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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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年代略后于孔子。一般承认当时（春秋末叶）尚无个人著书的风气。论
语一书，是孔子再传弟子所记述的。所谓老子，郭沫若曾证明成于战国时楚
人环渊之手（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在墨子中最能表现墨子学说的尚贤以下
十篇，都分上中下三篇，大抵也和耕柱以下五篇一样，是他的门人所记述的；　
其文字较古朴，成书在墨经等六篇之前。二、就墨经的内容看来，有些见解，　
已是墨子思想的发展或修正，在思想上表现了时代进展的痕迹。在尚贤、尚
同、兼爱等篇，常以“爱”“利”并举，如“兼相爱，交相利”，如“爱利
万民”（尚贤中篇），如“众利之所生，从爱人利人生”（兼爱下篇）等等。

至于“爱”和“利”的关系，也只说到“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尚贤中篇）　
而已。但到了经上篇，这思想就发展了。经上说，“义，利也”，经说上说，　
“义，志以天下为爱（“爱”旧作“芬”，依孙校改），而能能（善）利之，　
不必周。”这就是说，不是因为爱之，所以从而利之，而是不能善利之，即
不得谓之“爱”，不得谓之“义”。“利”就是义的内容也是“爱”的内容。
所以经上又说：“孝，利亲也”。经说上说：“孝，以亲为爱而能能（善）　
利亲，不必得。”扩而充之，经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说上
说：“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是说，为要达到爱人必须利人
的目的，有时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至于“利”的性质，经上
说：“利，所得而喜也”，说：“利，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
也。”这样进一步地作心理上的说明，是尚贤等篇所没有的。这一发展，固
然有它内在的逻辑的必然，但同时也是时代进展的结果。孟子中记孟子与宋
牼的对话，以“仁义”与“利”对立（告子下篇），同时，宋牼已有“语心
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庄子天下篇）的心理学说（宋钘即宋牼、宋荣子，　
但并不是墨者），所以墨家后学也就有“利”即是“义”的主张，并进一步
对于“利”有从心理上说明的必要。
三、墨子是最重理智的（贵义篇说：“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
仁义”，仁义连用，始于孟子，贵义篇为墨家后学所记，不一定墨子已用此
语，但“去喜”云云，确能传墨子思想的性格），但在墨经中却加进了情感
的要素。经上说，“为，穷智而■（“■”字异文，系也）于欲也。”经说
上说：
“为：欲■（“■”旧作“■”，依孙校改，斫也）其指，智不知其害，　
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文”言思想之密察，各端兼顾，杨霓说）也，　
无遗于其害也；而犹欲愼之，则离（罹也）之。是犹食脯也，搔（毕沅云：　
“骚”，“臊”字假音）之利害，未可知也，欲而搔，是不以其所疑止所欲
也。廧（同“墙”）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趋之而得刀（“刀”旧作“力”，　
依孙校改，指刀币）；则弗趋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观（见也）‘为，穷
知而■于欲’之理，搔脯而非■（智）也，■指而非愚也。所为，所不（“否”　
也）为，相疑也，非谋也。”　
方授楚解说：“食之美恶未可知，与墙外之利害未可知，其疑同也，智
也；一则欲得骚而不止，一则不欲得刀而止（弗趋），为与否在欲之强弱，　
情也。”这说明行为不尽依据理智，而尤在于欲望的强弱。杨氏则以主张经
上为墨子自著的缘故，遂读“■”为“远隔”，说，“为也者，当尽其智力
而绝其所欲，必依放‘知’之所谋虑而从事，不可任所‘欲’为也。贵义篇
云：‘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义同此”（墨经哲学）。不
但对于说的举例，说明很为勉强，而且于经文也不适合。因为经文明明是说：　
行为是尽知之后悬决于欲望的；是申说语，并不含有“当为”之义。
又如经下“在（察也）其所然未然者（“未然者”旧作“未者然”，依
梁校改），说在于是推之”章，经说曾说：“在：尧善治，自今‘在’诸古
也；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这种不承认先王的观念，实在是战
国后期的产物，到了荀子手里遂具体化为“法后王”的思想。
再如关于天鬼一类的宗教思想，在这六篇中，几乎没有留下影子。大取
小取两篇，虽也还有一两处提及“天”“鬼”字样，但其意义决不是墨子所
谓“我有天志，譬若输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天志上篇）那样的“天”，

也不是他所谓“能赏贤罚暴”（明鬼下篇）那样的“鬼”。墨辩所谓“天”，　
似乎仅有“天性”的涵义；所谓“鬼”，也仅是人死为鬼的意思；至多只能
说是墨子天鬼思想的残余，看不出宗教的痕迹。反之，我们却可于经下看到
一种代替天鬼思想的新世界观：“可无也，有之而不可去。说在尝然。”说：　
“可已无也，已然则当（尝）然。＇若＇（依鲁增）不可无也。久，有穷无穷。”　
这里提出了有无的观念、久暂的观念，并且以为人的言动对于整个人类的文
化必然要发生影响，表面看来，虽似消失（有穷）而实常潜存（无穷）。
这些都是墨经作者对于墨子思想的修正。
四、就文字说，这六篇与尚贤等篇的作风显然不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篇说：“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言多而不辩，何也？’　
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晋，　
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今世之谈也，　
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
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
与。。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而不辩。’”这楚王据方授楚考定为楚威王
（其与田鸠问答，当在公元前三三七年至三二八年十年之内），其时约当墨
子卒后七十年左右。由此可以看到：（一）墨子的“言多而不辩”（照田鸠
的解释）是“恐人怀其文忘其用”，而有意如此。（二）当田鸠对楚王问时，　
尚争好辩的风习已经大张，所以说“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文
选注载“墨子南游于楚，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同是楚王，　
前王称为“良书”，后王却谓其“言多而不辩”，足见时代风习之不同。正
惟如此，所以墨经与墨子尚贤等篇的作风也就不同。
五、经上与经下，体裁的繁简文质大不相同。最显著的是经下每章（有
一二章因错简讹夺而缺）都系以“说在某某”字样，大取篇末自“故浸淫之
辞，其类在鼓栗”以下十三类，也有“其类在某某”字样，足见此二篇即使
不是出于同一作者，也是成于同一时代。此与韩非子内储说、外储说各篇的
“其说在某某”，吕氏春秋有始览的“解在某某”，是同样的体裁。尤可注
意者，韩非子的“其说在某某”各篇也有所谓“经”（出于后人伪托的管子
牧民篇与牧民解篇，也同样有“经”“解”字样）。这就足证此种体裁为战
国时代末期的特有作风。今按韩非被害于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二三三年），　
其书当著于入秦以前；关于吕氏春秋，据本书序意篇“惟秦八年，岁在涒滩”　
考定，则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二三九年）；二书都是战国末期的作品。
所以，和此种体裁相同的经下与大取，当也近于此时成书。墨子时代尚不可
能有这种文体。
六、经上“辩，争彼（佊）也。辩胜，当也。”经说上“辩，或谓之牛，　
（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若当犬。”此
话明是针对庄子齐物论篇“辩无胜”及“大辩不言”之说而发的，但墨子不
能生存到庄子时代，不及见庄子此说，均无疑义。并且，墨经此义到了经下
篇更表现为明显的批评语调：“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下释云：　
“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又如经下“以言为尽誖，誖。
说在其言。”“非诽者誖。说在弗非。”这均是驳庄子之说。“五行毋常胜，　
说在宜（多）。”这是批评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仁义之为内外也，内
（疑原作“非”）。说在仵颜。”这似乎是批评告子“仁内义外”之说。今
按墨子公孟篇载有墨子与告子辩诘的故事，但“仁义”并提始于孟子；孟子

书有“仁义内外”之辩，管子戒篇也有“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之语，这样
看来，此一争论是在孟子时代出现的，墨子当不及见此。
七、至于大取小取两篇，其非墨子手笔，尤为明显。大取篇说：　
“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厚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己，爱
人也。”（“伦”通“轮”。“列”，次第也，“伦列”即以次轮转的意思。）　
这是答复荀子正名篇“圣人不爱己”的非难的。正名篇说：　
“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验
之所＇以＇为（以也）有名，而观其孰行，则能禁之矣。”（王引之说，“验
之所”下“以”字，后人所增）　
荀子上文“见侮不辱”是批评宋钘的，馀二事都是批评墨家的。墨家的
话便是答复荀子的非难。因为在理论上，必须先有“圣人不爱己”的非难，　
然后才发生爱人是否“外己”的问题；在语气上，以“圣人不爱已”云云为
非难，以“爱人不外己”云云为答辩，则顺理成章；反之，如果墨家既已说
过“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并把其所以“在所爱之中”的理由说得
明明白白，那么还指其“不爱己”而非难其以名乱名，就成为“无的放矢”　
了。
大抵当时，人们见墨家主张兼爱，主张“损己”（天下篇说墨家“以自
苦为极”，孟子尽心上篇也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都指损己利人的事），　
就以为“圣人不爱己”（天下篇曾批评墨家“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
行，固不爱己”）。荀子即据以非难墨家“用名以乱名”，其论旨在于“人”　
“己”概念的相异，施爱伦列的原则不同；固不必以大取篇的文字为其批评
对象。而大取篇“爱人不外己”云云却正就人己观念不同这一点上，提出墨
家施爱的“伦列”，予荀评以反驳或答复。单从形式逻辑而言，荀子的立论
就欠公允。因为，既以“‘盗’之名之内涵，亦包含有是人之义”，为什么
“亦人类中之一人”的“己”就不可以“包有其是人之义”呢？为什么一说
到“己”就一定要用分别“人”“己”的狭义的“人”，而不许用那连“盗”　
包含在内的广义的“人”（“人类”的“人”）呢？在同一批评中所用的名
的涵义就不同如此；若用荀子的说法，也同样可以说是“用名以乱名”的！　
八、关于“杀盗非杀人也”的问题，小取篇也有一段答复说：　
“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奚以明之？恶多盗，　
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世相与共是之。若若是，则虽‘盗，人
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无难矣。
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无它故焉，所谓内膠外
闭而不解也。”　
这段话，就语气看来，为答复荀文的诘难，殊为明显。所以大取小取两
篇，大体可断定为写成于荀子正名篇之后。和大取篇体裁相同的经下篇也可
能是写定于同时的。
九、综上各段所述看来，墨经六篇决不是墨子自著的。那末，它们的作
者是谁？　可惜书缺有间，不能指出其姓名。不过，依据思想的内容看来，　
其根本观点是师承墨家的传统，其中虽对于墨子的见解有若干发展或修正，　
但都可以说是墨学必然的合理的演进。再就成书的过程看来，可以说作者并
非一人，编定亦非成于一时，大抵前表所列墨子再传及三传弟子里带有名辩
色彩的诸人，均可能先后参与其事。倘更由各篇的内容来推定，则年代的先
后，大体是这样的顺序：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经下

记载着很多关于各种科学的见解以及与各家的辩难，可以看出墨辩在辩诘里
成长的痕迹。大取小取，尤其是小取篇，综合地说明了推理和“辞辩”的方
法，它带有总结墨学的性质。这一顺序，是逻辑的层次，也是历史的先后。
方授楚说：“墨经辞约义丰，包罗甚富，如决定为一人所著，亦非一人所能
著也。。。吾颇疑其如佛教经典结集，乃开会决定之者。”（墨学源流考）　
如果如此，则最后一次的编定，或者与大取小取两篇的写成约略同时，　
当在荀子成书与韩非子成书的年代中间，相当于田鸠即田俅子的时代。大取
篇说：
“（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　
小取篇说：　
“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　
又说：　
“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遍（偏）观也。”　
上面的话是综合性的说法，这和经上、经下的编次是不同的。经上以“故，　
所得而后成也”章开始，经下篇则以“止，类以行之（旧作“人”依孙校改），　
说在同”章开始；一冠以“故”，一冠以“类”，似非偶然的巧合。
十、因为墨经六篇是墨家后学多次的集体论撰而成的，所以它们是一部
贵经验、重实践、发展墨子思想的并总结百家名辩的有体系的著作。单就体
系性一点看来，不仅小取篇组织严密，条理井然，就拿经上经下来说，其中
每章相次，虽在错简讹夺之后，处处还可看到它们先后联贯的脉络，窥见作
者根据着“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的原则而编次的苦心。而且也正因为
如此，所以其成就能远高于先秦各家的名辩思想之上。
因为墨经是有组织地编定而成的著作，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