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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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社会的特点，是古代奴隶制的，它的历史是阶级分裂以后的城市支
配农村的历史，而形态则走着亚细亚的路径，没有全般经济意义的普遍分裂。
这叫做“人格的物化”。至于讲到“物质的人格化”，氏族贵族和希腊、罗
马的土地贵族是不同的，而是旧的人物（氏族）执行了新时代的社会任务。
如果允许我们用类比推论的话，那么，这一路径正是古代社会“维新”的道
路，其统治阶级登场的色彩是和近代维新人物在资本主义社会登场的色彩相
类似的。周人保留了氏族组织的“宗子制度”，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因为统治阶级的演出者不是新的国民阶级，则社会内部便不可能发展出
新的市民阶级，换言之，不是从经济的私有逐渐分化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
级，而是一开始就分裂为二个阶级（不具备复杂的内容）。这种直接了当的
路径，影响了人类生产的发展以及思想的发展。
土地既然被氏族贵族公有制所支配着，国民阶级既然没有在历史上登
场，则思想意识的生产，也当然不是国民式的，而是君子式的。具体地讲来，　
意识的生产只有在氏族贵族的范围内发展，不会走到民间；春秋末期所谓学
术下民间的历史，已经是周道衰微的证件了。
这样看来，“土地国有”、宗法制度和学在官府既然是西周社会的三位
一体的系统，那么，思想学术必然被“曾孙田之”与“宗子维城”的经济所
决定，被“法礼足礼”的君子之道所支配。天下篇所讲的不离于宗的“天人”，　
不离于精的“神人”，不离于真的“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的“圣人”，　
明于仁义礼乐的“君子”，便成了学术思想的创立者。明白了这种历史发展，　
我们才能知道西周的官学思想。
我们知道西洋古代社会的历史有一个变革阶段，即上面讲的由氏族单位
而地域单位、由族人而国民的变革时期。梭伦变法就是这个变革的划时代的
法典。但根据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讲来，西周维新一直保留了过时的氏族制。
夷、厉时代国人变乱和共伯和执政的历史，虽然表现出古代制度内部的变革
运动——向地域性的富族（著者译为显族贵族）发展，以打破氏族制的枷锁；　
但是运动失败了，宣王“中兴”政策把这一运动消灭了，恢复了周公的遗制，　
仍依据西周维新的历史传统，在“古训是式”（诗蒸民）的范围内，来维持
过时的社会制度，没有走通像希腊变法的路径。这便产生了后来变风变雅的
“悲剧”思想以及法家的变法运动。
西周的思想史料并不太多，存世的金文是最可靠的，周书中仅有十五六
篇是可靠的资料，诗经中的材料须考证年代，不能漫无次第地引用。存世的
三礼乃是后人所撰写的，不能作为直接的依据；乐经散佚，留下的不多。至
于易经一书，不论卦、爻、辞、传，都是战国以来的作品，不足据以论西周。
辨伪这一门知识是研究古史的先决条件，如果忽视它，就要使我们枪法凌乱，　
前后矛盾。

第二节　春秋思想的特点
我们已经说过：周代文明社会，是开始于“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周
书酒诰）、“珷王嗣玟王作邦”（大盂鼎）的西周初叶（约在纪元前十二世
纪）。就扬弃了“官学”的氏族贵族的形式，进而作为国民阶级的“私学”　
形式而登场来讲，中国的古代思想，是发端于春秋末世与战国初年的孔、墨
显学的对立（约在纪元前五世纪）。这就是说，严密语义的中国古代思想史，　
其正式的起点，要迟于其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的成立约六七百年之久。由这六
七百年中间所显示的国民思想的难产性、或由“官学”到“私学”进程的难
以转化性，无疑问地是思想史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疑难。这疑难之所以“重大”，　
首先是因为，依照着“古典的”古代希腊的路径来讲，梭伦变法与泰勒士开
创伊奥尼亚学派，同在纪元前六世纪，即大体是相为先后的事情；一般慎重
的思想史家，通认希腊国民思想的成立期为四十年的岁月。但是，在中国古
代，其学术下私人的进程，竟至酝酿了六七百年之久；以此与“古典的”希
腊相对勘，确是一种异常特殊的现象。其次是因为，从很早以前，学人对于
这件异常特殊的现象，虽曾有相当的注意，例如庄子（天下篇）、孟子（滕
文公下）、荀子（非十二子篇）所提的“世衰道微”说，刘向、刘歆父子及
班固（七略、汉书艺文志）所提的“诸子出于王官”说，淮南子（要略）所
提的“应世之急”说，其正误参半之处姑不具论，充其量只是对于春秋、战
国之际诸子学说的“所以诞生”有所探究，而对于东周以前何以有畴人官学
而无国民私学，亦即国民思想的晚出问题，则根本未尝论及。最后是因为，　
近代中国学者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有以为西周是封建社会的，有以为
它是奴隶社会的；但在封建制阶段或奴隶制阶段，何以尚不见“学术下于私
人”的痕迹？似乎至今尚没有系统的说明。
这一重大疑难，在“西周封建”论者应如何解决，或能否解决，我们不
拟涉及。如前所述，我们的任务是以“西周古代”为前提，对于国民思想晚
成的问题，企图作一解答。
如大家所周知的，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
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
里来剔抉其秘密。更具体地说，中国的国民思想之所以“晚出”，是古代社
会“早熟”的必然结果。此所谓“早熟”，其实质即指这一点而言：中国古
代文明起源的具体路径是“维新路径”，即与“古典的”道路相区别的所谓
“亚细亚的”道路。但是，作为“维新的”或“亚细亚的”中国古代社会，　
何以谓之“早熟”呢？上面我们已经从生产关系方面作了说明，现在再从生
产力方面作一些说明。所谓“铁的发现是古代国家成立的前提”，不但考古
学家认为是古代社会发展的通则，也是经过对古代中央亚细亚及地中海沿岸
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所证实了的定论；而“文王肇国”“作邦”的中国的古
代国家起源，却先于“铁的发现”而完成。
“铁的发现”在中国古代究竟起于何时呢？关于这一问题，就地下的发
掘来看，至今并未出现西周以前的任何铁器；且在卜辞与西周金文中亦未闻
专家疑任何一字为“铁”字。郭宝钧依据地下发现的铁器氧化程度甚小，而
断定西周无铁的分析，是可参考的。到了春秋、战国的文献里，“铁”字出
现甚多。例如：　
1。诗秦风（陆侃如考定为由平王东迁至敬王十年的作品）有“驷驖”二

字，所谓“驷驖孔阜，六辔在手。”（朱希祖说：“驖字为当时以铁形容马
之黑色。”）　
2。墨子书中有：“铁鐷”、“铁矢”、“铁鐟”、“铁纂”、“铁鈇”、
“铁钜”、“铁校”、“铁锁”、“铁鏁”、“铁錍”等名。
3。书禹贡（郭沫若考定为子思的作品）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厥
贡璆（鏐）、铁、银、镂、砮、磬。”　
4。左传昭二十九年，晋赵鞅“赋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孔子家语卷九引作“赋一鼓钟”）　
5。孟子滕文公上说：“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　
6。山海经中山经（廖平考定为邹衍或其门徒所作）说：“出铁之山，三
千六百九十。”　
7。荀子中有“铁釶”的记载。
8。韩非子中有“铁室”的记载。
9。国策有“铁幕”的记载。
10。吕氏春秋有“铁甲”、“铁杖”等记载。
11。越绝书有“铁■”、“铁剑”等记载。
12。管子书（罗根泽考定为战国至秦、汉时代的作品）有“美金（铜）以
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斤斧鉏夷锯欘，试诸土壤。”（按
国语亦有此言。）　
13。史记货殖列传讲到邯郸郭纵、蜀卓氏、宛孔氏、曹邴氏等，均以冶铁
致富。
14。　江淹铜剑赞序讲到：“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至
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充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
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二汉之时，逾见其微。”　
上引资料，时代上有先后，价值上有高低；其解释的可靠性，也有商量
的馀地；然据此而断定铁器是发现于春秋，而普及于战国，似无大过。
铁的发现上距古代国家的成立约五六百年，而与“私学”思想家的出现
或所谓严密语义的中国思想史的发端，则相衔接。这决不是因缘凑巧、偶然
相遇的两个孤立现象，二者之间应有其复杂的内在的必然关联。我们知道，　
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直接影响上层建筑；但生产力是革命的因素，因了铁的
使用，显然改革了农业经营（如三圃制）和手工业生产（如考工记所记的），　
从而促使土地所有制形式进入了私有化的过程，促使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意
识形态也就不能不通过政治法律的折射，改变了它的面貌。这里分为几项来
说明一下：　
一，至目前为止，我们极少发现青铜质的劳动工具。如果青铜器主要限
于鼎彝，而从未普遍使用于生产，则铁器的使用较诸石器或木器，便具有更
高的生产力的价值。这就是说，在石器或木器的生产力阶段上，一般地讲来，　
难以冲破氏族制的束缚，因而不可能发生生产资料私有的所有形态，也不可
能发生多种阶级关系；只有在铁器的生产力阶段上才具有改造生产方式所依
据的技术条件。郭沫若据小雅甫田、大田等春秋农事诗以证春秋土地私有制
的发生（青铜时代由周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可以参考。据我们的研究，　
只有在春秋文献，例如诗大雅的瞻卬、桑柔、抑，小雅的正月，曹风的候人，　
魏风的伐檀，北风的北门等篇以及作为最古的私学著作的论语中，才看出了
因土地私有而开始发生的向贫富两极端分化的社会内部的阶级分裂；反之，

在土地公有的西周文献中，则绝无贫富对立的字句。我们在前面曾说周人的
学在官府是以所有形态的土地关系的公有为原因，其一部分理由，亦与生产
力处于低级阶段相关联。
二，在没有铁的生产力基础上，一般说来，古代社会好像便失去了成立
的可能，但我们对于历史的复杂内容必须从具体的分析出发，资本论地租章
里就指示给我们研究的方向。如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带，其冲积地层的肥沃与
松软，就成为西周没有铁器而能“肇国”“作邦”来创出古代社会的特殊自
然条件之一；其他如克商以后劳动力的大量获得等等，更不容忽视。在此等
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之下，周人通过了“周因于殷礼”的“损益”（能动的
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进程，使“小邦周”自己警惕着面临的“大艰”，在诚
惶诚恐的“敬德”与“孝思”等伦理观念下不断的努力中，终于形成了古代
奴隶制社会。
三，没有铁的发现而周代酝酿出了古代社会，但是，在“手无寸铁”的
条件之下出现的周代社会，毕竟是“先天不足”的古代社会。这就是说，周
人一方面在尚未长成国民阶级的时期，就“早熟”地作为古代社会创造者而
登场；另一方面就不能不保留着氏族组织的躯壳。然而，我们知道，这一套
氏族组织的躯壳，并不是随便可以脱下的“外在形式”，而是与周人创建古
代社会的方法或道路等内部条件血肉相连的“形式”。我们前面所说中国古
代社会创出上所遵从的“维新”路线，或“亚细亚”道路，正是指周人所采
取的方法或道路而言。在历史的发展中，新社会的创出者舍去“革命”而采
取“维新”的道路，通常都是由于自身生产力的薄弱；周人当亦不在例外。
四，生产力薄弱的维新路线，在有关论述古代社会的经典著作上，特名
之为亚细亚的，以与“古典的”相区别。二者的历史途径是彼此对比的，恩
格斯有以下的分析：“我们在所有文明人民的历史初期所看到的不是‘大土
地所有者’，。。而是土地公有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从印度到爱尔兰广
大面积的土地财产的利用，起初正是由这种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来进行的，　
这上面，耕地或是在公社名下共同耕种（第一种——引者），或是把耕地分
作各个小块，由公社在一定时期内分配给各个家庭去耕种（第二种——引
者）。。。”（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版，页一八○——一八一。）“在公
社或国家是土地所有者的那种东方国家里，土人的语言中甚至没有‘地主’　
这样的字样。。。只有土耳其人在其所征服的国家里，首次推行类似地主封
建制度的东西。在希腊英雄时代，已经划分成许多等级，这种等级是以前长
久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历史的显然结果。在那里，土地完全是由独立农民耕种
的，显贵的氏族的王公所有的较大邑地，是种例外，而且很快就消灭了。意
大利（指古代罗马——引者）之所以成为沃壤，主要是由于农民的劳功，当
罗马共和国末期，巨大的地产（所谓Latifundia，即大庄园），排斥小农而
代以奴隶的时侯，它们同时亦以畜牧代替了农业。”（参看同上，页一八一
——一八二。可同时参看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一章第四节有关引文的
说明。）这里所说的“第一种途径”，正是西周的“维新路线”，其薄弱的
表现，就在其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很快消灭氏族贵族所有的土地所有制。
而“土地国有”，一方面是学在官府的基础，同时也是使学术不能下于私人
的桎梏。打破这一桎梏的唯一关键在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春秋发现了铁，则
显然是此种改变的主要的物质根据，同时也因了阶级分化出现了私学思想
家，开始了严密语义的中国古代思想史。

其次，我们在研究春秋时代的思想的时候，又须从“维新的”古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