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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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让他们起来反对干涉，宣传内容是责备帝国主义应对南京事件负责，
并辅之以道德的呼吁。同时，必须明确地向所有中国群众组织，“特别是向
我们的武装起来的同志们”解释政治会议关于在华外国人应受到保护的政
策。政治会议同意这个方案。①
事态的发展很快使政治会议向日本保证汉口日本租界安全的决定成为泡
影。4月3日，在一名日本水兵和一名人力车夫之间的殴斗导致人力车夫被
杀后，愤怒的群众杀了两个日本人（根据中国人记载，抓了10个日本人）。
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中，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派登陆，用机枪扫射，打死了
9名中国人，打伤了8名。日本当局撤走了大部分日本妇女和儿童，关闭并
派兵驻守日租界的边界，同时派来更多的舰只。为了与政策保持一致，武汉
政府试图尽量缩小事件的严重性，同时使中国人的激情冷静下来。它下了禁
止报复的严格命令。②它的命令是武汉领导集团为了控制迅速发展的革命事态
而作出的许多努力之一。
① 入江昭的《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30—133页）详细叙述了币原的政策及他给其在华官员的
指示，根据日本外务省文件。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575—591页）根据英国外交部和内阁的文件，
描述了英国的反应。美国的政策在以下的书籍中有报道：《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
164—236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296—317页。
① 根据政治会议1927年4月1日的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蒋永敬：《鲍罗廷》，第124—126页，
全文引了鲍罗廷向政治会议提的建议。武汉对南京事件的反应在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562—575
页）中有详细的分析。
② H。欧文〓查普曼：《1926—1927年的中国的革命》，第72页。查普曼是当时在汉口的澳大利亚传教士
医生。蒋永敬：《鲍罗廷》，第138—139页。美国国务院893。00/8555、/8608、/8609，罗赫德电报，汉口，
4月3、4和6日，以及8952号快信，1927年4月14日；《北华捷报》，4月9日，第53、55页；4月16
日，第112页，根据一封汉口来信。
控制上海的斗争
蒋介石在3月26日星期六下午来到上海，于是在争夺上海县城控制权的
复杂斗争中，各派力量立刻开始组合，虽然这一斗争只是更大的争夺国民革
命的权力的一个方面。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一边是拥有自己武装纠察队的
总工会；几个学生、妇女、新闻工作者和街头商人的“群众组织”；以及当
地的共产党员。苏俄对这一边提供建议和一定数量的物质支援。另一边有上
海及其周围几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薛岳也许除外）；长期把上海当作自
己据点并与中国的金融、商业和工业巨头有良好关系的国民党“老右派”，
这些巨头有自己反对好斗的劳工运动的理由；最后是上海下层社会的帮派领
袖，总工会在与他们争夺对上海工人的控制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行
政当局和巡捕友好地倾向于这一边（维持法律、秩序和使特权继续下去的一
边）；支持这些势力的是大部分外国领事；作他们后盾的是一支约有40艘军
舰和16000名外国士兵的力量。看起来这是一场力量不平衡的争夺，但是它
花了三个多星期才告结束。
左派试图发动上海的群众支持他们。星期日，总工会在闸北的湖州会馆
设新办事处，汪寿华主持了一次集会，会上许多组织的代表通过了几项决议：
要求归还租界；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和上海平民的政府；强烈要求薛岳留在上
海（谣传他的师即将调走）。在浦东，一批工人被指控为反革命，据报道已
被总工会下令处死。下午，在靠近法租界的西门的一次大集会上，群众聆听
了要求立刻占领租界否则就举行总罢工的措词激烈的演说。国民党部队阻止
了随之进行的游行，以防拥入法租界。美国总领事报告说局势非常紧张，他
怀疑蒋介石是否有控制这种局势的意志或力量。①
蒋将军试图缓和紧张局势，还可能想使他的对手平静下来。在同一天，
即3月27日的晚上，他会见了几名美国记者，表示对他们国家的友好态度。
他反对外国人准备保卫租界的行动，认为是“惊慌失措”的表现。他否认国
民党内有任何分裂，并且承认共产党党员是革命运动的参加者，而不管他们
的政治信仰如何。他还把南京事件归咎于穿南方军军服的北方部队。在3月
31日的另一次会见中，他抗议外国对南京的炮击，它已引起了强烈的排外情
绪，并且呼吁不要把这个事件加以夸大。他要求上海的外国当局采取措施，
以缓和中国民众和外国人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声称，他已经颁布了禁
止暴民使用暴力或任何损害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行动的指示。他要求外国当局
结束戒严令，撤走他们的军队和军舰，由国民党军队来保护外国租界。总工
会也已经在前一天发表了宣言，谴责国民党军队和劳动阶级已经分裂的谣
言；它还宣布外国租界将被它指导的纠察队攻击的说法是不实之词。①
蒋介石受到几个方面的催促，它们要求镇压上海好战的劳工运动和约束
共产党员，但是准备工作要花时间。以虞洽卿、日本一家大航运公司的买办
王一亭和伍朝枢为首的中国巨头，组成了一个商业联合会，在3月29日派代
表去见蒋。他们强调立刻恢复城内和平和秩序的重要性，并提供财政支持。②
① 《北华捷报》，4月2日，第6、16、19、37和3页；美国国务院893。00/8506，电报，高思，上海，3
月27日下午6时。
① 《北华捷报》，4月2日，第2、9和18页。
② 《北华捷报》，4月2日，第7、20页；《密勒氏评论周报》，4月9日。资助蒋的确切金额不详，但西
方的报道提出的数字是300万、700万和1500万，根据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151—152页
总领事矢田在蒋来沪后不久几次会见蒋的结拜弟兄黄郛，敦促蒋将军镇压捣
乱分子，以及收拾南京事件的残局。上海的主要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的
一篇社论评论说，如果蒋将军要“从赤色分子手中拯救他的同胞，他必须迅
速而无情地行动”。③
以吴稚晖为首的一个有威信的国民党老党员集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
求清洗党内的共产党员。这个集团是1926年1月在广州的“左派”的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部分。3月28日12名正式委员
中的5名非正式地开会，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的决
议。这一努力后来被称为“护党救国运动”。其他与会者为中国知识分子的
“老前辈”蔡元培、孙逸仙和蒋介石的富裕庇护人张静江、辛亥革命的老战
士和孙逸仙的财政负责人古应芬以及归国留法学生的领袖李石曾。4月2日，
这个集团再次会见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中央监察委
员会的两名候补委员李宗仁将军和黄绍竑也在场。李、黄二人是广西集团的
领袖，黄是应蒋之电召而来上海的。这次会见产生了一份列有在国民党内担
任要职的197名共产党员或可能是共产党员的名单，并决定把名单送交中央
执行委员会，要求把名单上的人置于监视之下。①
蒋介石与应邀来上海的国民革命军主要将领交换意见。他们包括：南京
来的程潜、贺耀组和何应钦，江左军的李宗仁、广西的黄绍竑和广东的李济
深，已在上海的白崇禧。其他的人是被赶出武汉的陈铭枢、安徽的柏文蔚和
王普以及浙江的周凤歧。所有的人都是反共的。
汪精卫在巴黎“休假”后经莫斯科回国，于4月1日到达上海，受到盛
大欢迎。很可能他是唯一有足够威信去弥合党内日益扩大的分歧的领袖。在
以后的几天中，他与从武汉派来的宋子文，与监察委员会一派的吴稚晖、蔡
元培和李石曾，与他的老同僚胡汉民，与他的对手蒋介石，以及与中国共产
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进行了头绪纷乱的会谈。4月3日，蒋介石向国民革命军
的全体指挥官发电，以奉承的字眼宣布汪精卫的归国，并声称一切军事、民
政、财政和外交事务都集中由汪主席指导管理；蒋介石只是全面地指挥几个
军，并将像所有其他的指挥官那样服从主席。这样，党内的权力将被真正地
集中起来，以便完成国民革命和加速三民主义的实现。蒋介石在私下就驱逐
鲍罗廷和清洗党内的共产党员的必要性向汪精卫提出强烈要求。他警告汪精
卫不要去武汉，他在那里必然成为共产党的人质。其他的人请求汪参加清洗，
但汪主张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这样重大的事，并强烈要求他的同志
们不要擅自行动。①
汪精卫与陈独秀之间讨论的结果，是4月5日上午在上海报纸上发表的
两人联合声明。声明首先强调革命阵营内部继续团结的必要性，认为共产党
和第350页注27的材料。4月8日，总领事高思得知当地的银行家已给蒋提供了300万元，但坚持除非从
国民党中清除共产党员，否则他们就不再给他支持。美国国务院893。00B/276。
③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30—131页及脚注。《北华捷报》，4月2日，第13页，
社论的日期是3月28日。
① 《革命文献》，17，第3086—3093页（名单在第3091—309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11—614页；
蒋永敬：《鲍罗廷》，第158—160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15—617页。蒋介石的电报载《革命文献》，16，第2797—2798页；《北华捷
报》，4月9日，第52页，有摘要。
不论有什么过错，从没有主张推翻友党，即国民党。甚至在将来，中国也不
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一切被压迫阶级用来对付反革
命的民主专政。声明提倡两党党员之间的合作精神，并用领袖孙逸仙的联共
政策提醒国民党员。它试图平息当时在上海流传的两种“谣言”——共产党
打算组织工人政府，侵入外国租界，搞乱北伐军和推翻国民党；国民党的领
袖们计划驱逐共产党，镇压工会及其纠察队。两党都没有这类意图。声明最
后告诫所有同志要清除怀疑，制止谣言，为革命利益和两党利益互相尊重地
善意地进行协商。②
同一天上午，汪精卫参加了一个情绪激昂的会议，与会者中有决心驱逐
共产党员的扩大的老党员集团和国民党的将领；然后他在傍晚偷偷地登上一
艘轮船前往汉口。在致张人杰（张静江）和致蒋介石的信中，他说他正前往
武汉安排准备于4月15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国
民党内部的争端。①武汉中心通过中国报刊和大约是4月6日的程潜的私人报
告，能相当充分地了解上海几次会谈的情况。程将军在上海与蒋介石商谈，
又会见吴稚晖和李石曾后，已把他的军队留在南京，自己前往武汉。②武汉中
心没有任何能约束蒋介石及其同谋者的有力措施，此外，武汉因自己的问题
而分散了注意力。
革命者内部日趋激烈的暴力行为
在4月12日前的两个星期，激进行动和反激进行动在广为分散的许多城
市中爆发了，这是革命阵营内部此时出现的激烈冲突的表现。这些行动不仅
仅是权力斗争；在冲突背后的是一些有重大革命意义的问题。至少在现阶段，
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单纯地通过消灭军阀和清除帝国主义特权来重新统一中国
呢，还是又是一场把贫困的群众从他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阶级革命？在农
村，佃农被发动起来是为了夺取土地，还是满足于减租？在城市，无产者是
否不但要强迫资本家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且要通过工会，对他们的
企业进行某种控制？群众暴力行为，包括谋杀，是不是把下层阶级从封建主
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可行的办法？总之，随着国民革命的进行，社会革
命应进行到什么程度？民族主义使革命阵营团结；社会革命使它分裂。
各界领袖对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强烈信念，但是这些信念从激进到保守
各不相同。为控制地方党部和政府机构以及竞相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进行灌输
的斗争，都产生于这些不同的信念。在革命者——所有自认为是革命的人—
② 《革命文献》，16，第2798—2800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424—426页有英译文；摘录载《北
华捷报》，4月9日，第74页。根据汪精卫后来的记载，陈独秀写了一个声明，反驳吴、蔡和李向汪精卫
提出的对共产党的指责。见《汪精卫先生最近演说集》第126页，1927年11月5日的演说。陈独秀本人
后来称它是一个“可耻的”声明，谴责它对当时共产国际的政策所持的立场。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929年12月10日，译文载《中国历史研究》，3。3（1970年春），第231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617—619页，附与会者的名单。新添的人包括李济深将军、白崇禧将军；中央执
行委员会的柏文蔚、宋子文和甘乃光。甘是常委，被认为是左派。汪的回忆见他的11月5日的演说，上引
著作第123—125页。吴稚晖对汪的立场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文章：《书汪精卫先生铣电后》，载《稚晖
文存》，第1集，第1—14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23页，引了武汉政治会议4月7日一次紧急会议的记录。程潜5月5日的书面报
告，谈了他在上海的几次会谈及一次他拒绝参加的军事会议的情况。会议参加者是反共的。报告存国民党
档案馆，第1—5/804号。
—中间，存在对立的青年、劳工、农民、商人和店员的组织。有的受共产党
强烈的影响或被它所控制；而其他一些则是反共的。在劳工运动中，非共产
党工会组织者与决心把工会运动当作共产党独占领域而加以控制的共产党活
动家之间的对立，在六年前就已开始。
城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