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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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前期儒家的知识起源论，无疑地都是从贵族君子立场上出发的思
想。如前所述，这一立场的进步性既然有限度，因而其知识起源的理论，也
就有重大的缺陷。兹择要分述如下：　
第一，论语言“学”言“知”都限于统治阶级的“人事”范围，而不以
自然为认识的对象。例如：论语虽四次讲到“博学”，而考其所学，则不外
“学文”、“学干禄”、“学易”、“学诗”、“学礼”、“学道”等六种
对象，此等对象均不出贵族君子的“人事”范围。论语讲到“知”又限于“知
人”、“人知”、“知十世”、“知百世”、“知禘之说”、“知礼”、“知
乐”、“知父母之年”、“知所以裁之”、“知过”、“知生”、“知贤才”、
“知天命”，“知德”、“知道之不行”、“知量”、“知命”、“知言”　
等十八种对象，这些也都限于贵族君子的“人事”范围。所以我们在前节里
曾说，孔子的知识不是纯粹知识的研究，宁可说是君子作人的手段。反之，　
论语中凡涉及自然界事物时，皆是比喻或象徵，而非研究的对象。例如：　
“宰予书寝（今本作“书”），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
也，于予与何诛！”（公冶长）　
“犂牛之子騂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雍也）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泰伯）　
“有美玉于斯，韞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罕）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复一篑，进，吾往
也。”（同上）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同上）　
“驷不及舌，。。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上）　
“虎兕出于柙，貌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季氏）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阳

货）
“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而不淄。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
而不食？”（同上）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同上）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同上）　
“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子张）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同上）　
据此诸例，可知论语不是以自然为知识对象而发现其规律，乃是依古代
直观的自然知识为媒介而证明人事范围的道德规范。古代前期儒家思想之所
以带有“贤人”作风，而缺乏“智者”气象，其秘密实在于此。
第二，前期儒家不但认民为“不可使知之”、“困而不学”的蠢然之物，　
而且更排斥“小人”，自居于君子。小人是生产者（如樊迟请学稼圃，孔子
斥为小人可证），而“君子”则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统治阶级。此
外，论语中“见知”七十一处均较“闻知”的评价为高。据语言学家所说，　最
古所谓“认识”、“知识”或“理解”，无论在希腊语中，拉丁语中，俄语
中，德语中，法语中皆系由代表视觉的“见”字转化发展而来，可见视觉在
知识过程中确有其重大意义；然而，在感觉中分出高下等差，而将视觉置于
听觉之上，则不能不说是“君子”的偏见。
第三，由于严守君子的立场，古代前期儒家的知识论，不但将知识对象
局限于“人事”，不但在视觉与听觉之间设定了等级差别，而且在知识内容
上，也特加种种限制，而使“君子”与“小人”中间的壁垒划分得十分森严。
例如：
（甲）在“学”“知”方面，凡“问政”、“问仁”、“问孝”、“问
智”、“问为邦”、“学干禄”等等，孔子的应答均不厌其详，而樊迟“请
学稼”、“请学为圃”，孔子就不但不答，反而责斥起来。乡党篇所记孔子
的饮食单，虽为了处处勤礼，但也可证明他对于君子的营养并不忽视。
（乙）孔门在知识起源论上虽强调“习”，但其限度仍不出乎所“学”　
所“传”的范围，所以说“学而时习之”，“传不习乎”。如果在所“学”　
所“传”的范围之外而从事于广泛的“习”，孔子就以为是危险的事体，以
为此即善恶的分水岭，所以说“习相远也”。此语弦外之音，即是说，故习
不可不慎，不可不限于所学所传的君子范围。
（丙）孔子虽提出技术性的“能”字，但此一知识范畴的要求，在“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古代前期儒家看来，终不免于“小人”的嫌疑，所以
说：“吾少也贱，故多能”，“吾不试，故艺”，总之，“能”或“艺”都
是“鄙事”的同义语。在君子维新的立场上虽然不能不面对着事实而承认其
意义与价值，但也附加了严格的条件或限度。例如：　
一、子夏在孔门弟子中，是特别着重于艺能陶冶的人，当他说“虽小道
必有可观者焉”的时候，纵令附加了“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　
的条件，而孔子终究提出警告：“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
也）同门的子游对于子夏的学风也批评道：“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张）　
二、冉求在孔门以艺能见称，如雍也篇说“求也艺”，宪问篇说“冉求
之艺”，皆可为证。但正因他长于艺能，所以为季氏宰退朝而晏，孔子特别
辩明他所努力的活动不配叫做“政”，只配叫做“事”（子路）；他的器量

只是“具臣”而不是“大臣”（先进）；及他为季氏聚敛，孔子又严厉地宣
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同上）　
三、述而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据”、
“依”、“游”前后四字下得十分斟酌，　旧注说：“不足为据依，故曰游”，　
此中当有“致远恐泥”的警觉。
四、卫灵公篇：“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今按：小知即是小道，大受即是任重道远。唯小人始以小知为务，而君子则
不可；此与孔子戒子夏“无为小人儒”及不答樊迟学稼学圃之问，事同一律。
凡此等缺陷之所以产生，都由于贵族君子的阶级立场的限制。
我们前面屡次指明，前期儒家的君子立场产生了矛盾调和的观点。这种
矛盾调和的精神，在其知识方法论或逻辑思想里，也有清楚的表现。
前期儒家知识方法论或逻辑思想的矛盾调和的本质，由所谓“叩其两端”　
或“攻乎异端”里，可以得其全豹。为了论述方便起见，先录其原文如下：　
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
竭焉。”（子罕）　
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按“端”字本义，据卜辞与金
文所见，字形皆象植物的萌芽形态（参看徐文镜古籀汇编七下第一页）。许
书段注的训解，义亦同此。又据孟子公孙丑上篇及墨经经上与经说上所言，　
端字又有“首”“始”二义。由此推演，它和哲学里所说的“极始根源“或
“根本概念”约略相当。
自然，论语中当作名词而使用的“端”字，其哲学的属性，未必如此完
整；但上而证诸卜辞金文，下而参以孟子、墨经，其有此意味，或大体与此
等用语同属一类，似无可疑。尤可注意的旁证是，西洋古代哲学的开山祖，　
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勒士（Thales；640－550　或636－546B。C。），在纪元
前六世纪时，曾经提出了宇宙根源的问题，并作出解答；则作为中国古代哲
学的开山祖，第一个私家学派（儒家）的创始者，因而亦是中国第一个哲学
家的孔子（551—479B。C。）在纪元前五世纪古代制社会春秋末叶，其提出异
名同实的范畴，并解答异名同实的问题，亦自是可能之事。独怪近人治中国
哲学史，多为传统观念所蒙蔽，一味在“一以贯之”中寻求古代前期儒家哲
学的根本概念，从未注意“端”字的研究。
“端”字的涵义既明，其次再解所谓“两端”。
“两端”一词，如前所示，见于孔子自述其生平学术一章中。倘就全章
大意加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下列两点：　
第一，此章是从“有知”、“无知”起论，至“叩其两端”而止，可知
全章论旨是属于认识论的范围；因而“两端”一词，当也是古代前期儒家知
识论中的用语。
第二，孔子自称“无知”，与苏格拉底（Socrates，469—399B。C。）不
以“智者”自命，事同一律；至以“叩其两端”而“竭”鄙夫之问，则与苏
格拉底使用“诘问法”或“产婆术”的情节，尤为类似。可知“两端”一词，　
是现在保存的古代前期儒家知识方法的重要遗产。
“两端”的“两”字，其意义是什么？　
据左传、荀子、韩非子及说文、尔雅诸书考之，“两”字本有“分离”、
“矛盾”或“不调和”之义。所以“两端”的本义，应是“矛盾的概念”。
历来的注疏家对于“两端”一词多不得其解，只有清儒焦循首先道破了此中

的精义。他说：　
“凡事皆有两端：如杨朱为我，无君也，乃曾子居武城，寇至则去。墨
子兼爱，无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于偏枯。是故，一旌善也，行之，则诈
伪之风起；不行，又无以使民知劝。一伸枉也，行之，则刁诉之俗甚；不行，　
又无以使民知惩。一理财也，行之，则头会箕敛之流出；不行，则度支或不
足。一议兵也，行之，则生事无功之说进；不行，则国威将不振。凡若是，　
皆两端也。”（论语补疏）　
依焦氏此解，可知所谓“两端”的认识方法，即是在事物的内部，发见
其构成分子的矛盾性，并依此内部矛盾的成长，把握事物在自身发展中导出
转化为自身的对立物的方法。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发见事物自身内部的“两
端”，发见相互背反的“两端”在每一事物中必然的统一性，即是把握到事
物的本质；然而古代哲学家的观点就不能是这样的了。此即是说，古代哲学
家大都以宇宙万有为绝无矛盾的自同体。因而，如果对于事物持有“两端”　
的知识，即是陷于谬误的铁证。例如，苏格拉底的“诘问法”或“产婆术”，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384—322B。C。）逻辑学中的“思维三律”，均以
排除矛盾为致知的唯一方法。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孔子的逻辑思想也是这样，　
不能不遵循着“矛盾律”而从事于思维活动。此即是说，前期儒家与一般的
古代思想家同样，一旦发现了事物自身的“两端”，或觉察到概念构成中所
存在的“矛盾”，而又各有左验，无法指为错误的场合，便在“二律背反”　
的事实面前，不可逃避地要陷于犹豫惶惑、疑而不能决的穷境。所以焦循说：　
“鄙夫来问，必有所疑，惟有两端，斯有疑也。”（论语补疏）　
“两端”的涵义既如上述，其次再释“异端”。
“异端”一词，历来的注疏家多指为错误的学说或危险思想的别名，而
与所谓圣学正宗为对待之语。例如皇侃疏、邢昺疏、朱熹注等，皆是如此；　
并且因为以“邪说”训“异端”，遂以“距”训攻。实则此种训解，断乎不
合于论语本义，其理由如下：　
首先，我们知道，以“异端”为错误学说或危险思想，在孟子时代尚无
此义；所以孟子书中只称杨、墨为“邪说”，而从未称之为“异端”。我们
认为“异己者为异端”实始于汉代。例如：　
“尚书令韩歆上疏欲立费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费、左二学无有本
师，而多反异，孔氏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后汉书）“袁绍客多豪
俊，并有才说，见郑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康成
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同上）　
我们遍阅典籍，汉以前的学者没有以“邪说”为“异端”的记载。
其次，在孔子时代，不但墨翟、杨朱之学均未形成，即诸子百家之学也
无一出现，所以论语中“异端”一词，绝不能用以指称“邪说”。
然则，“异端”在论语中的本义究竟如何？　
我们认为，在解答这一问题以前，应先考察论语中“异”字的涵义。据
我们统计，论语中“异”字凡八见（“异端”一词除外），兹摘录如次：　
“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欤？’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　
曾由与求之问。’”（先进）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

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同上）　
“诚不以富，亦祇以异。”（颜渊）　
“吾党之直者，异于是。”（子路）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季氏）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
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
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　
“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
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　
人将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子张）　
此八“异”字皆可训“二”、训“贰”、训“离”，而与“一”为对待
语，与“两”为同义语；此与庄周、惠施、公孙龙及墨经作者所说的“同异
问题”中的“异”字，初无不同。依此，我们认为，“异端”与“两端”不
应异训，所以，清儒宋翔凤曾说：　
“两即异，异端即两端。”（论语发微）　
按宋氏以今文家解经，颇多牵强附会，所下论断大都不为识者所重视，　
但这“异端即两端”的解释，却确然不易。
且“异端”不但与“两端”为同义语，而且在知识方法上的意义，同为
暴露矛盾、推进矛盾发展的改革思想。例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赵简子与史
墨论“季氏出其君”一段，即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