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9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英国人在我们的背后活动，企图消灭我们。与之斗争的唯一的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国货”。载《北
华捷报》，1926年12月24，转引于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68页。12月26日反英集会的一份
报道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3—384页。
① 中国一方的报道载于蒋永敬：《鲍罗廷》，第99—104页，报道根据临时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国闻
周报》，4。2和1月3、9日（有徐谦和蒋作宾的照片），以及1927年1月16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4—393页，转载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
1，第562—566页，有一份回忆的报道。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84—497页，此文使用了英国档
案和国民党文件，有说服力地断定，国民党领导集团没有计划去夺取租界。一篇英国目击者的报道由E。S。
威尔金森所写，载《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46—47页；关于1月份的事态，见《自由西报》。
辩论。1月21日，内阁最后决定派一支巡洋舰分队和一个完整的英国师，而
不是只派在香港待命的一个印度营。作出这个决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它
给国民党人带来了忧虑，即英国可能试图重新占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
英军将协助孙传芳阻止实现夺取上海的计划。实际上英国政府已经很快放弃
了用武力重新占领上述任何一个租界的想法。此时在北京的蓝普森派他公使
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汉口，谈判归还租界之事。
参赞欧玛利和汉文参事台克满在1月11日来到汉口，陈友仁和欧玛利之
间关于汉口租界问题的谈判持续到2月12日。对国民党一方来说，谈判带来
了英国外交承认的表示，并且一次成功的谈判将提高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对
英国人来说，谈判被认为是一种考验，看它在处理与国民党人的关系时有没
有实利：英国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国挽回面子，以及确保国民党人不企图
用武力废除条约的条款。为了提供一个良好的谈判场所，国民党外交部在10
月10日宣布，在谈判期间，反英和反基督教的运动将停止。为了报答的确出
现的这种暂时的宁静，欧玛利在1月24日说服汉口的英国社区恢复营业。由
于可以觉察到的危险，停业已在1月5日开始，但作为一种对已经在为贸易
不景气和失业而斗争的城市的经济压力形式，停业仍在继续。140家中国银
行中大约30家银行在阴历新年（1月26日）破产。陈友仁还发表了一项声
明，大意是国民党政府愿意选择谈判和达成协议来解决它与外国列强之间的
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归还租界的问题，双方拟定了一个保留面子方案：
中国的委员会将继续治理租界，而英国的工部局则结束未了的财政事务；然
后一个纳税人会议将正式批准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由中国人
任主席，中国人占多数）；这个安排是根据几年前德国归还汉口租界的先例
作出的。协定预定在1月30日签署，但是随着一个印度营于1月27日到达
上海，并且得知更多的英国分遣队在来华的途中，新问题出现了。陈友仁这
时要求得到保证，上海的英军只打算用于防御；他还威胁说，除非途中的军
队停止前往上海，否则他不在协定上签字。妥协的办法是，陈外长正式声明，
他的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变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地位，而英国外交大
臣张伯伦在议会声明，如果签订了汉口协定，又不再发生紧急情况，剩下的
英军将留在香港。作了这些姿态以后，陈友仁…欧玛利协定在2月19日签订，
关于九江的一个类似的协定在3月2日签订。中国一方通过谈判赢得了更高
的威信，而英国则考验了它的迎合国民党人的新政策。此外，武汉的左派已
经赢得了一次加强他们对其南昌政敌的相对地位的胜利。①
① 这一论述主要根据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98—530页，此文以双方的文件和报道为基础，考察
了演变中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汉口事件的反应。关于这个事件的国民党的文件载《革命文献》，14，第
2343—2378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01—103页；蒋永敬：《鲍罗廷》，
第104—109页。蒋先生认为鲍罗廷在订协定时图谋拖延。
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
被派别活动搞得四分五裂的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成分中存在着不团结，而
具有与众不同的哲学和独立的目标的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指导国民革命的工
作的状况也带来了不团结。关于“国民革命”应包括什么活动形式，还没有
一致的意见。到1927年初期，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军
事讨伐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什么——矛头指向上海，还是指向北京？权力机
关应设在哪里——武汉还是在南昌？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问
题——国民党内部哪一方的领导人应作出重大的决定？在权力问题后面存在
着一个更加造成不和的问题——对社会革命应鼓励到什么程度？应容许它以
什么速度进行？一个类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是，应推动还是限制反帝
国主义的运动。那一年头三个月在这些问题上的冲突，造成了国民党领导中
间的分裂、4月份的再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区内对共产党员的一次清
洗。
当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启程北上，到武汉去成立国民党政府时，他们分两
批从陆路前往蒋介石已在那里设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南昌。经过为时一周
的几次会议后，第一批人前往汉口，于12月10日抵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
这个集团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组成
的临时联席会议。他们选举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顾问。这个属于约法之外
的小团体很快成了武汉的主要决策集团，实际上篡夺了国民党政治会议的权
力。左派占优势，联席会议成了鲍罗廷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①它开始行
使的权力很快受到另一个在南昌的有威望的集团的挑战，这个集团不但包括
蒋介石，而且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委员
会代主席谭延辏В撬娴诙舜庸阒莩龇⒍�12月31日抵达，中央党
部和几名部长也一起来到。
在1月份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的南昌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几支日
趋庞大的军队的财政和改编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役制订计划。蒋介石的
企图是分两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长江而下，另一路经浙江朝东北方向前进。
布廖赫尔将军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有实力的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反对。
双方的理由既是战略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对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来说，胜利
意味着控制富饶而比较工业化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有潜力成为首都的南京。
对汉口集团来说，北伐可能意味着与俄国援助的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可
能取得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战利品。会议采纳的战略符合蒋介石的意愿，虽
然它的确也把唐生智的部队集结在京汉铁路北段的防御阵地上。①
南昌的集团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那里的大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主
张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应暂时设在军事指挥部所在地南昌。相反，徐谦及其同
① 最初的成员有宋庆龄（孙逸仙夫人）、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王法勤、唐生智、詹大悲、董用威（董
必武）、于树德、蒋作宾、孙科、陈友仁和宋子文。除唐生智和蒋作宾外，他们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委员和候补委员；唐生智是这个地区一支力量最强的部队的指挥官，是新起来的蒋介石的竞争者；蒋作宾
是革命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湖北领导人，孙逸仙的长期同事。吴玉章、董必武和于树德又是共产党的领导成
员。名单来自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3页，根据联席会议的记录。
① 《北伐战史》，2，第606—614页，它列出了将参战的所有的军和几个师。
事要求立刻搬到武汉。两个派别，一个声称拥有联席会议的权力，另一个则
利用政治会议的名义，都决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各在它自己
的地盘召开！——以重新调整党的事务。蒋介石于1月11日前往武汉，去争
取他在那里的同志，但是一星期后他离开时未取得什么成果，显然心怀不满。
他受到鲍罗廷的谴责，而他在次日针锋相对，痛斥鲍罗廷。从此以后两派越
来越独立而敌对地行动，虽然使者们往返于两地之间，试图弥合分歧，但是
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私人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的裂痕越来越扩大了。事实上有
理由认为，鲍罗廷亲自煽起了一场反蒋的运动，以期削弱蒋的地位。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些争吵中支持武汉的左派。在一份日期为1927
年1月8日的政治报告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调下一个战役应沿京汉铁路
北上，一切军事力量都应在那里集中。它赞成当时正在出现的上海自治的运
动，这一运动将在国民党部队和奉、鲁部队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区。（如果有
效，这至少可能推迟蒋介石夺取上海这个战利品的行动。）报告还赞成联席
会议，虽然它痛惜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出现冲突，并敦促蒋介石与汪精卫和解，
后者已被国民党请回，重新担任他的领导职务。但是在2月份，武汉的共产
党员开始了反对“军事独裁”和“新军阀”运动的宣传，并开始专门对蒋介
石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张静江进行谴责。蒋介石在2月21日的讲话中进行反
击，谴责武汉的联席会议篡夺党的权力和徐谦独断专行，为他的立场和他支
持忠于孙逸仙的老同事的决心辩护，并威胁要抑制咄咄逼人的共产党。2月
25日，南昌集团从陈公博那里得知武汉集团计划通过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
全会要实现的目的：主要是把组织系统恢复到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以前的状
态，蒋介石是通过去年5月第二次全会的决定和他被任命为总司令而做到这
一点的。他们侦察到鲍罗廷的计谋，于是南昌的政治会议在次日打电报给共
产国际，要求它召回鲍罗廷。当没有收到答复时，据说政治会议就直接去电
鲍罗廷，敦促他离开，但是鲍罗廷干脆置之不理。裂缝到这个时候已经很宽
了。①
革命的领导集团还在其他问题上发生了分裂。由于担心列强最后将支持
孙传芳和张作霖，反帝运动应否加以限制？更难解决的问题是，由于担心一
个强大的反革命浪潮将加强敌人，以致阻止国民党控制下的统一全国的讨伐
的胜利，群众运动是否应加以控制？土地运动的暴力行为和劳工运动的过热
情绪正在国民党地区内引起一个反对的浪潮。在武汉的有的领导人认为，劳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43页；《从容共到清党》，第530—541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
起》，第556—562、567—568页。（以上的作者都讨论了不和，并认为鲍罗廷是煽动者。）关于鲍罗廷侮
辱性的讲话，又见《上海来信》，载利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07页。蒋介石对这次对
抗的记载在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第140—142页）中有法文译文。关于扩大中的裂缝，又见韦慕庭
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81—388页；关于苏俄观点的记载，见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
的手记》，第205—210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7号，第427—430页；关于共产党的攻势，见第388—393页。关于
蒋介石的讲话，见《革命文献》，16，第2782—2789页，摘录载《北华捷报》，3月12日，第402页，
和3月19日，第439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42页）提供了陈公博的电报报告和南昌的反应。《从
容共到清党》第540页提到了致鲍罗廷的电报，但没有有根据的材料来源。日期为1927年3月17日的“上
海来信”声称，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访问了蒋介石，然后要求召回鲍罗廷，因为“否则蒋介石将不作出任
何重大让步”。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第406页。
工必须受到约束，因为连续的罢工正在破坏商业，减少政府收入，给失业救
济制造问题。在农村，被发动起来的农民正在处决地方上的敌人，大地主和
商人正逃向城市，在那里散布农村恐怖的消息。他们的出逃破坏了农村的商
业，特别是米、茶和其他农产品的交易，这就导致了国民党管区内的长沙、
武汉和其他城市商业的萧条。1月8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其政治报告中表
达了它的担心：
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的确是已走上革命道路上，革命已深入到乡
中去……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
大的反动。②
就在此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周围的几个县实地调查农民的暴动。在他后
来成为经典的革命宣言的报告中，他为暴力行动和农民夺取地方权力而高
兴。他强烈要求，如果穷人理应推翻他们多少世纪以来的压迫者，他的同志
们就必须赞成这段绝对必要的暴力时期。按照毛泽东的介绍，农民的暴力行
动完全是自发的。①
但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变得极为担心。1月26日的一份中央委员会政治报
告评述了列强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国内对共产党在日益发展的革命中所起作
用的政治舆论倾向。以下是主要的段落：
国民党右翼正变得日益强大……当前国民党内部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反对苏俄、反对
共产党和反对工农运动的动向。
向右转的动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张静江认为国内只应存在一个党，一切阶级应
该合作，阶级斗争应予禁止，不需要共产党……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将很快成功，不久将出现一次阶级革命的运动，
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