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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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着。“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于下民。。。水气至而不知，数
备将徙于土”；它们的“转移”，虽没有一定整齐的期间，但其“递兴废”
总是命定的。“中庸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
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第二十四章）；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
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
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公
孙丑下）于此，可见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和思、孟学派的思想，确是一脉相承
的。
总而言之，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其基础建筑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
思想上。若把它抽象化起来，便可以构成“天垂象，圣人则之”这一个公式。
例如“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是为天垂象；“黄帝曰：‘土气胜！’
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是为圣人则之。而这公式，正是易传所
构成的基本思想，至少是系辞传的基本思想。所以说：“天生神物，圣人则
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
圣人则之。”（系辞上）我们认为五行思想与阴阳（八卦）思想，在邹衍手
里开始合流，至少易传是成于思、孟学派和邹衍学派之手。它们既有共同的
基本思想，则后世五行阴阳八卦搅成一团便不是偶然的。我们且在下面把这
一假定略予展开。
中国古代的五行思想和阴阳八卦思想，原来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不同的系
统。它们初期都是素朴的唯物思想。所谓五行，指的是宇宙间五种重要的基
本元素，例如大禹谟（东周时人伪托）还把它们与“穀”并列在一起。后来
又从日常生活中发见它们在物理化学性质上有某些关系，遂勉强地排列成相
胜相生的系列。进一步又把它们看成五种“气”，认为在相胜的系列中，它
们依次各有一个时期当令（“从所不胜”，“相次转用事”），构成宇宙不
断的循环变化，并支配着各色各样的事物。到了战国，“案往旧造说”的思
想家把五行思想变质，邹衍更把它们附会于“帝王”之“递兴废”胜者用事
的现象（吕氏春秋荡兵篇云：“黄炎故（固）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
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这些话可能是邹氏的遗说），创为
五德终始之说，便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循环历史观。
阴阳八卦说的情形也一样。考阴阳原义，“阴”为云覆日，“阳”为日
出；引申为暗和明，暖和寒，北和南，表和里等一切对待或相反的事象。故
在自然，天为阳，地为阴；在人类，男为阳，女为阴；在性情，刚为阳，柔
为阴，依此类推。后来抽象化了，把阴阳看做推动宇宙万物生成变化的两种
基本元气，因而支配着一切的事物。更进一步就把它神秘化了。易的作者乃
创造奇偶的符号“”“…”，以代表阴（）阳（…）（这大概是由男女性
别和关系上着想）。系辞传中还留着这样的痕迹，如“夫乾，其静也专，其
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以及“天
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等等，演而成八卦，又重之为六
十四卦。演卦重卦本身，原基于一种数理，并无甚么神秘，所以宋叶适说：
“易之作也，自画而始，不三之，则无以为八也；不六之，则无以为六十四
也。”（习学记言卷四）八卦的名称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
它们代表着八种自然现象，即天、泽、火、雷、风、水、山、地；它们也被
用以代表八种情性事为，即健、说（悦）、丽、动、入、陷、止、顺等等；
这种作风，同样应用于六十四卦。“天”“地”等等其数虽有八，但它根本
原理还是阴阳，所以说：“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
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数也），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
而不越。”（系辞下）
就八卦所代表的自然现象说，比五行多了“天”、“雷”、“风”，而
无“金”、“木”，（“泽”、“山”可归于“地”；巽为“风”，一说为
“木”，若这样看，便只缺少“金”了）。这就和印度的地、水、火、风的
四大更为接近。又由其用“地”字不用“土”字看来，这一系统应比原始五
行说后起。但当它被用作占筮时大概已经到了重卦阶段，它的间架构造也比
五行说复杂得多了。这时候，卦数计六十四，八卦包含在内；卦各六爻（卦
系由阴爻“…－”和阳爻“—”配合而成），合计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辞，
爻有爻辞，合卦辞爻碎，构成周易经的部分。在卦爻辞中，包含有许多故事，
使占得者可以关联着所要占筮的事物去辨吉凶。就其性质而言，卦爻辞即是
后世神庙里的签诗的前辈，故所谓卦者，也就等于签诗的号码；所不同者，
只是号码的排列和占筮的方法不同罢了。周易的占筮方法，比殷代的龟卜，
自然简单明了，但因它基于阴阳刚柔动静的原理，所以变化特多，同时要于
变化中看取不变的法则，所以说易有三义：简易，变易和不易。因此周易渐
渐代替了龟卜的地位，到了签诗之类更简单方法的产生，它又从占筮舞台退
出了。
周易经部的形成，据近来学者的研究，最早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郭
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而易传即所谓“十翼”（彖传上、下，系辞传上、
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十篇）当更在其后，如系辞传有些部分，可
能成于汉武以后（李镜池易传探源）。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
艺文志语，指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作十翼），是儒家要把周易摆在六
经之首而故神其说的。总而言之，易传作者不只一人，也不是一时写成，故
其中所代表的思想也不一致。其基本思想大抵和思、孟学派——邹、衍阴阳
五行学派相符合，无疑地多半出于他们后学之手。如果说它与荀学有关，只
有彖传还有点可说。
首先第一，是“天垂象，圣人则之”这一基本思想是相同的。这在彖传
已开其端。彖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坤，君
子以厚德载物”（坤卦）；这样在每卦之下以“君子以。。”或“后以。。”
的方式，输进了许多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的见解。这里就表现了“天垂象，
圣人则之”思想的因素。但最明显的，还要算系辞下的圣人观象制器这一段：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
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
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纲）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
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
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
吉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
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
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
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
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样地或直接“观象于天”或间接“取”法于卦（那是“观象于天”所
画成的），而制作出许多的器，以利济天下万民的说法，都可说是出于“天
垂象，圣人则之”这一公式。这一思想，像一根红线似地贯通着系辞上下传。
而“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也和邹子所谓“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相合。拿这段文字去和上引
应同篇邹衍遗说比较，我们可以断定是系辞仿效邹子，不是邹子钞袭系辞，
因为邹子的历史系统始自黄帝，而系辞却上推到伏羲、神农去了。
其次，邹子深观“阴阳消息”，而易传的思想尤重“阴阳消息盈虚”。
周易重变化，而邹子也有循环变化的思想。汉书、严安传引邹子的话说：“政
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
者，未睹治之至也”。从他的“五行相次转用事”的宇宙观，当然要引导出
这样的变易的“政教文质”论。
最后，邹子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循环的变化观；而易的思想也是循坏的
变化观（六十四卦殿以未济，表示“终则有始”；而乾彖也说：“大明终始”）。
所以，复的彖传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蛊的彖传说：“终则有（又）
始，天行也”！丰的彖传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节的彖传说：“天地节而四时成”。不但彖传
如此，乾上九的爻辞也说：“亢龙有悔”，其彖传说：“亢龙有悔，盈不可
久也。”这些都是循环论的见解。
革卦的彖传虽然曾说过：“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
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但和“天地节而四时成”联系起来看，这里所谓“革”，
不指变革，还是循环，并不是发展前进，因为“四时”本来就是循环的，所
谓“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四时）成焉”（系辞下），
这是最好的傍证。
周易还有一种显著的思想，那就是“时中”主义。清惠栋易汉学说：“易
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孔子作彖传言时者二十四卦，言中者三十五
卦。彖传言时者六卦，言中者三十八卦。”这在邹衍，只言“治各有宜”，
“当时则用，过则舍之”，强调“时”，尚未明白强调“中”。易传这一思
想，应该是直接上承于思、孟学派的。所以惠栋接着便说：“子思作中庸，
述孔子之意曰：‘君子而时中。’孟子亦曰：‘孔子圣之时。’。。知时中
之义，其于易也，思过半矣。”这就是易所以由“变易”出发而终止于“不
易”的缘故。
第三节 杂家言之作始者吕不韦和吕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言二十家四百三篇，吕氏春秋当是其中的巨擘，也
是此类纂书的滥觞。汉初成书的淮南子，体制就是仿效它的。汉书说：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
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艺文志）
所谓“出于议官”，自然是不可靠的（“盖”之云者，也表示作者不敢
肯定）。至于所谓“兼儒墨，合名法”，是合于事实的话。吕氏春秋，确是
“兼”“合”以前各派的学说编集而成的一部书。史记记此书缘起，就这样
说：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
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
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
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吕不韦列传）
这是近实的叙述。因为“集论”得来，所以“杂”是免不了的（但因此
保存了不少遗闻佚事，则属意外的收获）。汪中代毕沅序吕氏春秋说得好：
“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其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
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最后吕氏
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故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篇，皆教学之方，
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皆论乐，。。
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十二纪发明明堂礼，则明堂阴阳之学也；贵生、
情欲、尽数、审分、君守五篇，尚清净养生之术，则道家流也；荡兵、振乱、
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八篇，皆论兵，则兵权谋、形势二家
也；上农、任地、辨土三篇，皆农桑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其有抵牾者：
振乱、禁塞、大乐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乐为过，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
言篇司马喜事，则深重墨氏之学。。。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
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
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编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
（述学吕氏春秋附考）
在西欧，“古代社会的哲学的崩溃的显明表现，是折衷主义的哲学；这
种哲学已没有什么力量提出新的特别的东西了。折衷主义的最大的代表者是
罗马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Cicero B。 C。106—43）。折衷
主义者企图调和诸敌对的哲学思潮：柏拉图派、亚里士多德派、伊璧鸠鲁派
和斯多葛派。但他们没有创立任何体系。”（薛格洛夫主编西洋哲学史简编，
王子野译本，页七十二）在中国“古代”末期（秦末），产生吕氏春秋那样
的一部书，也不是偶然的。所谓“诸子。。各择其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
故”，就是企图创立自己独特体系；而所谓“吕氏春秋，。。则诸子之说兼
有之”，就是走向调和折衷的路径。“兼”字，于古义即为杂，如“兼金”
即杂金，杂多是与统一相对的，故杂有诸说，正是折衷的没落思想。复次，
吕氏的作风，和稷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