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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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僭主制用来维持其统治的种种手法，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切僭术归总起来的话共有三类，体现了三种企图：第一，贬抑公民的心志，因为心志狭促之人不会图谋反抗任何人；第二，在公民中间制造不信任的气氛，因为在人们达成彼此间的信任之前僭主制就不致被推翻；所以僭主们要向贤明之人开战，只因他们对其权力构成了威胁，他们不但不愿屈从于极权专制，而且他们相互信赖并信任他人，决不出卖自己人以及其他人；第三，使公民们没有力量或不可能有所作为，因为谁也不会试图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只要人们软弱无力，就不至于终结僭主政权。从而，僭主的种种谋略恰好可以概括为三端，一切僭术都必定以此为前提：在公民中制造不信任的气氛；使公民们无力举事；使公民们心志狭窄。
以上是僭主制或暴君制由此得以保全的一种途径，另一途径大致上可以说是从与上述各种手法完全相反的方面去考虑。只须借鉴一下各种形式的君主制的覆灭情况，就能发现这一途径。正如王位若是更加接近僭主之位便会导致君主制的覆灭，僭主之位若是更具君主性质自然便能保全僭主体制。当然有一样东西要死死抓住，那就是权力； 必须奉为一项基本原则，但僭主还是应当像君王那样行事，至少要让人们觉得自己大有君王风范。首先，他应当表现得留意城邦财政收人，不挥霍国帑，浪赠招致群众责难的厚礼，倘若人们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那点收入上缴公库后竟被大把大把地扔给名妓、外邦人及艺人之流，无法不顿觉难受。他还应申报自己的收入和开销，而有些僭主也确实这样做了，这样的话他才能显得更像一位总管家而非一位僭主；他大可不必为有朝一日会缺钱花而犯愁，因为他手里掌管的是整个城邦。对于那些出门在外的僭主来说，这样做比留下大量的宝藏要有利得多。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留守邦内的人就不大会借机反叛了。一位身在他乡的僭主，害怕替他镇守家业的人甚于害怕公民，因为一者随他出征，一者留在邦内。其次，他应当显得征收赋税只是为了城邦的公益事业，以此方能满足战争的不时之需，一般说来他应当摆出公共财产而不是私家财产的监护人或司库的姿态。而且，僭主还应不露严厉，只显尊贵，要让见到他的人心生尊敬而不是畏惧。这一点的确不易做到，故僭主很容易受人蔑视。所以，即或是在其他各种德性方面无一能引起他人注意，至少在行伍方面他应有几分天资，能给人们造成知兵善战的印象。此外，不但是僭主本人，而且包括他周围的随从都不能公然强暴其臣民…无论是少男还是少女，同样，僭主家族的妇女也不能欺凌其他的妇女，妇女的专横放肆不知毁掉了多少僭主政权。在身体的逸乐方面，他必须同今日的僭主们截然相反，这些人晨起即设席，并且一连数日，沉溺于声色之乐，他们还乐于向他人炫示其所做的这一切，以使旁人惊羡他们生活的幸福和无比决乐。在这些方面一位僭主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节制，若是做不到的话，至少也应设法掩过他人耳目，因为一位醉醺醺的、恹恹思睡的僭主既易受人蔑视，又易受人攻击，而一位清醒的、头脑警觉的僭主则不然。总之，他几乎应当完全与我们早先提及的那些僭主反其道而行之…他应当修缮和美化他的城邦，就仿佛他并不是一位僭主，而是一位监护人。此外，他还应一直显得格外虔诚敬神，因为只要人们觉得他们的统治者信奉神灵并且对诸神虔诚恭敬，他们对蒙受非法待遇的担心或恐惧就会减轻不少，从而也就较少图谋反叛，因为在他们看来诸神会为僭主助威。不过，他的信仰不能显得是愚蠢的。而且，他应授善良之人以名位，并让他们觉得即使由公民们自治自决，自己也不会得到比这更多的名位。这类名位要由他亲自来颁授，然而处罚则须由另外的官员及法庭来实施。所有形式的君主政体共同提防的一件事情是，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爬得太高，如果有了这样一个人，那么就应增至多人，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会彼此对峙紧严。倘使确实有人必须摧至高位，那么此人一定不能是性情莽撞之人，因为有这类性情的人简直是在一切事情上都跃跃欲试。而假如需要罢黜某人的权力，这种事也只能一步一步地进行，切忌在骤然间就全部免除其炙手之大权。此外，一位僭主应当避免一切暴虐行为，所有之中尤其要避免对人身以及对青少年的侵凌。在那些热爱名誉的人们面前，他尤其需要处处小心，正如那些热爱钱财之人倘若其钱财受到了轻视必定会勃然大怒，热爱名誉之人及那些贤明之人在名誉受到亵渎时定会有同样表现。所以一位僭主绝不能有这类行为，惩罚他人时一定要摆出严父的姿态，而不能表现出鄙夷。而且他同青少年的过从往来也应显得是出于情爱而不是出于恣肆放纵。总而言之，他应用更大更多的荣誉来补偿人们在名誉方面所明显受到的损害。在图谋反对僭主的人们中，那些一心想消灭僭主身体的人最为可怕，他们宁可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求行刺得逞，所以对这种人要尽最大的力量去防范。鉴此，对于那些自觉其本人或其亲属遭受了凌辱的人尤其应当严加防范，因为任凭激情冲动但求得逞的人往往是奋不顾身。恰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与愤怒做斗争是困难的，因为（它所向往的东西）要以灵魂作为代价。＂
既然城邦均由两个部分组成，即由穷人与富人组成，那么一位僭主应竭力让这两种人相信，由于他的统治他们才得以延续其生存，并且彼此之间互无侵害；双方中无论哪一方强于又对方，他都应设法把这一方的在野人士拉入统治阶层，其理由在于，只要拉拢了这一方，一旦情急生变时，僭主就用不着被迫解放奴隶或解除公民的武装了；因为两方中的一方再加上其已有的武装力量，平定叛乱已然是绰绰有余了。
再一一详述这类细节就显得多余了，因为要点已经十分明确，即僭主们应向其臣民表明，自己不是一位僭主而是一位总管家或君王，不是为自己谋私利，而是公共利益的监护人。而且，在生活方面他应追求节制，决不能骄纵失度。此外，他还应与显贵阶层为伍，在群众面前充当平民领袖。这一切具备之后，僭主的统治就必定会变得既高尚又令人欣羡，其原由在于，被统治的臣民们变得更加良善了，他们没有受到贬抑或压制，也就不再以僭主为仇恨及畏惧的目标了；于是，僭主的统治就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此外僭主本人的性情也将陶冶得更加符合德性，至少是半具良善，或至少已经不是全恶而仅剩半恶了。
五１２
不用说，一切政体中最短命的就数寡头政体和僭主制或暴君制了。存在得最久的僭主制是奥萨戈拉的后代及奥萨戈拉本人在西库翁一带建立的僭政，它延续了１００年之久。其长期存在的原因是，这一僭主家族对待臣民谦恭温和，并且在许多方面都遵从法律，而该家族中的克勒斯泰尼以将才著称于世，更令外人不敢轻视，该家族在诸多方面对百姓的爱护和关怀深得百姓之欢心。据传，克勒斯泰尼确实曾给（在竞赛中）判他失败的裁判员授以花冠；又有一些人说，现今坐落在西库翁的一个广场上的一座雕像就是为此人建立的。还有人说佩西斯特拉托有一次曾接受元老院的传唤，出庭受审。第二个经久的僭主政权是科林斯的库柏斯卢家族的僭政，一共持续了７３年零６个月；其中库柏斯卢僭主在位３０年，伯里安德在位４０多年，戈尔哥斯的儿子伯萨米迪科斯在位３年。这一家族得以长期维持政权的原因与前一家族完全相同；库柏斯卢曾是一位平民领袖，在其当政期间从无卫士跟从，而伯里安德虽然身为僭主，却也能征善战。第三个经久的僭主制是佩西斯特拉托家族在雅典建立的僭政，不过其间曾有中断，因为佩西斯特拉托曾经两度被逐出雅典，所以在３３年间他只做了１７年的僭主，他的儿子们又主政１８年，所以前后一共历时３５年。在其余的僭主政权中，要数叙拉古地区的葛洛家族和希厄罗家族的僭政历时较久。然而就是这两家僭政也还称不上气数长久，总共也不过１８年而已。葛洛做了７年的僭主，死于在位的第８年，希厄罗在位１０年，而斯拉苏布罗在位第１１个月即被逐出了本邦。其实，一切地方的一切僭政大多数都是短命的。
我们已经大致全部阐述了各种形式的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之毁灭以及保全的原因。在《国家篇》中，苏格拉底的确讲到了政体的更迭间题，不过他讲得并不完善。因为关于第一种也是最优秀的一种政体之所以发生变更的原因他并没有专门述及。他只是说，无物常在，一切事物都处于周期变化之中，变化的本原或始点在这样一些数目之中：＂４与３相比再与５配伍所产生的两个谐数＂。他指的是数目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为立体。他认为自然有时候会衍生出一些恶人，蛮横而不可救药，或许这一点他并没有说错，因为确实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不堪教育也没有希望变好。不过，为什么这样一种引起变更的本原只为他所讲的最优秀的政体所独有，而不为其他各类政体乃至世上一切变化着的事物所共有呢？或者，照他所说的那样，时间引起万物的变易，是否并非创生于同一时间的事物也可以一同发生变化？比如说，产生于变化周期（开始）的前一天的事物是否也与别的事物一同发生变化？在这一切问题之外，出于什么缘故他所讲的那种政体要转变为斯巴达式的政体呢？因为实际的情况是，所有形式的政体都更加经常地转入与其相反而不是与其相近的政体。同样的道理或质疑也适用其他各种变化情况。因为他说斯巴达式的政体转变为寡头政体，寡头政体又转为平民政体，平民政体则转为僭主制或暴君制。然而，相反的转变却确有发生，譬如平民政体更容易转为寡头政体而不是转为君主政体。
此外，他并没有说僭主制是否还会发生变更，以及如果发生的话，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及将会转人哪种形式的政体；大概这种原因不那么容易讲清吧。要是遵照他的原意，就应当是转入第一种或最优秀的一种政体，如此即能形成一个周而复始的圆形。然而，僭主制还会转为另外形式的僭主制，正如在西库翁由穆罗的僭制转变为克勒斯泰尼的僭制一样。而且，僭主制也可转入寡头制，如卡尔基城安提利昂的僭制；或转人平民制，如叙拉古葛洛家族的僭制；或转入贵族制，如斯巴达卡里劳斯的僭制，以及在迦太基的僭制。另一方面，寡头政体也可转人僭主制，就如西西里古时候的大多数寡头政体一样；例如，在勒昂提尼的寡头政体就终结于帕奈修斯的僭政，而吉拉的寡头政体则终结于克勒安德的僭政；在瑞盖俄是终结于阿那克西劳的僭政，在其他很多城邦也能见到同一方式的演变。至于说一个政体向寡头政体转化是由于统治阶层贪爱钱财、牟求暴利，而不是由于那些拥有大量财产的人认为，让完全没有财产者和拥有财产者平等地分享城邦政权是有失公正，这种说法纯属荒谬。事实上，在许多寡头政体中统治者都无法牟利，而是有各种法律明文禁止此类行为，但在实行平民制的迦太基人们却可以设法赚钱营利，可是那里至今没有发生变故。
而且，他说寡头政体只能在两种城邦中存在，即穷人的城邦和富人的城邦，这依然是荒谬的。一切其全体公民不拥有等量财产或者其全体公民并非都是善良之人的城邦，难道与斯巴达的情况会有出入吗？即或是没有人比以前更穷或更不穷，只要穷人的数目增加了，一个寡头政体也可能变为平民政体；反之，只要富人的力量强过了群众，而且一者蠢蠢欲动，一者却置若罔闻，一个平民政体就可能演变为寡头政体。政体更迭本有多种原因，然而他只列其一端而不计其余，即公民们由于放荡或负债而招致贫穷，仿佛全体公民或大多数公民起初都很富有似的。这是不真实的，尽管某些头面人物倘若是丧失了财产他们确乎会挑起事端，但是其他人碰上这种事情不见得就会铤而走险；而且，寡头政体并不比变成其他形式的政体更有可能转人平民政体。此外，倘若人们被排斥于名位或荣誉之外，或者蒙受了不公正或暴虐，他们就会愤而生乱，更改现行政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可能并没有由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他说极度的自由是人们如此行为的原因…就大量挥霍家财。又及，寡头政体与平民政体都有着多种形式，但苏格拉底在讨论政体更迭问题时，却似乎以为这两类政体均只有一种形式。
六０１
关于政体中的议事机构和权力机构，各种官职的设置情况和各种法庭，它们有哪些区别，以及它们中的哪一种适合于哪一种政体，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论述过了。此外，我们也论述了城邦的灭亡和维持，以及它们产生的缘由和原因。
平民政体和其他一些类似的政体已经出现过多种形式，如若有人对它们补充给出与之在方式上适宜一致的其余某种形式，对其再进行一番考察也不坏。此外还应考察，所有说过的这些方式的结合，因为这样的结合造成各种政体的相互重叠，以致贵族政体中有寡头政体的成分，共和政体中有平民政体的成分。
我所说的应加以考察但至今未得到考察的这些结合，举例如下：议事机构和官员的选举采用寡头制的形式；或者诸法庭采用贵族制的形式；或者诸法庭和议事机构采用寡头制的形式，而各种官员的选举却采用贵族制的形式；以及采取某种与所有这些特定的政体不相符合的其他方式。
前面已经说过了哪一种平民政体与哪一种城邦相适合，或者依此而论哪一种寡头政体适合于哪一种民众，以及其余的某种政体与哪一种城邦相称。可是我们不仅应该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