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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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七章里我们曾说，类故两概念的发现与运用，武装了墨子的思想。
这里，“类”、“故”两概念的承藉与修正，规定了荀子逻辑思想的具体面
貌，这首先表现出分类法与定义法的特点。此所谓特点，一方面指其由于
“类”、“故”两概念的把握，在逻辑的分类与定义上有了独特的成就，另
方面指其由于儒家立场的修正，在这分类与定义上又有了种种的偏见与限
制。兹分别评述于下：　
“故”是事物的实质，“类”是事物的属性。人们对于事物有了实质的
与属性的知识，当然就可以辨明事物的同异。所以荀子说：“制名以指实，　
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
困废之祸。。。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
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今本作“异”，依杨注改）实莫不同名也。”　
（正名）　
此所谓“明贵贱”，是伦理学或政治学上的课题，荀子以此为逻辑思想
里的首要课题（“上”），这也就是儒家正名主义的传统；其制名以指实之
说，乃是属于知识论或世界观的范围，至于辨别同异，则是逻辑学上的分类
问题。他所说的“同则同之，异则异之，。。不可乱也”，除有一部分认识
论的意义而外，尚有分类法的意义。
就分类法方面的意义来看，荀子所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不可乱也”，　
首先与孟子的“僻违而无类”的观点相反，其次与庄子的“类与不类，相与
为类”的观点相反，最后又与惠施的“合同异”的观点相反，而是从清楚的
“类”概念出发；并且强调着思维里“类”概念的真伪正误，不决定于主观

自身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决定于客观上事物的属性的类与不类。
这里可以看出荀子对于墨家的客观同异说的承藉，同时也可以看出荀子分类
方法的客观精神。
但是，荀子在分类法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概念论方面（此点下文另有
详述）；其在事物方面的分类法，则充分证明他所受的儒家立场的局限。这
一局限，首先在于受了道德观念的支配，其次在于分类的儒术作风。兹举数
例如下：　
君子小人的分类——“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
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见由（用）则恭而止，见闭（舍）　
则敬而齐，喜则和而治，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
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
兑（锐）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
则奔而■。”（不苟）　
士的分类——“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
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
比以暗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
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　
以情（实）自竭（举），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
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是），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　
唯利所在，无所不倾（尽），若是则可谓小人矣。”（同上）　
勇的分类——“有■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
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
饮食之见，是■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狠），猛
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
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
君子之勇也。”（荣辱）　
名辩的分类——“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详
见本节第一项名辩方法儒家的规定）”。（非相）　
奸的分类——“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智）而不律先王，　
谓之奸心；辩说譬谕，齐（疾）给（急）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
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非十二子）　
儒的分类——“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按非十二子篇及非相篇尚有沟犹
瞀儒，贱儒，及腐儒等名），有雅儒者，有大儒者（其说明从略）。”（儒
效）
蔽的分类——“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纣是也。桀蔽于末喜、斯观而
不知关龙逢；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昔人臣之蔽者，唐鞅、
奚齐是也。唐鞅蔽于欲权而逐载（戴）子，奚齐蔽于欲国而罪申生。。。昔
宾孟（俞校：“孟当读为萌。。。宾，客也；萌，民也。所谓宾萌者，盖当
时有此称。战国时游士往来诸侯之国，谓之宾萌”）之蔽者，乱家是也。墨
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
势而不知知（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　
据此七例，可知荀子分类的对象，完全是以政治道德为范畴的，而不及
于自然现象；其概念的内容，也不出乎善恶、礼义、贤愚、圣暴、君子小人
等道德判断，这几乎在逻辑判断上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其次，在定义法方面，荀子虽仍受着儒家立场的局限，但与其事物的分
类法比较，却表现出多方面的成就。兹分析如下：　
第一，荀子的定义法，与其“类”概念的联系观点相平行，大体上不从
孤立的观点着眼，而是从相互联系里找寻事物之所以成为自己而与他物相区
别的实质与属性，并以实质与属性的客观情况为基础，而作出该事物或其概
念的定义。例如：　
“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君子
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
中正也。”（劝学）　
这是从个体与环境的联系里，求出了君子所以成为君子的定义。这样的
定义法，属于所谓“生起的定义”，即从事物的起源或生成经过上来作出事
物的定义。关于此点，尚有更具体而更明确的例证：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
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君子。。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身死
而名弥白；小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曰：知虑材性，固有以贤人矣。夫不知其
与己无以异也，则君子注错之当，而小人注错之过也。故孰（熟）察小人之
知能，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
子安雅（夏）。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荣辱）　
就上面的发生定义的举例来看，荀子还在人类性能的出发点上肯定了君
子小人是同类的。这就和孟子从大体之官和小体之官来区别君子小人的定
义，完全相反了。
第二，荀子从事物的起源与成立的条件里而作出发生的定义，不限于君
子与小人。他从“物类之起，必有所始”出发，对于一般事物的定义，几乎
普遍地采用了发生的方法。例如：　
“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
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劝学）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　
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
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同上）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同上）　
“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涤，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　
所渐者然也。”（同上）　
所有这些定义，都是从其起源与成立里举其条件而成。这一观点上的特
征，显然来自“类”概念的把握。所以说：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居），　
物各从其类也。是故质的张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树成荫而众鸟
息焉，醯酸而蜹聚焉。”（同上）　
第三，荀子既然从相互联系与“注错习俗”里举出了事物的发生的定义，　
所以在“类”、“故”的指引启示之下，又注意到了由量变质的动的观点，　
在发生的定义里加入了作为“故”（实质）的生成条件的“积”的要素：　
“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併）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　
安久移质。。。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　
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

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贩）　
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
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顺）使然也。故
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
小人矣。”（儒效）　
此所谓“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与“习俗移志，安久移质”是同义语。
在“积”中求出关于事物实质与属性的发生的定义，在中国逻辑史上的确是
光辉的定义法。兹就原文所及，依次提出其定义如下：1。山是土之所积；2。　
海是水之所积；3。岁是旦暮所积；4。天是至高所积；5。地是至下所积；6。极
是宇中六指所积；7。圣人是积善而全尽之涂之人百姓（或人之所积）；8。农
夫是积耨耕之人；9。工匠是积斫削之人；10。商贾是积贩货之人；11。君子是
积礼义之人（或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之人）；12。小人是积“纵性情而不
足问学”之人。第四，荀子关于定义的制定，曾依据“类”概念，将不同类
的事物经过比较对勘以后，使用所谓“差异法”制定了定义。例如：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　
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
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　
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
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他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
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
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王制）　
似此，将无机物，植物，动物与人类比较对勘，从人类所独有而他物所
皆无的“群”与“分”里，得出了“人”的定义，其以差异法为制定定义的
手段，实甚显然。
最后，我们不得不着重指出，荀子究竟是儒学思想家，所以在方法论上
虽有着卓越的成就，而由于其社会观的限制，遂使其关于分类法与定义法的
结论，都不可避免地归结于“礼义”的说教，把圣王君子的立场置于形而上
的合理的地位。
（四）荀子在概念论与推理论上的成就及限制
前面我们曾说，荀子在分类法上的成就主要在于概念论方面。也就是说，　
荀子在概念论上所作的分类，较其对事物本身的分类有着更高一些的成就。
例如：
“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
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共）举之，　
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又）共，至于无共然后
止。有时而欲遍（别）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　
别则有（又）别，至于无别然后止。”（正名）　
这里的概念分类，无疑地是承藉于墨家所说的“名：达、类、私”的逻
辑思想，但荀子的观点又较墨家更向详尽而具体方面发展了一步，因而，其
中包含着更多的宝贵遗产。兹择要分述如下：　
第一，如果仿照着西洋古代逻辑学家朴尔斐利所制的“朴尔斐利之树”　
的概念分类法来看荀子的分类，我们可以将“共名”与“别名”之分，改写

为如下的形式：　
表里的“物”是“大共名”，“孔子”等人是至于无别然后止的最别的
“别名”。至若“生物”、“动物”、“人类”、“中国人”等概念，则对
上而言谓之“别名”，对下而言谓之“共名”；同为“别名”则因对上对下
而分“大”“小”，同为“共名”因对上对下而分“大”“小”，由“别”　
到“共”，由“大”到“小”，其差异都是相对的，而是可以互为转化的。
这一分类法的成就，在于一方面否定庄、惠的相对主义诡辩逻辑的“齐物”　
思想或“合同异”观点，另方面又否定公孙龙的绝对主义诡辩逻辑的“白马
非马”的“别共离异”的孤立观点，而明确地完成了形式逻辑的同异辨别。
所以在如此分类以后，荀子即紧接着说道：“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
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
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逻辑活动）之所以稽实定数
（名）也，此制名之枢要也。”（同上）这些话无疑地是针对着惠施、公孙
龙而发的。所以又说：“山渊平，。。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验之所缘，　
（无）以同异，而观其孰谓，则能禁之矣。。。有（牛）马非马也，此惑于
用名以乱实者也；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同上）　
当然，因为儒家有反墨学的传统成见，所以荀子对于墨家的概念论不免
有所误解或曲解。例如，“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据大取篇所释，　
本质上与荀子的概念分类初无不同，而荀子则指为“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　
验之所（以）为有名，而观其孰行，则能禁之矣”；并以之与施、龙等相提
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