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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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耦，合也。”合即成了“辞”，所谓命题。
墨经所讲的命题，皆指事物之外部关联，这是形式逻辑的特点。
战国时的辩者把命题中的个别和一般做了论争的中心。墨家的“坚白楹
（盈）”，在命题上统一了个别与一般，而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论，即
分离了个别与一般。
小取篇说的“以辞抒意”，指的就是命题，“以说出故”，指的就是推
理。何谓“故”？何谓“说”？
说即“经说”之说，说其故也。前人以“说，所以明”的“说”释此句
之说，不确。“故”，即理由或前提。这在上面已经有详细的解释，不再重
复说明了。
然而真理却不简单，因为认识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改正，才能不断地发
展出更高的理论。墨子有“合志功而观”和“言足以举行者常之”之说。墨
经有“志，行为也”；大取篇有“志功不相从也”之说。然而只有这一些贫
乏的概念，还没有高级的认识，这是古代哲人的局限。经下有“以名取”之
说，发展了墨子所谓“非以其名也，而以其取”之论，但这些也仅是简单的
命题，而没有事物的发展、联结的说明。这也是他们的局限。
经下：“知其所以不知，说在以名取。”说：“我有若视曰知。杂所知
与所不知而问之，则必曰，‘是所知也’，‘是所不知也’。去取俱能之，
是两知之也。”
“去取”虽有分析与综合的成分，也有选择的实践意义，但其公式却是
抽象的。故墨学的推理，又重视形式逻辑的演绎法。
大取篇有“语经”之称，语经必注意推理方法，故小取篇详言思辩的七
法：（一）演绎法的绝对前提，谓之“效”。（二）举他事以明此事之比较
法，谓之“辟”。（三）比较两个同一命题的平行法，谓之“侔”。（四）
援例拟事的类推法，谓之“援”。（五）盖然判断，谓之“或”。（六）假
设命题，谓之“假”。（七）以类取而以类予之归纳法，谓之“推”。（详
见原文，不具引）
后期墨家和各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特别在认识论和逻辑学上对当时的
各派思想给了有力的批判。所以经说下说：
“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常（当）者胜也。”
小取篇说：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
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
这是因了和各派斗争而得出的总论。其关于明是非、审治乱、察名实三
者，上面已有详述，今就其特别提出的“明同异之处”约述于下，因为这是
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思想。墨子所争论的“兼”与“别”二义，以“兼”反
对儒家之“别”（儒家主张的族类）。庄子在兼别二者之间发为“两行”论。
诡辩学派把兼别纳入于命题的同异（个别和一般）。后期墨家在形式逻辑上
承认了墨子的传统，得出了归纳法的同异论。这个方法论的优点是，否定先
验的类别，而依据客观对象的类别，分析事物的规律，这是墨子理论的发展。
此一学术的价值，前人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小取篇说：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他者同也，
吾岂谓他者异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命题）之侔也，有所至而
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
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
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
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
此段后期墨家最珍贵的推理论是墨学理论的综合。大取、小取、经与说
之中的举例，多沿用当时庄子的“有无”与“是非”，诡辩者的“坚白”与
“马”“石”，但在经上讲“同异交得”的经说中，所举的例子就丰富了。
如拿有无的概念讲家族，拿故的概念讲姓氏，拿贵贱的概念讲商业。今就墨
子的中心思想，把上面小取篇的推理形式在理论上返原一下。
例如墨子的阶级论，对于贵贱贫富展开了一系列的说明（参看尚贤诸
篇）。他指出了一般人只知道富贵贫贱是“其然也”，而不知道为什么其然
即“所以然也”。一般人只看到其然的现象，即富者贵者和贫者贱者，而看
不到富贵和贫贱的所以然的理由。把这样的现象个别地取为对象来考察，一
个一个现象之间可以相同，而对象的理由则不必同，故他主张“以类取”。
何谓“类”？西周以来传统的观点，是以氏族的地位来区别的，即“氏所以
别贵贱”，荀子还有大套“礼”论，说明“始贵”之义，把一个不许怀疑的
类范畴，在人类行为方面规定而为序贵贱之礼，所谓“礼者别也”。这是儒
家演释法的大前提，其推论便是：凡人都有贵贱之类（大前提），君子大人
为始贵者，小人野人为无天爵者（小前提），故人类社会是治野人（安荣）
与养大人（安辱）的富贵与贫贱对立的社会（结论）。墨学的归纳法便不然
了。首先我们根据小取篇所综结的“取予”推论，来看“非命下”怎样应用
方法论以类“取”：
取1。“王公大人不敢怠倦者何？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
（听政）
取2。“农夫不敢怠倦者何？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
（耕稼）
取3。“妇人不敢怠倦者何？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
（纺织）
取4。5。6。“百工”、“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强必贵，
不强必贱。”
上面所“取”各例里，背后有一个客观的类，这类不是先天的氏族，而
是后天的“固以其力也”的理由，所谓“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这在墨子叫做“义”，（反之，谓之“不义”）而在方法论上谓之“所以取
之者”。
根据这样的类标准，便得出了富贵贫贱的断案，即劳力之“强”者为富
者贵者，反之劳力之“不强”者为贫者贱者；而在方法论上谓之“以类予”，
“以其所不取（未举例者）之同于所取者予之”。
基于这命题，便推论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结论。
从这种归纳法所得出的人类概念，在社会史讲来，固不是如这样贫乏的
内容，但其在古代社会的思想史中却为破天荒的进步思想，因而多方、殊类、
异故的归纳法则，同样是人类思维史的进步思想。我们拿这个方法，也可以
研究墨子兼爱篇的“兼是别非”论和非攻篇的义与不义论。这里，我们再依
据小取篇的“取予”论，以非攻上为例，说明推理的方法：
取1。“窃桃李者”，不义之一例。
取2。“攘犬豚者”，不义之二例。
取3。“取牛马者”，不义之三例。
取4。“杀不辜者”，不义之四例。
取5。“杀百人者”，不义之五例。
取6。“攻国者”（？），不义之六例。
前面五例所取者，当时是人人皆知的，故说“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
谓之不义”；第六例就有问题了，当时人对“所以取之者”，则以为殊类异
故。因为攻国，正是“远而失，流而离本”的难以认识的事物，所以“天下
君子，谓之义，从而誉之”。然而墨子认为六例都是同类、同故的对象，因
为类与故皆在“不以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所有取之。”（天志下）
“以类予”之断案如何能得出来呢？未取者虽然很多，但同于所取者，
只要知类，他者（未取者）亦同。因此，就归纳出凡非其所有而取之者皆为
不义（攻国亦然）。
以上所述二例，是墨学反对氏族贵族的对内专政与氏族贵族的对外混战
的理论。后期墨学在方法论上发展了墨子的理论，这就是小取篇的一段名文。
因此，著者前面说“返原”二字，实质上后期墨家的逻辑学是更把墨学系统
化了。
墨经同异之辩，以明类为其前提。更详言之，同异可从四种性质来区别，
如下所说：
经上：“同：重、体、合、类。”说：“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
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
经上：“异，二、不体、不合、不类。”说：“异，二，毕异，二也；
不连属，不体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类也。”
经上：“同异交得，放有无。”（说文错落很多，从略）
以上所讲的同异，都是以四种性质来区别的，但同异交得，要特别注意
其“有无”，“放”即“求放心”之“放”，即寻求特性之有无。例如经说
下言“不偏有，偏无有”，即以牛马之类的特性而明牛与马之同异。
墨家反对了庄子的齐物论、惠施的“万物毕同毕异”以及公孙龙的“离
坚白”诸说，其主要根据则在类概念之同异。后期墨学基于墨子的传统精神
所修正并发展的学说，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是中国哲学的优良果实。墨
学传统之在后世衰微，正由于这一果实本身的意义，因为这在封建社会是“异
端”。
墨学不但在实践上“好天下”，而且在推理上不脱离现实，所以尚贤说
“民无终贱”，天志说“我之仪法”，兼爱说“兼以易别”，明鬼说“贵贱
同享”，都是以人民百姓的利益反对贵族君子的利益。这实在是和中古封建
的正统思想相矛盾的。如贵义篇载穆贺对墨子说：“子之言则诚善矣，毋乃
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荀子说墨子是“役夫之道”。实际上问题还不仅
在于墨子的贱人和役夫的行为，因为孔子也说过“吾少也贱”；而主要在于
其“所为”与“道”。墨子的“所为”与“道”，又正是所谓“僈差等”、
“尊卑无别”、“无益于人君”，这是与秦以后封建专制的“名教”适相矛
盾的。例如佛学虽然有时作为异端看待，唐韩愈还曾上表主张“人其人，火
其书”，但佛学也被统治阶级有时作为国教看待。墨学就不同了，直到清代，
汪中有墨子一序，就竟然被斥为“名教”的罪人！
欧洲中古经院学派只能笺注神学，不能笺注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与艺术。
后期墨学所发展的是思维方法的科学，与封建社会的黑暗愚昧是适相反对
的。注经大师的经今古文学派之争，争乎神 秘的专利者有之，未闻要争科
学；争乎讥纬迷信者有之，未闻要争判断之合乎科学。名学为言语科学，而
不是言语符咒，所以它就必然为中国的注经大师所排斥。所谓定“一尊”，
是中外封建制社会的共通精神，而墨学在这样的社会可以尊么？墨学可能如
道家被自由解释为“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史记自序）么？墨学可能
如佛学之被引伸为宋、明理学的佛儒一贯么？
因此，墨学衰微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学派性与中古封建制度之不相容。到
了汉代，墨子学派发展为农民运动的游侠，这也并不是偶然的。汉以来“杀
人者死”这一生命保障的要求，原来早已是“墨者之法”，被农民所拥护的
口号。
第十五章 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者——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
第一节 荀子的时代和荀学
荀子生卒年代无可确考，据汪中荀卿子年表，托始于赵惠文王元年（以
公子胜为相封平原君），终于赵悼襄王七年（楚李园杀春申君），相当于公
元前二九八——二三八年。荀子一生的重要活动大约就在这个时期。这一时
期正当战国末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临终的前夜：奴隶所有制社会即将告终，
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社会即将取而代之。
孟子在战国中叶，曾有“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之说，荀子时
代不但王霸的形式已经过时，而且他在“德”与“力”之外，还肯定了“以
富兼人”的另一形式（荀子议兵篇）；所谓“法令滋章”，正是由此发生的
现象。秦以“变法”独早之故，“耕战”之效已见，所以荀子也称其“四世
有胜，非幸也，数也”，“类”于“治之至也”，而独惜其“无儒”。这就
表示了儒者在当时——尤其在秦国——并不被重视。大约是因为这个缘故
吧，荀子没有留在秦国，而终于废居兰陵，著书以殁。他的弟子也曾透露了
这个消息：“孙（荀）卿迫于乱世，鰌（鰌亦迫也）于严刑，上无贤主，下
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
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
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示）天下以愚。”（荀
子尧问篇）
在过渡的时代，荀子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于当世重法术、轻礼
义这个现象表示不能容忍。他在解蔽篇就批评过慎到和申不害：“慎子蔽于
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埶（势）而不知知（智）”。史记孟荀列传又记载着
荀子不满意当时的阴阳家和庄周派：“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
遂大道，而营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
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但另一方面，荀了对诸子的批判，却受了他所批判的对象的影响，因而
他又表现为由“礼”到“法”的学术流变的中心一环，表现为集权主义的拥
护者。
荀子是后期儒家的伟大的代表，他始终没有离开儒家的立场。他看到当
时七雄的斗争日烈，秦国统一中国的倾向日强，所谓礼乐已经扫地无存了。
因此，他不能不说明礼的起源（在孔子时代，这是不必要的，只简单说“礼
也”或“非礼也”就够了），借以证明，要避免争乱，就必须振兴礼乐以辩
明“别”（类别）与“和”（调和）；另一方面他又扩大了礼的涵义，接近
于法。法家所谓的“法”大都从战功来定尊爵地位，军事体制已经渗透于所
有制之中，这就适合于封建土地 所有者的要求。所以自礼记采取他的学说
以来，后世的礼乐理论，始终没有超出荀学的范围。由于当时社会变革的结
果，商业资本已经突破国境，反映在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