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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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它号召中国同志们“把
所有现存的农民组织团结在共同的革命中心之中……这些中心将能够唤起全
体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反对农村中支撑半封建制度的军阀、行政官员、中间
人和绅士”。①莫斯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定这项任务，但在中国执行起来并不
那么容易，在中国，晚至1926年7月，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承认，
仅有120人负责党的工作，而当时至少需要355名领导人员。②
俄国在华北已经大量投资，试图加强和争取冯玉祥和其他将领1924年
10月对吴佩孚发动政变后组成的国民军。从1925年4月后期开始，一批苏
联军事顾问开始与冯将军的国民第一军一起工作，到11月份，有42名俄国
人在他的张家口根据地工作。他们未能接近冯（更不用说控制冯为俄国利益
服务），但是他们勤奋地工作，通过建立各种技术学校来提高下级军官团。
④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3月9日，译文来自莫斯科《消息报》，第51
期，3月3日。
⑤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6月17日。其他国家另外捐献的5000卢布也通
过莫斯科汇来。
① 英国外交部F6462/3241/10（现编档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
通讯》，13315，1927年7—9月，第27号。邓中夏是这次罢工的领袖，他提供的材料是，到1926年6月，
罢工委员会的总收入为517万中国元，列举的收入来源是整数；其中有：“其他来源——20万”。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4页。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33页、521页脚注93。总计可能接近1100万卢布。
③ 同上书，第92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国际报刊通讯》，6。40（1926年5
月6日），赫尔穆特〓格鲁伯在其《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57—461页）中引用。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115页。
他们没有取得像他们的同事在广州似乎取得的那种成就。1925年6月，43
名俄国人抵达河南开封，与岳维峻指挥的国民第二军一起工作。他们在各个
方面都受到了挫折，他们之中只有几个人留下来，看到了岳的军队在1926
年3月初期在农村“红枪会”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俄国顾问们试图与国民第
三军建立联系，但没有成功；国民第三军在1926年2月也崩溃了。
到1925年末，郭松龄推翻张作霖——俄国的敌人——的努力失败，这部
分地由于国民军支持不力（虽然张家口俄国顾问团的18名成员协助冯进
攻），部分地由于满洲的日本军队为保护张作霖而进行了干预。冯将军于是
退隐，他的国民第一军的将领们准备撤到长城的那一边，避免与张作霖和东
山再起的吴佩孚的联军交战，吴对俄国并不比张将军更友好。①在郭松龄叛乱
时，张作霖从黑龙江调来援军，但中东铁路的俄国经理A。V。伊凡诺夫拒绝让
军队不付费用而通过铁路行动。部队使用另一条路线南下，但是在平息叛乱
后，回去的部队强行征用了几列火车返回哈尔滨。伊凡诺夫通过关闭长春至
哈尔滨的一段铁路，进行报复，因而在1926年1月22日被中国部队逮捕。
加拉罕发出一份最后通牒，问题通过在奉天的谈判得到解决。张作霖这时完
全了解在他地盘之北的俄国人的力量以及俄国人对他国内敌人的援助。②
2月份，在发生这些事件时及以后不久，来自莫斯科的以A。S。布勃诺夫
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北京研究华北和华南的俄国顾问的工作，同时调查苏联
援助中国革命的总的问题。委员会会见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叶戈罗夫，以及
几名协助冯玉祥的和在广州工作的顾问。尽管对冯将军是否真正献身于革命
一事感到担心，但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仍决定继续讨好于他。③
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它使国民第一军与国民党和共
产党的关系紧张起来，并且可能使俄国使馆更加沮丧。这一事件是八个辛丑
和约缔约国在3月16日交给段祺瑞政府的一份最后通牒引起的，它要求清除
它们的北京至上海的通讯的一切障碍，以信守1901年的辛丑和约。次日，中
国文职机关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但是他们被
赶走，许多请愿者受了伤。3月18日上午，一次群众集会通过了取消辛丑和
约以及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共同组织了阐明
两党一个根本目标的抗议。约2000名示威者（其中有许多学生）浩浩荡荡地
朝执政府前进，但是遭到政府卫兵的攻击，47名示威者被杀，几乎与沙基惨
案中被杀的华人一样多。政府发出了缉拿北京五名国民党著名人物的逮捕
令，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他们都隐蔽起来，李大钊到俄国使
馆避难。段祺瑞政府是通过冯玉祥的支持而幸存下来的。一名国民军将军是
北京司令和警察首领，但似乎没有采取行动以阻止这次屠杀。因此，国民党
的北京市党部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国民军的领导，并且发表了一项决议，声明
如不逮捕和处决段祺瑞和其他高级官员，国民党将断绝与国民军的友好关
① 根据已故的夏连荫为韦慕庭和她合编的《文献集》补充本所写的一章。她的基本史料是北京突然搜查中
没收的文件，它们得到了当时其他的证据的证实。一名年轻的俄国妇女当时作为一名翻译在张家口与顾问
们一起工作，1926年1月她在北京。她对这些事件的生动的报道见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
…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成英文，见第80—122页。
②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2—283页；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大
角逐”》，第217—219页。
③ 见上段最后的脚注。
系。但没有发生这类事。①
在华南，俄国援助团在1926年3月初期可能有50名或更多的老练工作
人员。六艘俄国船定期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广州之间，运来汽油、武器
和拆散的飞机。②军事代表团团长是N。V。古比雪夫（“基桑卡”），他接替
了布廖赫尔将军，但是他与党军领袖和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关系是紧张的。
这些问题和变化不定的局势，有助于说明俄国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特别
委员会1926年3月25日通过、政治局在一星期以后正式批准的关于中国和
日本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决议。①以利昂〓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特别委员
会，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在1925年12月签订洛迦诺条约后
帝国主义各种力量得到巩固的危险，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委员会担心英国和
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俄。苏联需要延长它的休整期，中国革
命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满洲的俄国利益，委员会决定，
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保证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的谅解。必须“甘心
于一个事实，即南满在以后的时期将留在日本的手中”。这个迁就政策必须
提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取得它们的同意，鉴于中国对日本的仇恨，委员
会认识到要它们接受这一方针是多么困难。“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的方针
必须谨慎地拟定，以使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会不正确地解释为“为了解决苏日
的政治关系而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了正确地引导舆论，必须对中国报刊加
强革命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影响。
如果满洲将成为自治区（委员会说这是日本所希望的），俄国应使张作
霖不再“干涉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中东铁路应完全归俄国控制，虽
然要以一种称之为汉化的文化性质的措施作为掩饰。在与张作霖谈判时，俄
国应鼓励张与日本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俄国不会损害这种关系，但应明
确指出，为了在对日关系中保持某种独立性，满洲政府与俄国也保持良好关
系将对它自己有利。可以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团准备以一位低能的将
军来代替他，“但是当存在正常关系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让别人来代替
他”。与张作霖（以后并与日本）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之一应该是，保护革
命的蒙古不受张作霖侵犯。
在与日本谈判之前，俄国应集中力量真正改善关系并影响日本的舆论。
委员会酝酿一个可能的三方协定（苏联、日本和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和
外交上应该这样打好基础：使中国人不可能把中国发现自己暂时被迫向日本
作出的任何让步，解释成我们参加的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应让左派人士
知道，俄国只准备容忍中国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的那种让步，这种让步是保
① 同上。
② 这是估计数，因为随着新顾问的来临，人数有变化，有的来自北方缩小的或撤消的军事代表团。伍朝枢
可能在1925年10月后期告诉德国的领事，有38名俄国人在广州政府中工作，英国外交部405/248第251
号（F5914/194/10）。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于1926年2月28日来到广州，她提到了同船的六名新来者，
并叙述她在广州遇到了许多俄国人，但没有提供总人数。《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莱文英译本，第141、
149、176—188页。
① 文件藏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我们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的问题》，载《利昂〓托洛茨基论
中国：彭述之导言》，第102—110页。格鲁伯的《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62—467页有摘要，但题目和
译文不同；梁的《中苏外交关系》，第286—289页有评论。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契切林、捷尔任斯基
和伏罗希洛夫。
卫革命运动使之不受联合的帝国主义进攻所必需的。可能举行的联合谈判，
将达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在日本和英国之间打进楔子。
俄国公开宣布，它完全同情中国群众为争取一个单一的独立政府而进行
斗争；但是它将反对俄国进行任何军事干涉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
人民自去解决。在实现一个统一的政府之前，苏联政府“试图与现存的所有
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忠诚关系”。因此，委员会在向南方看时，认
为如果人民军队（即国民军）不得不长期把地盘让给吴佩孚，那么与吴达成
一项协议以削弱他对英国（“中国独立的主要死敌”）的依赖是有利的。应
鼓励广州政府把其地盘不仅看成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而且看成是一个需要
稳定政府的国家，还应鼓励它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务。斯大林对被批准
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广州政府应“断然放弃任何扩张性军事征战的思想，
总的说还应放弃会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动”——反对蒋
介石北伐计划的一种告诫。一张便笺指示驻巴黎的苏联大使查明广州政府有
无可能与法国妥协，是否会派代表去法国试探这种可能性。①
总之，正如研究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专家所概括的这份文件的主
旨，俄国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其手法是把英国作为排外行动的
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收买日本”。①但是就在这个
时候，广州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俄国不能控制国民革命的方向。蒋介石
3月20日政变的含义，莫斯科的领导集团到3月底显然还没有领会，或者至
少没有影响他们关心北方的基本策略。
国民党内权力关系的再调整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的原因和蒋介石从此以后玩弄权术的
手法，都非常复杂和使人迷感不解，这里不能详细论述。②由于广州三名最高
级俄国军事顾问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对俄国武器和资金分配的控制，由于他们
缺乏对北伐的支持，还由于蒋怀疑N。V。古比雪夫与汪精卫和其他人勾结，企
图把他送到俄国，蒋介石对这三名顾问的敌意显然加强了。他还敌视他的主
要政敌汪精卫，怀疑汪与俄国人一起反对他。③
从黄埔蒋介石大本营起锚的中山号炮舰3月18和19日的可疑的游弋，
可能使蒋介石认为一个劫持他并把他送到俄国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3月20
日上午，他扣留炮舰，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和一名共产党员，在广州
宣布实施戒严令，命他的部队解除保护俄国顾问住宅和共产党控制的省港罢
工委员会指挥部的卫兵的武装。①这次突然行动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预
① 格鲁伯的译文是“派广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鉴于蒋介石3月20日的政变的
一个结果是汪精卫于5月前往法国，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① 梁：《中苏外交关系》，第287页。
② 近期两篇有价值的研究是吴天威的《蒋介石的1926年3月20日政变》，载《亚洲研究杂志》，27（1968
年5月），第585—60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89—494页。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中（第
218—224页）有简要的报道。
③ 蒋介石日益增强的疑心的证据，可以在他1926年1月19日至1926年3月15日的“日记”（毛思诚：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找到。他4月初期的《致汪精卫的复信》，对汪精卫进行了一系列
指责，此信后来发表于文化研究社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246—253页。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月22和23日和4月20日的条目，转载于《革命文献》，
9，第1291—1300页，它们提供了蒋介石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先警告俄国顾问，它造成了一次政治风暴，这次风暴以俄国人同意驱逐三名
蒋介石最反对的顾问、从第一军撤去共产党政工人员和汪精卫在5月9日去
法国而告终。
4月29日，鲍罗廷与胡汉民、陈友仁和几名左派领导人一起回到广州。
在此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