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论剑-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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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广告方面。加入WTO一年内,允许外商在华设立中外合资广告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49%;两年内,允许外资控股;四年内,允许外商在华设立外资独资子公司。
中国电视业面向市场的举措越来越多。中央电视台于1995年11月8日开始举行广告黄金段位招标会,中标额3亿元。以后央视每年11月举行充满市场博弈气息的招标会。2003年11月18日举行的黄金段位广告招标会,成交44。1亿元。从这两个数字对比,不难发现经济发展与市场突进的飞跃程度。2004年初,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将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列入改革议程之中,表明了扩大影视广播市场开放力度、吸引国内外资金的决心。多年来,中国电视界一直努力探索和推进制播分离。1998年,北京电视台就成立了体育节目制作公司,实行独立核算。重庆电视台2001年成立了节目购销公司、节目制作公司等。北京一批电视人成立的节目制作公司出品的《中国娱乐报道》《世界娱乐报道》《影视新干线》《中国娱乐特快》等节目,向各电视台销售成功,盈利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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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例与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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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在2003至2004年展开的治理报刊发行散滥、制止利用职权强迫订阅报刊的活动,也有利于市场化。被关闭的省、地、县报刊600多种,主要靠行政拨款运行,靠行政权力发行,不但给民众造成负担,也容易滋生腐败,不符合市场准则。因此,不少学者指出,这个治理活动的主旨,是权力退出经营,引入竞争机制,敦促媒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提高效益,走向市场,独立生存。
4产业化大潮
所谓产业化,不是指单个媒体的变革,而是指整个媒体行业的商业性和市场化变革,包括媒体行业资本结构变革、市场化运营、跨媒体经营以及国内外资本互动等等。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随着加入WTO承诺逐步兑现,随着全球媒体产业勃兴,媒体产业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2年9月2日头版刊出文化部长孙家正答该报记者问,题目是《繁荣文化市场发展文化产业》。该文指出,中国媒体产业化加速的表现,一是媒体纷纷向企业转化,规模急剧扩大;二是媒体市场竞争加剧,跨媒体经营愈演愈烈;三是媒体资本结构和管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行业外力量对媒体经营的介入和渗透越来越多;四是境内外互动开始形成规模。
自1998年以来,在新闻业先后成立了文汇新民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光明日报报业集团、经济日报报业集团等30多个报业集团;在广播电视业先后成立了中国广电集团、湖南广电集团、浙江广电集团等10个广电集团;在出版业又成立了中国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等10多个出版集团。成立这些集团公司,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激烈竞争。通过重组,进一步整合了媒体资源,促进了多种经营,扩大了媒体市场。
进入2000年,媒体引进外部资金日趋活跃。2000年10月,原《戏剧电影报》引进外部资金1000万元,改组为《北京娱乐信报》。2001年,山东民营企业三联集团出资3000万元创办《经济观察报》。同年5月,人民日报社从北大青鸟集团引进5000万元资金创办了《京华时报》。
2004年12月22日,北青传媒成为首家在中国内地之外市场上市的国有媒体公司,成为内地传媒企业海外公开上市的“第一股”。北青传媒以每股14。95港元至18。95港元发行4774万股H股,集资多达9。05亿港元。
再看境内外互动。新闻集团多年来一直以各种方式努力进军中国媒体市场。在电视领域,新闻集团全资子公司StarTV和控股的V音乐台、ESPN、国家地理频道,以及新闻集团持股的凤凰卫视,或者已在内地有限落地,或者与内地各省电视台合作,制作音乐、体育和人文地理节目。其中,StarTV于2003年3月28日获准通过广东有线电视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播。新闻集团旗下的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也早就开始向中国供应电影产品。新闻集团还出资3。25亿美元,购买了中国网通12%的股权。
2000年8月,香港TOM·公司以2。36亿港币资产换取了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下属子公司“羊城报业”(经营体育广告和体育商品)70%的股份。此外,还收购了美亚在线、风驰广告以及163网等等。
2001年,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旗下的华语频道——香港华人娱乐电视台获准在广东有线电视网落地。美国迪斯尼公司多年来一直向中国供应电视节目及广播节目。中央电视台购买迪斯尼公司旗下的娱乐体育网大量节目,填充该台有偿体育频道近一半内容。美国维亚康姆公司自1995年就通过旗下MTV全球网与中国进行节目交换。目前,该公司与中国一些地方电视台合作开办4档电视节目,每周通过38家电视台播放1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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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刘长乐相关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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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兴旺发展的传媒行业可以提高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默多克为了促进中国传媒业的开放,对中国高官反复游说。
传媒的春天迟来的原因很多,不管怎样,我渴望着春天的到来。
——刘长乐认为,传媒的声音重要的是呼唤人性。传媒报道人性的存在、生命的尊严,与当今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相符。
媒体是一种艺术,我们不可能以赛跑来比喻传媒的竞争,只能用舞蹈比喻。因为赛跑是靠体力和速度,舞蹈是讲究平衡、重心、感觉和审美。
——中国媒体的竞争迄今为止还不是真正公平的竞争,而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平等竞争。当这种竞争暂时不能实现时,刘长乐只能作这种无奈的选择,不料,竟也产生了别样的美丽。
凤凰是个公众传媒,在社会责任感和企业、个人的名与利之间,我觉得前者更重要。这是媒体人的职业道德。
——刘长乐认为,在利益面前分得清是非和轻重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智者。
凤凰卫视在中国内地的成功,取决胜作用的不仅是资本,更重要的是可以被内地观众接受的电视产品和文化。
——刘长乐这样解释凤凰卫视在中国内地的成功。内地文化与港台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使凤凰卫视为观众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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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竞争中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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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市场之大,受众之多,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正由于此,全球强势媒体集团近些年来纷纷在中国抢滩登陆。但是,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这些强势媒体却屡屡遭遇在其他地方没有碰到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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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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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市场之大,受众之多,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正由于此,全球强势媒体集团近些年来纷纷在中国抢滩登陆。但是,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这些强势媒体却屡屡遭遇在其他地方没有碰到过的问题。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复杂历史和复杂国情,在于中国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的特殊需求。当然,也有中国媒体市场不健全,缺乏法治环境等因素。这一切,形成了中国特殊的舆论环境,使中国媒体运作如同体操竞技中的“高难动作”。
所以,刘长乐深有体会地说:驾驭凤凰,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门艺术;中国媒体的竞争,不是赛跑,而是舞蹈;管理者不仅是企业家,更像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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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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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八:做先驱不做先烈
默多克:中国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在其他国家,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或经历过这种迅猛的发展。我想,在中国,随着这种历史性的经济发展,透明度要不断增加,而且要遵守国际上的法律规则。二十几年来,我们看到中国正是这样不断努力。我要指出的是,在这当中,媒体的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开放的媒体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中国非常重视的经济和商业方面给人民带来自信,促进人民与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沟通与合作。开放的媒体会推动解决腐败问题,人民看到媒体在不断监督,就觉得有盼头。即使遇到各种困难,人民也还会相信明天,通过讨论增强信心,开辟前进的道路。开放的媒体能够推广和传播各种新的观念,为社会带来有益的变化与进步。
刘长乐:是这样。我觉得像今天这样,西方传媒大亨和我,能够坐在一起谈论关于中国媒体开放问题,谈论共同开拓中国媒体市场,真是历史的巨大突破。我们可以回想,大概在二十几年以前,或者十几年以前,这个题目还是讳莫如深。大家都不愿意谈,甚至不可能谈这样的问题。当时中国是处在非常封闭的状态。由于邓小平先生改革开放的决策,使得中国的大门打开了,我们才能谈论这个问题。说到这里,今年是邓小平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凤凰将要就这个日子举行活动纪念邓小平先生。由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终于把媒体改革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我个人认为,这也许是最后一个领域的开放。中国媒体开放的作用是双向的,不仅是中国打开大门迎接世界媒体进来,同时中国也能通过这个大门走向世界。我相信,凤凰卫视诞生以后,中国人通过凤凰卫视了解到外边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世界也通过凤凰和新闻集团这样的媒体,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情况。凤凰卫视诞生8年了,我觉得,在这8年中间,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比过去的80年都要快。
默多克:其实,中国人很长时间里在媒体领域是领先的。从11世纪中国人毕发明活字印刷术——比古藤堡的发明还早400年——这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人不断做出领先世界的各种发明创造。中华民族具有杰出的技艺传统,在今天方兴未艾的媒体平台上又得以发扬光大。我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采取行动,超越历史上那些良好的开端,推动中国传媒事业大步开放和发展。通过促进民间向传媒大力投资,再加上外国的投资和创造力,中国有机会通过媒体的发展,大大增强民族实力,并且像凤凰卫视那样,在海外产生非常好的影响。我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说,开放的媒体对国家和企业的作用绝不仅仅是赚钱,它们能够在普及公民教育、增强民族团结和提升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等方面,起到持续的推动作用。今天,好莱坞和伦敦集聚了全球媒体的许多精英人才,媒体行业非常发达繁荣,这两个地方还成为美国和英国的显著象征。中国未来也可以做到,中国许多大城市都可以做到,中国的创造力潜能非常之大,前途会更为光明。
刘长乐:非常感谢默多克先生对中国的高度评价和对凤凰的好评。当然,目前,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特殊的国情。面对媒体越来越开放的态势,中国一方面会坚持改革开放,强调在改革开放中求发展、求进步,使中国缩小和发达国家的距离,使人民过上更加幸福、更加自由的生活。一方面还要保持社会稳定,防止有些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不强,媒体的权力被滥用。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中国经济发展的链条就可能被打断。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做什么事情就心里有数了,我们的评论员也是非常清楚的。要做帮忙的事,不做帮倒忙的事。这个原则很重要。我们的空间并不比别人大多少,要靠我们自己不断地试,不断争取。内容上无法突破时,我们就想办法从形式上突破。我们在想尽办法突围。这个“围”,不是官方设置的,而是传统势力、人们的接受习惯以及我们自己的思维惯性带来的。
默多克:刘先生是资深中国传媒界人士,他对于中国媒体环境是非常了解的。就我们新闻集团来说,对这样的问题也有不少相应的体验。我们在五大洲都有自己的传媒事业,有些业务甚至涉及到非常小和非常传统的国家。我深切体会到,各个地方的文化以及传统差异很大。我们对某一地区人们的品位,某一国家人们的特殊利益,是非常敏感的。我们这一路走来,可以说学到很多。我们非常清楚某些国家和某些民族的人民,愿意看到由他们自己制作并且为他们播出的节目。我们注意在媒体经营过程中,把全球化的趋势和本土化的原则结合起来,其间的复杂性,也可以说是有如舞蹈的平衡。
刘长乐:是这样。我经常说,在中国办媒体,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门艺术;中国媒体的竞争,不是赛跑,而是舞蹈;管理者不仅是企业家,更要是政治家。
在媒体竞争异常激烈的中国,凤凰卫视依然获取可观的利润,凭什么?一个重要的看家本领,就是凤凰报道敏感问题的手法和艺术,是非常讲究的。
关于掌握分寸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创办,我们就是“别有用心”。资讯台2001年1月1日开播,启动这个项目是1999年。在启动期,我们对各方面情况考虑得非常仔细。很多人说,直接办一个新闻频道多响亮,我们没有这样做。资讯是观点性、资料性的东西比较多,不是把新闻性摆在第一位,我们不愿意背上一个有闻必报的包袱。如果背上这个包袱,有很多新闻不播就不行,或者不播就不好。一个是我们采访力量有局限,记者布局不够,有些东西不一定能及时抓到。再一个,有些东西播起来,在中国内地可能产生一些负面作用,我们要考虑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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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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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凤凰对中国台湾选举的报道,则是一个突破。台湾问题是高度敏感的问题,内地电视台出于种种考虑,对台湾选举不搞直播。我们斟酌再三,下决心直播。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高难动作”,其中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很多问题。在报道过程中,不论是前方第一线的记者、评论员,还是后方的指挥,都是兢兢业业进行大量研究,既反映事实,又能够不出轨。这里面的难度,大家都是了解的。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