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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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修订本中有摘录。陈训正在夺取武昌和南昌的记载中称赞“我空军”的活动,而不提飞行员是俄国人。
《革命文献》,13,第1991—1992、2163—2164页。
② 两份关于给推进的军队特殊形式援助的报道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93—
297页(1926年9月14日)和第298—301页(1926年11月4日)。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的早期报道是
H。欧文〓查普曼:《1926—1927年的中国革命:从国民党首都汉口所见的一份共产党控制时期的记载》,
第21—27页。在乔丹:《北伐》第75—79和241—246页,可见到几个例子和一种评价。安格斯〓麦克唐
纳:《湖南农民运动:它的城市根源》,载《近代中国》,1。2(1975年4月),第188—189页,以及他
的著作《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4—270页;此书不承认农民支援部队的作用,认为城市工人更为重
要。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16—374页有有关湖南工会化的文件。切斯诺:《中国的
9月份夺取汉口和汉阳以后,革命热情在那里不断高涨。两个城市很快
就贴上了谴责帝国主义和军阀以及号召支持国民革命的标语。政治部每天组
织集会和游行,国民党开始在学生、下级军官、妇女、劳工和其他集团中吸
收党员。到12月底,它已经吸收了31 000名新党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
张国焘从上海前往武汉指导工作;他在9月11日抵达,随之而来的是几名具
有丰富的组织劳工经验的同志:李立三、刘少奇、项英和许白昊。在1923
年2月残酷镇压京汉铁路罢工以后的几年,劳工运动已被压制,但没有被搞
垮。这时它很快地恢复起来。9月14日一次工会代表的预备会议计划组织湖
北总工会,它于10月10日正式成立。快到11月底公布的一张工会名单,列
出了武汉三镇的73个工会(据报道会员有82000名)和大冶铁矿中心的6
个工会(会员有11000名)。11月的某个时候,共产党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
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以指导组织工会的进程。①
11月,一个罢工的浪潮冲击着武汉三镇,其矛头既针对本地的工商业,
又针对外国的企业。印刷工、邮政工人、丝绸铺的店员、苦力劳工、日本家
庭和商号中的仆人和雇员都上了街,英国的烟草公司停止营业。工会使用了
武装纠察队,强制实行罢工,有几次干得相当粗暴。大部分罢工因工资增加
而很快平息下来。但是工会试图强制行使它们的管理权,这反而加强了抵制
情绪。罢工对工商业起了消极影响。11家中国银行(包括两家最大的)在11
月19日的结算日无力结算。中国的工商界领袖开始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甚至
威胁说,如果不对两项要求作出答复,将举行罢市;两项要求是:在没有工
会干预的情况下,雇主和雇员直接谈判增加工资问题;纠察队不得进行威胁。
政府的答复是成立调解委员会,国民政府、国民党、商会和总工会各派两名
代表。委员会将调查上涨的生活费用和工商界支付增加的工资的能力。一批
政府领导人从广州取道南昌于12月11日来到,很快设法成立更有秩序的政
府。但是,分裂性的经济力量已经起作用了,最后促成了武汉政府的垮台。②
群众在革命中最具戏剧性和最不祥的参与,是新解放几个省的农民运动
迅速发展。在北伐开始前,广州农民运动总部知道的情况是,在湖南、湖北
和江西只有161个协会和43423名会员。六个月以后,在1926年年底,共产
党的农民运动领袖声称,单单遍及湖南和湖北两省91个县的参加协会组织的
农民就超过了150万。这类数字不可能确切,但它们说明了能够全力投入这
个阶段革命的少数几百名干部进行组织的狂热。①
在国民党军队来到前已经偷偷摸摸地活动的当地共产党员,现在能够在
政治军官的帮助和保护下公开组织农民了。在农村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间,
工人运动》,第322页。
① 同上书,第321—322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32—550页;《中国劳工运动史》,
2,第597—601页。
② 关于罢工、工商界的反应和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见上书,第612—622页。美国国务院893。504/40,汉口
总领事罗赫德致国务卿,1926年12月28日,第15页,谈到罢工和银行无力结算的情况。《中华年鉴,
1928年》,第984页论纠察队的蛮横行为。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400—404页,全面地论
述了湖北共产党组织劳工的情况。
① 吸收的人数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关于1926年6月3日的数字;
第257—262页关于湖南11月份的数字;第395页关于12月末的数字。李锐断言,在北伐开始前4万多名
农民在湖南已被组织起来,但他没有证实。同上书,第267页。
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其中65人是湖南人、湖北人和江西人。10
月初期,另外85人毕业于毛泽东指导过的那一期。地方的组织者知道贫苦农
民的苦难,他们掌握了宣传口号和组织技术的全部本领。在湖南,他们首先
集中力量征募农民帮助革命部队,然后着手吸收他们进入协会和自卫队。在
一开始,他们并不着重农村阶级斗争,而是强调贫苦农民的利益,办法是开
仓,号召减租减息,重新议定租约,通过禁止从一地向另一地运送粮食以降
低粮食价格。这类政策只能激起权势者的激烈反对,湖南的农村很快就卷入
冲突。“土豪劣绅”连同大地主和“贪官污吏”,成了打击和侮辱的目标。
他们的财产应予没收,而在可能时,这类财产是被没收了。但是,正在组织
农民协会的不仅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保守的省的国民党员以及地方
权贵们也组织协会,或者给现存的农业团体起了官方的名称。一个以长沙为
根据地的左派团体,试图引导农民运动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于是在土地运动
的内部既存在阶级冲突,也存在组织之间的冲突。①
随着暴力行为的扩大,已有地方恶霸被处决的报告;在另一方面,也有
农村被攻打和焚毁以及农民领袖被杀害的报告。在有些地区,贫农或他们的
发言人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或采取其他“平
均土地”的形式。农民运动按地区发展,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是在湘江流域
和沿湖北省边境被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区。到11月,据报道湖南省有6867
个地方农民协会,会员总数超过1267000人。地方的团体被一个有462个区
农民协会、29个正式组成的县协会以及若干正在组织的协会的结构连在一
起。对协会的阶级成份的分析表明,60%以上是雇农,“半自给的农民”占
18%。“自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占所余20%的大部分。被左派领导组织起
来的运动似乎明显地吸引了农村的穷人。②
湖南省的农民协会是在长沙的一次大会上组织起来的,这次大会在12
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举行。170名代表据说代表130万组织起来的农民。
开始的几次会议与据说代表湖南省326000名以上参加工会的工人的一个大
会一起举行。花了好多天讨论和通过了组织者事先准备好的几项决议。10月
2日共产党湘区区委通过的宣言,提出了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最低要求,它为
12月大会通过的决议提供了轮廓。这些决议要求实行农民协会必须参加的地
方自治,成立由农民自己控制的自卫组织,粉碎“土豪劣绅”的统治,支持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减息减息,取消苛捐杂税和厘金,储粮备
① 后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有关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的材料。关于早期的发展,见《第一
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0—275、281—284、293—301、322—325页的报道;霍夫海因兹:
《中断的浪潮》,第130—134页。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第190—195页,文中坚持对立的协会
的多样性。
② 关于处决的情况,见英国外交部报告405/252,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3,1927年1—3
月,第44、74和91号;《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62页;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
阴谋》,第139—140页,一名国民党官员的报告的译文。共产党强调处决的恶霸为数很少。见《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1、312、381页;第282—283、329页有关于杀害农村领袖的报道。
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0页)倾向于这种解释。显然杀戮在进入1927年以后增加了。关
于11月份的会员数和阶级成分,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7—262页,以及横山
英:《湖南农民运动》,载《近代中国》,1。2,第204—238页,第217页之图,但可能根据不同的材料
来源。
荒和实行其他救济措施,没收反动派——即军阀及其随从、贪官污吏、“土
豪劣绅”——的财产。省协会的缔造者之一柳直荀任协会秘书长,柳是湖南
人,19岁,毕业于长沙雅礼学校,是毛泽东的朋友。毛泽东不久前已担任党
的农民委员会的领导,参加了大会的后面部分,并作了两次讲话,他在讲话
中坚持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除非它得到解决,否则帝国主义和
军阀主义不可能被推翻,工业的进步不可能实现。他严厉谴责那些约束农民
的人,号召不间断的斗争。①大会以后,毛泽东到长沙附近五个县调查土地革
命;他随即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后来著名的——报告。
在湖北,土地革命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从6月3日报道的38个协会及
会员稍多于4000人这一小基数,到12月在34个县据报道已上升到287000
名会员。经过巨大困难才攻克的江西省,发展得并不那么快。在6月份,只
有36个协会,约1100名会员;在10月份,据报道有6276名会员(可能大
部分在南方),11月攻克南昌后,在为省农民协会举行筹备会议时,用的会
员数字为5万人。不管怎样,江西省是蒋介石特定的势力范围:土地运动显
然受到了抑制。①
反帝运动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
过去80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
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
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
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
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
义运动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
国视作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
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以后趋于明
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
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
反帝运动给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带来了很大好处(两党从1925年年中都迅速
发展),但它也包含着风险。情况似乎可能是这样:如果做得太过分,英国
可能在军事上对广州进行报复,或者列强可能采用干脆支持国民党人的敌人
——北方“军阀”——的政策。
当北伐开始时,针对香港的罢工和对英国的贸易抵制,在广东省已经进
行了整整一年。曾经几次间接谈判以求得解决,因为双方都需要结束这场冲
突。罢工不再给香港带来不便,但是抵制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的贸易和华南的
航运。对罢工者的支持,严重消耗着广州政府的资源,而罢工委员会在广州
已经发展起来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不服管制的武装纠察
队给广州领导集团制造了许多问题。罢工委员会本身就是终止抵制行动的主
① 关于李锐的大会的记载和毛的讲话,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5—278页;关于
共产党的宣言(横山英译成英文,见其前引著作第220—222页),见第322—325页;关于大会通过的宣
言的决议,见326—380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有6月份的数字;关于湖北省的情况,见第395
页;关于江西省的情况,见第420页。晚至1927年5月份,据报道江西省只有82617名会员。霍夫海因茨
的《中断的浪潮》(第104页)提供了组织者声称的1924至1927年四个省(但没有江西省)的数字。
要障碍,因为它坚决要求一笔财务结算的巨款,以支付罢工者一年的工资,
但是广州政府找不到这笔钱,而香港政府则坚决拒绝支付这笔它认为是讹诈
的款项。对广州当局来说,当数千名前香港工人的财政救济结束时,雇佣他
们也存在严重问题。国民党政府急于要结束冲突,同意直接与香港政府谈判,
而不是继续装模作样地只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从7月15至23日的正式谈判
又在支付问题上停止不前。其后,9月4日英国海军舰只在广州港口的一次
短暂行动以及次日在长江上游发生的毫无关系的万县事件,显然使广州当局
相信,英国打算通过军事手段强行结束抵制行动,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蒋
介石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就这一想象中的危险提出警告,他还下令停止罢工和
抵制。9月18,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告诉英国驻广州的代理总领事,抵制行
动将在10月10日或以前结束,他的政府将征收附加税以便支付罢工者。这
样,在10月10日,罢工和抵制由于中国一方单方面的决定而终止,广州政
府对进出口货物征收附加税,这符合华盛顿会议答应但从未正式实施的2。5
%附加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