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论剑-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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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多克的政治立场虽然是保守主义的，但是他与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不错的关系。他为美国总统布什的当选出过大力，与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也很近乎。两届总统甚至在各自的办公室邀请他共进午餐。在伊拉克战争期间，默多克的福克斯新闻网铆足了劲儿为美国政府摇旗呐喊，使布什在战争期间维持很高的民意“票房”，而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里也心领神会，随时准备对默多克投桃报李。有人说，在利用政治为商业利益服务方面，再没有比默多克更精明的人了。
　　凤凰卫视与默多克遇到的问题有根本的不同。刘长乐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国内传媒行业的夹缝中“活”下来。为此他苦心经营，在中国内地建立了很好的人脉关系，还谆谆教导手下，要练出一手会“拿捏”新闻的绝活。1998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国家总理的朱基“钦点”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提问，并说“我很爱听她的广播”。中国的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表示对一家媒体的喜爱，并能叫得出记者的名字，以前从未有过。朱基回答吴小莉的提问时说：“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持它的联系汇率制度！”这一天，香港股市指数应声上升了340点。香港《经济日报》评论说，朱基这番话价值1264亿港元。
　　●爱国者
　　西方记者揶揄默多克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向共产党“叩头”，为了商业利益而牺牲媒体的独立性原则。默多克则毫不隐讳对中国的好感：中国正在努力进行着改革，以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他渴望看到一个开放的、遵循市场原则的中国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首次访华就促成了新闻集团与中国的第一次合作。1998年，他还通过新闻集团向中国洪涝重灾区捐款100万美元。
　　默多克喜欢说做媒体就是生意，但谁都知道它不仅仅是生意。中国政府同样渴望美国人收看中国的节目，希望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新闻集团也在为此作出努力。毕竟这个世界缺乏沟通。
　　目前在中国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默多克的数个频道可以在三星级酒店和涉外居住区播放，并通过与中国各地的电视台合作，使自己的节目与观众见面。
　　刘长乐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国者。这是一种天然的情感，从来不会动摇。他为讲究包容、和谐、超然的中国文化深感自豪，喜好研究佛教教义。作为一个对中国内地有50年了解，到过6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过中国所有省（区）的传媒人，他最清楚20年来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刘长乐说，一个繁荣富足的中国不仅仅对中华民族是有益的，对世界也是有益的。但刘长乐又绝不仅仅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说，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讲合作。他的爱国情感使他总是想做一个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二传手”，虽然在一些人看来这样做可能费力不讨好。
　　在信息时代信息爆炸的惊涛之中，默多克和刘长乐是两位远航者，他们需要冲破意识形态的偏见，不同文化的阻隔，来扩张自己的文化版图。忧愁风雨，水随天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敢懈怠，不能停止。
　　％％％6“神秘大佛”的青云之志
　　1996年3月31日，凤凰卫视在香港开播。那一天，香港StarTV中文台全天没有播出节目，直至晚上7点，荧屏上凤凰的LOGO飞了出来。主持人窦文涛、陈鲁豫、许戈辉、吴小莉，还有游泳名将庄泳和后来因演皇帝一举成名的张铁林，按照事先想出的台词，一人一句，宣布凤凰卫视正式开播。当时没有合适的演播室，几位主持人干巴巴地站在一间房子里说话，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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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例与故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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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开始碰杯，庆祝凤凰开播。实际上，StarTV中文台的原班人马（多是港人）和凤凰卫视的人马（中国内地人和台湾人）当时互不相识，对如何办台，心里没有底。一个新频道诞生了，虽然名字好听，可谁又能预测，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上，它一定会有好运呢？
　　当刘长乐接手时，这个台的全年广告收入是1000多万港元，而运营成本则需要近8000万港元。换句话说，一年亏损7000万港元。刘长乐又能撑多久呢？
　　各自想心事的人们在揣摩他们的老板刘长乐。只见他每天来去匆匆，奔走于香港与内地之间，碰了面，顶多慈眉善目地笑一笑，然后擦身而过。他为什么一次会也不开？一次话也不讲？从那时候，凤凰的员工们已经开始称自己的老板为“神秘的大佛”。
　　开播5个月后，刘长乐才宣布要开一次会。那是第一次由全体管理人员参加的大会。由于台里地方狭小，他们租用了香港一家酒店的会议室。那一天，刘长乐突然高烧38。9℃，脸都烧红了。他敷了一阵冰袋，开始了他的演讲。他的稿子用很大的字写在几页纸上，实际上是一个提纲，是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要求他的管理人员与他一起去实现：
　　一、我们已经做了什么？
　　一次历史性的整合
　　一个前无古人的“联姻”
　　二、凤凰的政治目标：
　　为中华文化的弘扬
　　为两岸三地及整个华人世界的融合
　　为祖国大陆的进步开放
　　为中华民族的兴盛效劳
　　三、凤凰三年的经营目标：
　　财务目标：三年实现收支平衡，力争第四年上市
　　业务目标：三年内成为除中国中央电视台外最具影响力的华语电视台
　　四、我们的优势：
　　地缘优势——地处香港游刃有余
　　人文优势——三地精英相得益彰
　　合资优势——实力雄厚后劲十足
　　基础优势——原体健康市场现成
　　时间优势——继往开来时逢大运
　　五、我们要解决的矛盾与问题：
　　渴望高质量节目和低成本经营运作的矛盾
　　规范化商业性电视台和不规范、封闭型大市场的矛盾
　　强化自我宣传和低调谨慎姿态的矛盾
　　既要迎合观众和又要遵守各种法规、政策的矛盾
　　要继承更要开始。原始创业时只要挑战公认的正统思想即可，再创业时则须
　　有挑战本身信念的雅量。
　　……
　　在这份讲稿的后边，刘长乐引用了六句著名的中国古训作为他的行为原则：
　　志不坚者智不达。
　　（语出《墨子·修身》）
　　合军聚众，务在激气。
　　（语出《孙膑兵法》）
　　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
　　（语出《零陵先贤传》）
　　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
　　（语出《三十六计》）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语出《孙子兵法》）
　　乐天知命，故不扰。
　　（语出《周易·系辞上》）
　　刘长乐虽然发着烧，但是他看得很真切，当他宣布自己的鸿鹄之志时，有一些人在暗自冷笑。估计他们是觉得老板发烧烧昏了头，所以画了一个天大的馅饼。他们觉得，这不过是一些惯常的大话，是在给大股东们讲故事。
　　刘长乐说，人生无梦，枉过一生。他记下了这种让人心头火辣辣的冷笑，当成自己最好的动力。他想起了中国古代一个造反农民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没几年，现在是我们上场的时候了，亲爱的兄弟们，为什么要冷笑呢？1943年，毛泽东穿一身土布棉衣，坐在延安杨家岭的一个土坡上，兴致盎然地看着他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亲手开出的菜地。虽然那时他还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非法武装”的首领，却底气十足地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默多克是美国人，不管他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他还是给了这个中国人——一个并没有真正操作过电视台的年轻人一个很大的平台，这使刘长乐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避免了万事从头干起的尴尬和无奈。
　　默多克对凤凰另一个极大的帮助，就是“不管不问”。你摸着石头过河也好，你草船借箭也好，你土鸡变凤凰也好，默多克只是：冷眼向洋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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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多克、刘长乐相关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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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最吸引人的新闻、信息、娱乐并把它们传播到尽可能远的地方。
　　——默多克把这句话当成新闻集团战略目标的核心。
　　全球化思考、本土化经营。
　　全球新闻、西方视点。
　　同样的游戏、全新的态度。
　　——支撑默多克大举进行新闻扩张的理念。
　　凤凰卫视的确是应运而生，我们把握住了大运。所以有人说我“是一个典型的弄潮儿”。我的确很喜欢游泳，而且是蛙泳二级运动员。恰如其分。
　　——刘长乐对“时势造英雄”这句中国老话的理解很到位。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去承担大任的时候，这些大任就砸到你脑袋上了。
　　——刘长乐在解释这句话时说，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去串联，才十四五岁就跑遍了全国。十五六岁的时候父母又突然被抓起来，当成“革命”的对立面被揪斗，我们的心灵很小时就受了刺激。然后又经历了很多，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干过，这些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
　　我喜欢“2”，我的电话号码都有“2”，我的手机号码也有“2”，我在我们家也排行老二。这倒并不见得我不想名列前茅，不想争第一。我的意思是我喜欢低调做人，低调做事。
　　——刘长乐用“2”告诫自己懂得江湖险恶，时时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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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勇敢者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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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古老的波斯谚语有点意思：“当一个人不得不跳过一条河时，如果他知道河有多宽，他不会跳；如果他不知道河有多宽，他会跳过去，而且十之八九他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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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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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古老的波斯谚语有点意思：“当一个人不得不跳过一条河时，如果他知道河有多宽，他不会跳；如果他不知道河有多宽，他会跳过去，而且十之八九他会成功。”
　　一位西方作家则这样写道：“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茧壳里，就如同蜜蜂生活在蜂巢里。”
　　大多数人安于现状，而只有少数人敢于打破茧壳。
　　他们是梦想家，是冒险者，是赌徒，是疯子，是野心家，是颠覆者。他们走出茧壳，要么摘取胜利的果实，要么舔舔失败的伤口。
　　默多克视商场为战场，赢得胜利才是最重要的。正如《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新闻集团令人惊奇之处是“征服一切的雄心以及它是一个人奋斗的产物”。
　　大头大耳、面目和善的刘长乐除了一个“神秘的大佛”的称号之外，还被人称作“疯子”。他带领他的团队左右突围，不仅在境外媒体视为畏途的中国市场站稳了脚跟，而且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赌徒也罢，疯子也罢，也许正是赢的激情和冒险精神保证了他们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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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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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之二：狐狸型的人和狮子型的人
　　默多克：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说，每个社会都是由狐狸型和狮子型这两种类型的人组成。狐狸型的人大胆、有冒险性，他们把谨慎二字抛在九霄云外，靠闯荡和机灵过日子。他们为了最高额的利润而甘冒风险，迷恋于一个又一个创新计划。狮子型的人则踏实、保守，珍视传统和旧的习惯，喜欢倚重实力，不大依靠机敏。他们有固定收益，他们的经济生活的特点是谨慎、节俭，满足于稳当的小量投资，不愿进行赌博。我不知道为什么帕雷托把敢闯敢干的人称为狐狸型的人，而把谨慎守旧的人称为狮子型的人。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狮子是敢闯的那一种类型。我这里不纠缠帕雷托的分类法，总之，我觉得我自己是前一种类型的人，或者按帕雷托的说法，是狐狸型的人。
　　帕雷托说，这两种类型的人都可能成功。这要看当时社会上是哪一种需求占上风。在社会需要改组，需要创新，需要重新整合的时期，第一种人就会得势，他们代表了改革。当稳定因素占上风时，就把第二种人推向前台，代表了维护秩序的需求。
　　我的看法与帕雷托略有不同。我认为，即使在稳定发展时期，也不能缺少第一种人。因为社会是在动态中获得平衡的，不可能死水一潭。如果处于死水状态，民族就会退化。社会需要的是鼓励创新和维护稳定两种因素交相并用，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动力，真正的平衡。我们看美国社会，一直是比较稳定的，但在这个社会中勇敢创新的人很多。我的勇气一直保持不衰，尽管有的人说我是赌徒，我也不在乎。新闻集团的事业之所以发展到今天，与我的勇气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刘长乐：当然，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我在凤凰提倡过“疯子”精神，媒体上对此也有报道。大家不要误解，以为提倡“疯子”精神就可以乱来，我可以用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打个比方。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写了个疯子，那实际上是个叛逆者。疯子是外表，是一个象征。鲁迅通过这个形象，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几千年来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要掀翻这个“人肉的宴席”等等。鲁迅笔下这个疯子的形象，代表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文化批判精神。我在凤凰所提倡的“疯子”精神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举出另外一位文学家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个作品描写了中国年轻数学家陈景润以巨大勇气和毅力，全力以赴攀登数学高峰，研究如何解决“哥德巴赫猜想”这个著名的数学难题。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陈景润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他只好躲在小黑屋子里偷偷地搞，不敢告诉任何人。当时科研设备也很落后，连电脑也没有。他成天茶不思饭不想，就靠一个脑袋一支笔，写了几麻袋算草纸，设法解决这个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是全世界数学家攻关多年未能解决的大难题，就靠着陈先生这样的环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