④ 《农民》,第289页。
⑤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1954年,1,第78—79页;《华侨日报》,香港,1926年9月7日。
民协会拥有令人吃惊的900多万名会员。⑥如同工会一样,它们的飞速发展也
导致了组织松散和纪律涣散。⑦曾是国民党农民部首脑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公
开地承认他在加强农民运动方面的失败。⑧更糟糕的是上层决策含糊而易变,
造成了下层行动犹豫不决。如一位领导者所说:
而我们自己呢?当时实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既要与一切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
阶级宣战,而在另一方面又要与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又要与封建余孽、豪绅
资产阶级的走狗、大小新军阀,讲亲善,谋妥协。对工农的要求,则制止工农自己动手来
解决,而要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命令。这岂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样的无期吗?

左翼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更谴责了农民运动中的过激行为。②斯大林断言
国民党左派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这被证实只是一种幻想;没收土地和组织
农民自卫队,彻底剥夺了国民党左翼的利益,暴露了一场来自下层的革命和
“党内合作集团”政策根本上的不相容性。
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4月重要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才有了土地政策。
就在这以前,毛提交给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草案,主张在政治上没
收“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土地,在经济上没收所有出租的土地。③代表大会本
身的土地问题决议要温和得多——仅仅没收公用的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将小
地主和革命军官从这场磨难中放过了。④代表大会没有坚持没收以后的集体所
有制,但是认为解除地主部队的武装,同时帮助农民组织农村的自卫武装来
保护土地重新分配的果实是适当的。⑤在军阀和地主具有军事优势的条件下,
没收和武装,能否如同期望的那样得以实现,是值得怀疑的。农民协会购买
武器是被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禁止的。⑥这与在城市中将工人纠察队缴械的作
法,有同样的结果。没有武装起来的农民,乡村的农民运动可能遭受残酷无
情的镇压,长沙附近的“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就是例子。这在
后来将对秋收起义期间的第一个苏维埃的成立产生影响(见本书第11章)。
如前所述,陈独秀是反对依靠武力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和
平主义者。在1923年4月18日《向导周报》的一篇文章中,他阐明了他的
立场,使之与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相一致;概括地论述了拥有武器的人民反抗
拥有武器的军阀的革命,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装与反动势力的正规军对阵的
列宁主义的景象。陈未能想象出来的是一支能征惯战的政治化的军队。在中
国共产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个共产党人
⑥ 《农民》,第18—19页。关于农民运动的夸大的叙述,也许是由于把“农会”(乡绅领导的农民团体)
计入了“农民协会”(农民领导的农民协会)。
⑦ 毛:《全国农协最近训令》,1927年6月3日,竹内本,2,第9页。
⑧ 哈里森:《长征》,第113页。
① 柳直荀:《马日事变回忆》,《布尔塞维克》,20(1928年5月30日)。
② 《汪精卫集》,上诲,1929年,3(1927年7月5日),第141页。
③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89—290页。
④ 郭华伦:《史论》,1,第240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季刊》,9,第162页;斯图尔特〓R。
施拉姆:《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98—99页。
⑤ 郭华伦:《史论》,1,第241页。
⑥ 《农民》,第400—401页。
的前线组织,在黄埔军校的学员①当中创立了,稍后,又诞生了一个对立的团
体,“孙文主义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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