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的用处-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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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该有任何可能对旧的和新的人种的多种多样的需要作出建设性的应用为止。这些新武器出现的结果一定要使地球上的熵增加起来，直到热与冷、善与恶、人与物质之间的一切区别消失殆尽，变成了一颗灼热的、熔炉般的新星。

　　　　我们就象一群加大拉的猪一样，让当代的群鬼附身，科学战争的使人不由自主的性质正把我们驱使得晕头转向，倒栽葱地掉进自我毁灭的海洋中。也许，我们可以说，在那些自以为职在指导我们和那些掌管科学新计划的绅士们当中，许多人无非是见习术士，对制造怪事的符咒神魂颠倒，以致自己完全无力收场。在他们手里，甚至新发明的广告心理学和推销员心理学也变成了促使有才能的科学家免受良心谴责的方法，变成了破坏这些科学家所树立的旨在不使自己牵连到漩涡里去的障碍物的方法了。

　　　　让这些为了个人目的而招致魔鬼谴罚的聪明人记住：在事件的自然进程中，一次出卖良心就会出卖第二次。人性的尊严可以用巧妙分配行政管理蜜饯的办法来摧毁，代之而起的乃是有权有势的长官架子，只要我们可以得到更大一块的蜜饯，这副架势就会一直保留着。这种做法总有一天要变成我们自己安全的最大的潜在威胁。到了那个时候，当另外一个强国（它可以是法西斯国家或是共产主义国家）能够提供更大的奖赏时，我们的那些一再促使我们去保护他们所让出的利益的好朋友们就要以尽快的手段促使我们屈服和灭亡的。让那些从九泉深处唤起原子战争的幽灵的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原故，如果不是为了我们）记住：他们一定不用等待太久的，一当我们的敌人取得成功的第一刹那到来时，就会把那些已经堕落了的人们置之于死地，；



第八章　　　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作用

　　　　本书论证了内部通讯通路的完整性乃是社会福利不可或缺的条件。这种内部通讯不仅目前经常地碰到自古以来就已存在的种种威胁，而且经常地碰到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某些特殊严重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之一就是通讯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和它的费用日益昂贵。

　　　　一百五十年前，甚至是五十年前—一这是无关宏要的——世界上，特别是美国，充满了种种小型报刊和出版物，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们作为讲坛。在那个时候，地方编辑不象现在那样地仅限于报道千篇一律的说教和地方上的流言蜚语，而是可只发表而且经常发表他个人意见的；他的意见不仅限于地方事务，而且谈到了世界上的种种问题。现在，由于印刷、纸张和辛迪加的费用日益昂贵，这种自我表现的自由已经变成这样一种的奢侈品，以致新闻事业终于成为一字千金的艺术了。

　　　　就每一观众每看一场电影的费用来说，电影也许是最最便宜的，但合起来一算，它贵得如此惊人，以致难得有什么电影值得大家冒险一观，除非它们的成功是事先肯定了的。制片公司所关心的问题不在于一部电影是否能够引起大批观众的浓厚兴趣，而在于如何不使为数极少的人感到不称心，从而他可民指望把片子畅销无阻地交给各个电影院。

　　　　以上我所讲的关于报刊和电影方面的情况，同样适用于无线电和电视，甚至也适用于书籍的销售。因此，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按人分配的巨大的通讯量和不断缩小的总的通讯量相冲突。我们越来越不得不去接受那些标准化的、不痛不痒的和没有内容的产品，就象面包易的白面包一样，与其说它是为了食用价值而烤制的，不如说它是为了便于保存和出售等特性而烤制的。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现代通讯外在的不利条件，但是，还有一个从内部腐蚀它的不利条件同时存在着。这一不利条件是一种癌症，它使创造性受到限制和减弱。

　　　　在过去，愿意献身于艺术创作的青年，既可以径直埋头于创作之中，也可以通过一般的学校教育为自己作好准备，这种教育也许和他最后承担起来的专业无关，但至少是他的各种才能和鉴赏力的严格锻炼。现在呢，学习的道路大大地被堵塞起来了。我们的中、小学校比较重视的是形式化的课堂教育，而非真正学到某种东西的智力训练；它们把一门科学课程或文学课程所需的许多艰苦的准备工作都推到大专学校里去了。

　　　　与此同时，好莱坞也发现到了其产品的标准化正是有才能的演员在话剧舞台上自然流露其演技的障碍。经常换演不同剧本的剧场差不多都停业了，其中有些变成了好莱坞演技的训练班，但即使是这一部分的剧场也在慢慢地枯萎而死。我们年轻的、自称自许的演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受过职业训练的，但这不是在舞台上学到的，却是在大学的演技课中学到的。在同辛迪加的作品竞争中，我们年轻的作家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如果他们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那他们就会走投无路，除非跑到大学里去，据说那里可以教他们如何写作。因此，一向作为科学专家的活动基础的较高学位，特别是高于一切的哲学博士学位，就愈来愈成为一切领域中的智力训练的模型了。

　　　　老实说，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之所以创作，应当是受到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驱使：即使他们的工作没有报酬，他们也愿意付出代价来取得从事这项工作的机会的。但是，我们是处在教育形式大大排挤掉教育内容的时代里，是处在教育内容正趋于日益淡薄的时代里。人们现在在取得较高学位和寻求一项可以看作文化方面的职业时，也许更多着眼于社会名气，而非着眼于任何深刻的创造冲动。

　　　　考虑到有这么一大批供应市场的半瓶醋，要给他们物色表面上冠冕堂皇的题材去做研究，就变成了迫不及待的问题了。按理讲，他们应当自己给自己找题材的，但是，现代高等教育这一巨大企业处在这样一种要求不高的气氛下面是无法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的。因此，不论是艺术方面的或是科学方面的创造性工作，本来开头都应受到创造出某种新东西并公之于世的这种伟大愿望的支配的，现在却被追求哲学博士学位论文或类似的学徒式的手段这类形式方面的需要所代替了。

　　　　我的一些朋友甚至断言：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应该是一个人科研工作中已经做到或终将要做到的最伟大的工作之一，这项工作应该等到他能够全面阐述自己毕生的工作时才去写它。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只是认为：学位论文即使事实上不是一项如此艰巨的工作，那至少应当有意识地把它作为进行积极创造的门径。天晓得还有多少要去解决的问题，还有多少要写出的书和多少要谱出的音乐呀；可是，在完成这些创作的道路上，几乎到处都是堆放着马马虎虎完成的工作，其中只有极少数是例外，十有八九都是缺乏不得不做的理由的。如果一位青年只是为了追求小说家的名气，而非有话要说，那他写出的第一部小说实在要令人作呕；我们同样受不了那些正确、雅致但没有血肉或灵魂的数学论文。我们尤其受不了那种绅土架子，因为它不仅给这些内容贫乏而且是马马虎虎完成的工作开辟了存在的可能性，而且采取了卑怯的狂妄态度，公开反对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的在精力方面和思想方面的竞赛。

　　　　换言之，当存在着不需要通讯的通讯，这种通讯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使某人取得通讯传道师的社会声望和知识声望时，那么，消息的质量及其通讯价值就会象秤锤那样笔直地降下来了。这就好比一部按照R．歌尔伯格（Rube　Goldberg）的观点而制造出来的机器一样，它只是为了证明我们所不希望达到的种种目的可以用一部显然完全不适于达到这些目的的机器来表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用途。在艺术之中，追求新事物以及寻找表现它们的新方法这个愿望乃是一切生活和乐趣的源泉。然而，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一些事例，譬如说，在绘画方面，画家总是把自己牢牢拴在抽象艺术的新手法上面，显得无意使用这些新手法来表现有趣而新颖的形式美，无意使用这些新手法去进行艰苦的斗争以反对庸俗和陈腐的倾向。并非艺术方面的一切墨守陈规者都是经院的艺术家。墨守陈规者也有其祖师爷的。任何一个学派都不能垄断美。美，就象秩序一样，会在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出现，但它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战斗，用以反对熵增加的尼加拉。

　　　　我在这里是带着比较强烈的激动说出这番话的，我主要是为我们这些科学中的艺术家而非为通常所讲的艺术家感到激动，因为我首先要讲的乃是科学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大学偏爱与独创精神相反的模仿性，偏爱庸俗、肤浅、可以大量复制而非新生有力的东西，偏爱无益的精确性、眼光短浅与方法的局限性而非普遍存在而又到处可以看到的新颖和优美——这都使我有时感到愤怒，也常常使我成到失望和悲伤。除此以外，我坚决主张：我们不仅要反对现代世界中由于通讯工具的种种困难而产生的宰割思想独创性的现象（如我已经做过的），而且更要反对已经把独创性连根砍除的那把斧头，因为选定通讯作为自己进身之阶的人们常常就是除通讯之外一无所知的人们。



第九章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本书前面几章主要研究了人作为通讯机体的问题。但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机器也可以是一种通讯机体。本章将讨论人和机器的通讯特点之间的相互冲击，也将试图确定机器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由此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

　　　　在历史上，机器曾经一度冲击过人类的文化并给它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机器对人类文化的这次冲击称为工业革命，当时所涉及的机器都是作为人肌的代替物的。为了研究我们将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目前危机，让我们讨论一下上次危机的历史，把它作为某种可资借鉴之物，也许是明智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根源于十八世纪知识方面的动荡，当时，牛顿和惠更斯的科学方法已经很发达了，但其应用范围还很难超出天文学领域。不过，在那时候，所有进步的科学家都已经认识到，这些新技术就是其他部门科学将要发生深刻变化的信号。最早受到牛顿精神影响的就是航海术和钟表制造术这两个领域。

　　　　航海术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技术，但是，直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止，它始终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弱点。测定纬度的问题一向是简便易行的，甚至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这只是一个测定天极高度的问题。把北极星当作实际的天极，就能大致定出这个高度，如果进一步算出北极星视圆周的中心位置，那就能够很精确地走出纬度了。与此相反，测定经度问题一向是比较困难的。由于当时没有大地测量法，这个问题就只能通过地方时与某一标准时（例如格林尼治时间）作比较的方法来解决。为此，航行时就必须携带按照格林尼治时间校准了的时计，或者必须找到太阳以外的某一天体作为时计来代替它。

　　　　在航海实践家还没有采用这两种办法的时候，航海术是受到很大限制的。通常，他沿着海岸航行，直到他到达他所要到达的纬度为止。然后他再开辟一条平行于纬线的向东或向西的航线，直到他遇见陆地为止。除了近似地估计航程外，他无法说明他已经沿着航线走了多远，然而，这个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他不应该不知道海船是否靠向危险的海岸。在接近陆地的时候，船要沿岸航行，直到抵达预定的地方。可以看出，在这些情况下，每次航行都得冒着极大的危险。但虽然如此，它却是许多世纪的航海模式。哥伦布的航线，银舰队的航线以及阿卡普尔科大帆船的航线都是这样地开辟起来的。

　　　　这个行动缓慢而又充满危险的航行办法是十八世纪各国的海军部所不能感到满意的。首先，英、法两国的海外利益，和西班牙的海外利益不同，它们都分布在高纬度地区，对此，显而易见，大圈直航要比起沿纬度作东西航优越。其次，这两个北方强国存在着争夺海上霸权的激烈竞争，因而航海术的优势具有严重的意义。这就无怪乎两国政府都用巨金悬赏的办法来征求测定经度的准确方法了。

　　　　举夺这些奖金的历史是复杂的，没有什么教益的。不少有才能的人被剥夺了应得的胜利，弄得顾家荡产。最后，两国都把奖金奖给两种完圣不同的成就。一是准确的航海时计的设计，这是一种造得很好、走得很准的时钟，能在船只遭到不断的剧烈震动的航行中准确地报告时间，误差不过几秒。另一是关于月球运动的精密数表的编造，这使得航海家能够把它当作时钟，以之核对太阳的视动。这两种方法一直支配着整个的航海学，直到最近发明了无线电技术和雷达技术的时候为止。

　　　　因此，在工业革命中，工匠的先锋队包含着两类人物，一是钟表工，他们用牛顿的新数学设计出钟摆和摆轮，另一是制造光学仪器的工匠，他们造出六分仪和望远镜来。这两个行业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要制造出准确的圆和准确的直线，并把它们分度或分吋。他们的工具是镟床和分度机。这些做精密工作的机械工具便是我们现在机械制造工业的先驱。

　　　　值得回想的是：每种工具都有自己的家谱，它是制造它的那些工具的后裔。通过一根十分清楚的由中介工具组成的历史链条，十八世纪钟表工匠的镟床才产生了今天的巨大的回转镟床。也许，这根链条可以缩短，省略掉某些不必要的阶段，但它一定得有一个最小的长度。在制造一部巨大的回转镟床时，显然我们不能用人手来浇铸金属，用人手把铸件放到机器上加工，更不用说用人手作为对它们进行机械加工时所需的动力了。这些工作都必须通过机器来做，而这些机器又得从其他机器造出来。只有通过这许多阶段，人们才能回溯到十八世纪的原始的手摇或脚踏的镟床。

　　　　因此，那些要去做出新发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