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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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商品关系的理论完成者，他们和亚里士多德的商品论有同等的价值。
一、李悝据说曾为魏文侯相（汉书艺文志），一说为文侯师（晋书刑法
志），或许兼而为之。他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详悉。汉书艺文志法家类，首列
李子三十二篇，注云：“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儒家类著录李克七
篇，注云：“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又史记货殖列传及平准书，均记“李
克务尽地力”。故章太炎断李悝、李克“当是一人”（检论原法注）。因他
曾著法经，故列入法家，曾师子夏，故列入儒家。由儒入法，本无足奇，后
有荀、韩师弟关系可证。
现在先说他的尽地力之教：　
“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
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
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史记平准书）　
这说明了财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地位的转变。汉书食货志说：“李悝为
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　
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臣瓒曰：当言三斗），不勤则损亦
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这说明了生产条件的进步，　
因此，分配关系也有了变化。又说：　
“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　
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　
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
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
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
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
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
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四倍，收六百石），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三
倍，收四百五十石），余三百石。下熟，自倍（收三百石），余百石。小饥，　
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　
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
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籴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
而民不散，取有馀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这几段记载，从文字看来，显然经过后人的润色，粟价恐怕也是经过汉
人换算的。但其主要内容，则颇可靠。这时上距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时，　
已一百九十余年，下距商鞅入秦不过数十年，古代经济可能已发展到需要“尽
地力”的政策的阶段。贫富阶级已有变化，旧贵族已趋没落，法经得以产生
的物质的条件也已具备了。
李悝的书——李子三十二篇、李克七篇及法经，都已佚失。关于法经的
详细内容已不可确考，幸赖晋书刑法志的记载，还给我们保存了它的篇目：　
“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
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　
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　
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　
合为九篇。”（晋书刑法志）　
据唐律疏议，李悝“造法经六篇，即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
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受，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户
婚律）、兴（擅兴律）、厩（厩库律）三篇，谓‘九章之律’”。“魏因汉
律为一十八篇，改汉具律为刑名第一”。“晋命贾充等增损汉、魏律为二十
篇，于魏刑名律中分为法例律。”由其盗法贼法（唐律疏议原注谓：“盗法，　
今贼盗律是也。”“贼法，今诈伪律是也。”）篇名所指看来，法经的主要
目的在于保护私有财产。而其杂法中包含“淫侈逾制”项目，可见“尽地力”　
的结果，已有不少暴发户了。所以说：“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这样，李悝的法经，实为秦、汉以后法律的滥觞；而按照“著书定律为
法家”之说（章太炎语，见检论原法），李悝是可以当法家的开山祖而无愧
的。
因此战国时代的政治家，就不是开明的，而是革新的，不但有作有为，　
而且敢作敢为。然而在这些国家，如三晋，进步的思想家虽敢作敢为，但受
制于贵族，不能为所欲为。这就表现出新旧变错的矛盾。例如韩非子评申不
害：“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
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　
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新故相反，前后相
悖。”（韩非子定法）　
这样的矛盾便是新的和旧的相拮抗而新的束缚于旧的。大事变法的还是
秦、楚。
二、吴起和商鞅是秦、楚变法的两位主角。他们都获得君主的信任，都
敢作敢为地实行自己的主张，也都遭受法家的悲剧的运命，或被杀害，或遭
车裂。但是商鞅因用秦久而成功，吴起因用楚暂而失败，在效果上说来是不
同的。
吴起是卫国人，司马迁史记虽曾替他立传，但关于他的身世记述不详，　
并有不少错误。吴起被楚国的氏族贵族杀害于楚悼王殁的那一年，即悼王二
十一年，当公元前三八一年，其生年可就说法不一了。据说他曾学于曾子，　
师事过子夏。他曾事魏文侯，为魏守西河，后被谗走楚，为楚谋改革，即以
法家的政治家姿态出现。但他的兵学家的声名却掩盖了法家的地位，可惜兵
权谋家所列吴起四十八篇也失传了。
吴起是一个战国时代扬弃了管仲、子产思想的政治家。他舍身与楚国公
族为敌，越过了“惠人”阶段而走向“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亲
亲尊尊之恩绝”（司马迁语）的“刻暴少恩”阶段。他敢废公族之疏远者，　
敢收封君之爵禄，敢令贵族开荒。“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
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
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練之士。’”　
（韩非子和氏）“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
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
苦之。”（吕氏春秋贵卒）这样，他没有像子产享受“舆人之诵”，而反被

贵戚所害。史记本传也很扼要地说：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　
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　
他的思想见解可以考见的只有这一些断片，然由此也可见他和商鞅是走
着同一的励耕战与变法的路线。
商鞅的身世，比吴起清楚得多。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者，卫之诸庶
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
痤，为中庶子。。。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素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乃遂
西入秦。”（时在秦孝公元年，公元前三六一年）相秦二十余年，孝公殁，　
为反动贵族所车裂。商君书不传，现存者都是后世法家所假托的记载，但间
也留着当时的史影。
商鞅的口诀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一开始就和秦国的贵族甘
龙、杜挚展开斗争。他主张“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站在先王之度（礼）　
的反对地位。他的要政见于史记者有以下几点：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
其赋（小生产者）。大小僇力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半自由农民）。令
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农民身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
者各以轻重被刑；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宗室
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藉（财产关系的军事编制）。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
富无所芬华。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集小都乡邑聚为县（废公族组织）。
平斗桶权衡丈尺（废公族的单行法）。这些政策表现出奴隶社会的发展，同
时也显露出封建所有制的萌芽。所以史记称他，“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
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门，乡邑大治！”　
然而这反映社会发展的进步政策，却被贾谊新书斥为“违礼义，弃伦理，　
并心于进取，行之三岁，秦俗日败”。他的政策不利于旧贵族的专政，历史
也证明反动的旧贵族并不客气，“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
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卒车裂族夷。”（盐铁论非鞅）　
为什么有这样的仇恨呢？原来因为他“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
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同上）这就看出贵“人”以及大“家”　
和国民阶级的矛盾来了。
司马迁说他“天资刻薄”“少恩”，“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这
些话还是旧传统的说法，不从当时历史的发展去分析，而只归诸个人的“天
资”；其实，商鞅的“变法”，在古代历史上确是进步的，他主张的严刑峻
法，也还是出于法家的“以刑去刑”的理论：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
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罹）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
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一曰：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
去刑。’”（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由此看来，中国古代的法家的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氏族贵
族和国民阶级所展开的悲剧性的历史斗争是激烈的，古代法家是中国历史上
富有优良传统的战斗人物。近代章太炎为商鞅辨诬的话，也具有反封建的民
主主义的精神。
前期法家，有的从儒家的理论发展而来，也有的从道家的理论发展而来，　
申不害、慎到、韩非就是例子。而且法家和道家的关系密切，也不是偶然的，

尤其涉及“术”的思想，所谓“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正是两者
相结合的产物。
三、申不害，与商鞅同时，迟商鞅一年死。史记说：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
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自昭侯八年至二十二年，公元前三五一至三三
七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王邵以为不确）。申子之学，　
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汉书艺文志作六篇），号曰申子。”　
因为“术”不离“势”，故荀子批评他说：“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智）。”　
韩非子之定法篇也说：　
“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
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赏
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蔽
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因为韩非认为“术”与“法”不可分离，故他批评申子有术而无法，但
申子也给了韩非思想不少的影响。他说：　
“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託万乘之劲韩，　
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饬）于官之患也。”（定
法）
荀子说申子“不知智”，或许也指此而言。但这却正反映了当时社会新
旧递嬗的现象。
申子书已佚，现被保存于群书治要中的大体篇，较为完整，充分表现了
“黄老道德”思想的气息，全引如下：　
“夫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　
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今人君之所以高为
城郭而谨门闾之闭者，为寇戎盗贼之至也。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
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
其国矣。今使乌获、彭祖负千钧之重而怀琬琰之美，令孟贲、成荆带干将之
剑卫之，行乎幽道，则盗犹偷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贤乎孟获、彭祖而勇非贤
乎孟贲、成荆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琰之美，千钧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
耶？
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　
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　
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故善为主者，　
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是以近
者亲之，远者怀之。
示人有余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　
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
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治主。君，知其道也，　
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为百当者，人臣之事，非人君之道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
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主处其大，臣处其细。以其名听之，以
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
重自得。凡因之道，身与公无事，无事而天下自极也。”　
通篇就君人之术立言。如“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

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纯是道家的见解。而“其名正则天下
治”，“其名倚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