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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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混杂的军队，但是在俄国人帮助下的两年半的改组期间，它在训练、装
备、教义的灌输和战斗经验方面，都有了改进。
国民党的两极分化
1925年夏季，戴季陶出版了两本书，它们都对孙逸仙的哲学作了保守的
解释，并且都提出了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论点。①戴季陶争辩说，三民
主义是国民党唯一的学说；同时他断言，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工作的唯一的
党。共产党员和其他不是无保留地接受这些主义的人，应当从国民党清除出
去。实际上，戴季陶号召结束容许共产党员在年长的党内活动的制度；他指
责共产党员是寄生的，在领导人之间挑起冲突，设法把非共产党员从国民党
的岗位上拉下来，并且吸收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和他们的青年团。戴季陶的
朋友沈定一原来参加了共产党，这时转而反对它。7月5日，他召开了国民
党浙江省委员会的会议，发表了响应戴季陶思想和谴责阶级斗争观念的宣
言。上海的执行部印了这份文件分发给它管辖的所有组织；它还发表指示，
禁止国民党员提倡阶级斗争。②
共产党对这一挑战作了反应。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封日期为8月
30日的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他在信中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动机辩护，并
且警告说，戴季陶的著作正被反动派用作宣传。③中央委员会在10月份举行
了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决
议。决议攻击戴季陶之流，认为他们是主要敌人，并且重新强调了联合国民
党左派反对右派的政策。决议试图定出这两类党员的分类标准，但是表示了
对左派真正力量的怀疑。①
一批国民党老资格党员，于1925年11月在北京附近的西山召开他们称
之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会议。实际上国民党由于广州正在遵循的
激进路线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以致北京的集团和广州的领袖们都不能凑
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定人数。可是，“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
把共产党员赶出国民党，并宣布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不能共同前进。这个集
团宣布中止鲍罗廷与党的关系，解散没有党章根据的政治会议，停止汪精卫
③ 《革命文献》，12，第1802—1805页；《北伐简史》，第46页后面的图。
① 布尔曼：《传记词典》，3，第202页。已故的夏连荫小姐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分析了主要的
几点，载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206—207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11—412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
③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130（1925年9月18日），第1196—1197页。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34—237页。
的党籍六个月。这些措施没有约束性的效果。为了报复，广州的领袖以中央
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谴责邹鲁和谢持对西山会议派的领导；
在一封公开信中，蒋介石为汪精卫、鲍罗廷和中共党员辩护。西山会议派在
上海成立党部，夺取了当地党员的登记簿，接管了《民国日报》作为它的喉
舌，并且计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②
但是，广州的领袖们先成功地召开了他们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
于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253名有投票权的代表到会；大会
听取了关于党的工作各个方面的报告，其中包括谭平山关于党员问题的论
述。党员仍不足20万人，虽然谭平山后来谈到国内外党员有50万人——这
是夸大。他提供了11个正式组织起来的省的每一个省、5个在组织过程中的
省和3个直辖市的党员的大致数字，共计183700名党员；但他不得不略去上
海和汉口的数字（它们没有上报），也没有提到在陆军、海军和广州警察中
吸收的数字，这些部门都有特别支部。①
约90名国民党代表（超过1/3）也是共产党员。②他们作为一个核心小
组发挥作用。大会讨论了对持不同意见的保守分子的处罚和处罚方式。出现
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但是最后，汪精卫的从宽的呼吁——为了不致进一步使
党分裂——被举手表决的大多数代表所通过。谢持和邹鲁将被开除出党，其
他12名参加西山会议的党员应接到警告信，戴季陶将被告诫悔过，③作为对
西山会议派驱逐鲍罗廷的直接反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给他一封感谢
信，并送给他一件上面刻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银器。④
由于西山会议派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员，分歧就不
能避免。的确，争论表明有一股批评共产党员秘密活动的暗流和没有言明的
对他们是否忠于年长的党的怀疑。几名共产党的发言人激烈地为他们的党辩
护。于是这一问题又被搁在一边，决定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开会，
制订出一个解决办法。⑤从来没有举行过这样的联席会议。
左派的另一个胜利是选举国民党新的中央委员会。在持不同意见的北京
集团中，没有人重新当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36个席位中，共产党员赢得
了7个（可能8个）席位，在24个候补席位中，赢得了6个，其比率稍高于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位的比率。只有两名共产党员赢得中央监察委员会
的席位，但在前一届则没有。身份不那么确定的左派赢得了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9个正式席位、3个候补席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赢得两个席位。蒋介石
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委员，与汪精卫、谭延辏Ш秃好褚谎彩堑闷�
最高的。胡汉民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右派领袖，因在谋杀廖仲恺阴谋中所起的
② 《西山会议关于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人的重要文献，1925年11月》，载《国闻周报》，4。14（1927
年4月17日），第14—16页；邹鲁：《回顾录》，1，第180—189页；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
陈天锡编，3，第975—978、98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13—434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韦慕庭和
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09—212页。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第29、31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63页。
③ 《会议记录》，第134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66—469页。
④ 《会议记录》，第18—19页。
⑤ 同上，第165—169页。
可疑作用，仍在俄国流亡。他实际上的全票当选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①
向左转的最明显证据是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其九人常务委员会（真
正的执行机构）一事。常务委员会包括三名左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甘乃
光；三名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杨匏安；以及蒋介石、谭延辏Ш秃�
汉民。②广州的左派和共产党领袖们享受他们的胜利只有两个月时间。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和共产党的渗透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被有意识地政治化，以使它成为有效的革命工具。
武装力量由国民党的文官控制，官兵们被灌输了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
工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会议）、
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政治训练部，以及武装力量所有较大部队的党代
表。政洽部以苏联中央政治处（PUR）为模式，党代表相当于红军中的政治委
员。控制和教导的制度是逐步实行的，始于1924年春季黄埔军校成立之时；
在1926年3月中北伐开始前不久，大部分较大的部队都设立了政治机构。政
治化部分地代替了技术的现代化；它还被设想为一种控制对国民党的忠诚可
能有问题的军官的手段。①
政治训练部是既用于控制又用于教导的工具。它约在1925年6月成立，
到10月份开始行使职能。军事委员会经国民党政治会议批准，任命部的领
导。陈公博在1926年3月担任这个职务，但不久就被替换。当时一张组织表
表明约有29名军官在三个部门——总务、宣传和党务——工作。军队中的实
际工作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门来进行的，政治训练部至少在理论上控制陆
军中的军和独立师、海军和空军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参谋部和军需处
的党代表。军队中一切党的工作及政治和文化工作应该在政治训练部的指示
下进行，但是给高级党代表的指示必须有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政治训练部领
导的签名。但是在政治训练部和高级党代表（他们大部分为老资格党员）之
间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因素。共产党员周恩来是该部副主任，但常常代理主任
的工作。
到1926年3月中旬，政治训练部已经为军队官兵制定了一个三个月的政
治教导计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不识字的士兵编写一本读、写教科书；发
行了一份名为《政治工作》的日报，发行18000份，大部分发给军队中的军
① 选举结果载《会议记录》，第145—146页。前四人各得249张有效票数中的248张。当然会上三个得票
最多的人不能在记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据参加大会的张国焘的说法，缺席的胡汉民实际上得票249张，
但在汪精卫的怂恿下，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减了胡汉民一票，排在汪、蒋之后，名列第三（根据公布的会议
记录，实际上在汪、谭以后，在蒋之前）。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282页和第708页脚注
14。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73页和第519页，脚注33，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会议记录，附投票结果。
① 以下的讨论主要根据1927年4月6日在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处的搜查中没收的一批未发表的文件。
原件为俄文，英国驻北京的武官J。R。V。斯图尔德上校把英译文交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后者把文件转交给
英国外交部。这些文件现存于伦敦档案局，档案号为F。O。371—12502（F8322/3241/10）。这一批文件包括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15份附件，其中3份已散失。它们的日期约从1926年3月起，第1份《关
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指导的规定》的日期为1926年3月15日；它与第6份未注明日期的附件《关于国民
革命军中政治委员〔原文如此〕的规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3月19日颁布并转载于《革命
文献》（12，第1814—1821页）的几乎一样的规定所证实。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的修订补充本计
划发表这些苏联的文件。
官和政治工作者。《政治工作》的编者是一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当地
委员会为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作为教导政工人员的手段，再通过他们去教育
军队的官兵。为了协调军、师政治部部门的出版活动，由这些单位代表组成
的一个委员会计划出版16种小册子，其题目如《教士兵什么，怎样教？》《什
么是“不平等条约”？》和《国民党史》等。五种已经付印；此外，其他的
小册子、传单、书籍、杂志、情报、漫画招贴也由不同的机关大量发行。
党代表是国民革命军部队中的国民党的政治监察人和官方宣传员。到
1926年3月，这个制度在所有陆军的军、海军的舰只以及中央军事行政机构
中实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章程》的第一条宣布了它们的目的：灌输革命
精神，提高战斗力，加强纪律性，开展三民主义教育。①党代表对其部队的政
治和士气状况负责，并监督执行国民党的指示，领导党的核心，开展一切政
治和文化工作。他必须熟悉他部队的官兵，研究他们的思想情况，并且力图
纠正一切缺陷。他是有指挥权的军官，对他的命令要像对部队指挥官的命令
那样服从。在战斗中，他是英勇善战的模范，在进行战斗时保护平民不受军
队的骚扰；他应当在部队的驻地建立与农会和工会的联系。
党代表是独立的指挥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与军事系统平行而不是隶
属于它。党代表观察军官们的忠诚。高级党代表由军事委员会向军部和师部、
海军局、总参谋部以及其他高级机关指派，并与军事指挥系统的对应人员共
同行动。军事指挥官颁布的命令如没有党代表的签署，不能生效。在发生分
歧时，党代表应签署，但应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如果指挥官犯有某种不法行
为，党代表应加以阻止，并立刻向其上级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报告。党代表即
“政委”，与军事指挥官同为一体，不可分割，不论何时何地，都应共同工
作，以求达到一个共同目标，即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统一中国。
根据我们利用的基本材料（约至1926年3月）的俄国作者所掌握的情况，
在国民革命军中有876名政治工作者。他们之中的75％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
左派，约20％为无原则的野心家，所剩下的5％是极端仇视共产党员和左派
的国民党右派。附件之一提到在国民革命军中搞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241
人，即超过了已知的政工人员数的1/4。已知有887名共产党员在陆军中，
其中一半以上在第1军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当时65000名战斗士兵中
仍是一小部分。俄国顾问V。A。萨卡诺夫斯基（“尼洛夫”）在探讨3月20
日的政变时指出，共产党政工人员担任了军队中大部分重要职务，指派他们
自己的人到不同的岗位，并且秘密执行各指挥官所不知道的任务，这就引起
了各级指挥官以及非共产党的政工人员的猜忌和愤怒。他报道，第1军的政
治部主任、它下面各师的5名政委中的4名以及16名团政委中的5名是共产
党员。①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一文的俄国作者的说法，所有共产党员
接到了向国民党组织渗透并在其内部取得影响的指令。当时流行的口号是：
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这种渗透，特别是对部
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关键领域的渗透强烈地引起有些国民党领袖的担心。而
① 《革命文献》，12，第1818页，上引文件附件6的译文不同。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