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1][1].梁文道-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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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原题为“犬儒时代的信任”，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09月25日　



信任：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会资源　



　　　连雷曼兄弟这么巨大、这么悠久的投资银行都能在一个礼拜之内急急宣布破产，连号称“中国妈妈”的三鹿奶业都能叫婴儿吃出肾结石，　

我们到底还能相信谁呢？身边有不少朋友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客户，在听说这家管理资产达到万亿美金的保险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没　

的消息之后，他们全都慌起来了，深怕积累了半辈子的血汗钱要化为乌有。无论别人再怎么分析，再怎么向他们保证客户资产安全无虞，　

他们还是很难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我们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　

的时候停下来。我们睡觉，要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我们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没有信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已故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NiklasLuhmann）就说得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吊诡的信任偏偏如此难得，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的基础完全相信每一滴自来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驾驶者都是清醒的，每一个建筑　

商都是负责的，甚至每一位警员都是廉洁正直的。然而，我们还是不断地付出我们对他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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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信的。这个社会如此复杂，任何发生在身边的事，任何摆在面前的东西，其背后都经过了重重的机制、层层的人手；在这一长串的流　

程里头，总有一些人会对得起我们的信任，会为自己应做的事负上责任呢？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亲自检测任何送到我嘴边的东西；但是我会相信生产商爱惜商誉。一个老板不可能掌握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的　

正确，但是他会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员。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问题，产品检试部门会查得出来。假如出厂的产品真有毛病，相关政府机　

构会及时发现。假如那些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良心的传媒会揭发真相。到了最后，我们还要信赖政府的确能够查清问题，司法体系　

的确能够按法处置肇事人员。　

　　　这是一个牵涉了多少个人多少个程序的事呀，怎么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出了错呢？为了保证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情况，为了让　

社会可以正常运作，人类设计了各种制度去保障信任这种极其必要但却易受伤害的资源，例如权力与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说，商家与　

官方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官方不会掩饰商家的错误；媒体又与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体不会为商家与政府文过饰非。　

　　　万一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与更高层级的结构了。在三鹿奶粉事件里面，那个　

界外的力量是新西兰总理，而更高层的结构则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　

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原题为“没有信任就没有社会”，刊于《am730》2008年09月17日　



极少数：只限于坏人的一种量词　



　　　看到新华社前不久报道四人帮在世的最后一个人——姚文元去世的消息，让我想起了文革。说到文革，我首先想到的是一种语言，一　

种那个年代盛行一时的行文方式与说话风格。文革的战斗性，文革的杀伤力，多多少少和这种语言有关。不搞清楚这种语言的性质，就很　

难让今天的年轻一代理解那10年以至于共和国数十年来经历过的运动；不看透这种语言空洞的力量，就谈不上反思文革，也很难保证后　

人可以彻底脱离历史的阴影。　

　　　且举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叫做文革式的语言，比如“极少数”这个形容词。今天重看文革10年的文献，“极少数”三个字出现的频率可说是　

极不少数。内地以外的华人大概不知道“极少数”在这个脉络底下，并非一种纯粹描绘数量的中性形容词，而是一种饱蕴价值涵义的判断。　

如果我们说“今天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染上了禽流感”，这里当然没有任何道德判断的含义，因为这里的“极少数”指的不过是患病的机会罢　

了。但是当年要做政治批判的时候，“极少数”就是很强烈的指责了。　

　　　是什么使得一个中性的形容词变成非常负面的价值谴责呢？当然就是近代中国革命里的民粹思潮。按照这种民粹思潮的主张，凡是大　

多数老百姓认可的，必然就是对的；而凡是大多数老百姓否定的，多半也就是错的了。放在政治上，这可是“民主精神”的体现，也就是得　

“坚定不移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那一边”。所以“极少数”和“绝大多数”都不止是单纯的量的形容，而且是对与错的判断区分。　

　　　同时它还牵涉一个划界的问题，无论是统战还是批判，从实效上讲都不可能团结“极少数”或者“一小撮”，却跑去打击“大多数”。当时　

每逢批判活动展开，惶惑不安的老百姓没有谁愿意当少数派，大家都希望自己是站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一边，而不要被划做一堆白羊里　

的几只黑羊。直到今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害怕自己被叫做“极少数”。　

　　　这种对民主价值的理解，盛行于文革时期，说来实在十分粗糙。它不只把一切的事物都按数量的多寡来定质量的高下，而且还忽略了　

民主原则中尊重少数的精神。正是近代中国的民粹倾向，使得当时很多优秀的学者受到折磨，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与百姓日用无关；也正　

是这种倾向，使得很多卓越的艺术家不能继续自己的探索，因为他们的创作太过阳春白雪，一般人看不明白听不懂。在政治上我们当然要　

强调“多数决”；但艺术和学术乃至其它的意见表达；为什么就非得是多数人欣赏认可的才是对的；而“极少数”就一定是错的；甚至是邪恶的呢？　

　　　执政要为大多数老百姓着想，当然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自动转换成“极少数”就非得斗垮斗臭不可。偏偏在文革10年间，这种转换　

来得太轻易太绝对，只会有利于不断的斗争，无益于实际的施政和建设。其实少数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　

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而非不断在人群中挑出少数甚或制造少数派，再把他们变成打击对象。不假思　

索地将“极少数”和“坏分子”连结起来，会起到使大脑迟钝，令焦点模糊的作用。　

　　　二战之后的德国兴起纳粹语言学的研究，就是要分析政治语言的语法和词条，看看空洞的语言如何造成了思想的贫乏和虚无的热情。　

今天的中国已经正式告别过去的阶级斗争，迈向建设和发展之路，我们也需要相应的语言反省和重建。以“极少数”为例的老式术语虽不是　

文革的产物，却是可以总结那个年代的“斗争语言”代表，小心清理它过多的价值意蕴既合时且有益，否则说不定会闹出一些笑话。　



　　　　　　　　　　　　　　　　　　　　　　　　　　　　　　　　　　　　　原题为“‘极少数’的迷思”，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1月17日　



苦难：只有英雄，没有灾民；只有感动，没有伤心　



　　　200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有几百人出席了官方纪念仪式，他们在“唐山市抗震纪念碑”广场默哀了三十秒，相当肃穆　

也相当隆重。可是他们并不全是当年死难者的遗属，也不是震灾的幸存者。本该是这一天真正主角的唐山市民，这时候都在广场之外。一　

大清早，武警就开始驱赶百姓。不获入场的只好站在警戒线外，甚至要用望远镜才看得清纪念仪式，一场应该属于他们的仪式。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有过一段奇特的经历，他曾翻遍当年留下的照片，但无论怎么找都很难找到死尸的相片。的确，今天查书上　

网，你会发现唐山大地震在影像上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片颓垣败瓦，倒塌的房屋，断裂的墙壁，可是人都上哪儿去了呢？是的，我们可以　

看到急忙奔走的志愿人士，斗志昂扬不畏艰苦的解放军，还有一些正在拯救伤患的医护。至于那些未获救治的伤者，甚至倒卧在瓦砾中的　

死者，却几乎全部失踪，没有鲜血，没有残肢，只有空洞的街和极度萧条的市区鸟瞰图。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场巨灾夺去了24万　

人的生命，在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三年。　

　　　如果采用某些在海外相当流行的观点来看，大概可以说这是中国人忌讳死亡，乃至于要出动到为相片消毒净化这一招。但事实当然并　

非如此简单，我们不能把在中国发生的异常事例都推到官方头上。且看当年曾经参与救灾的龚铁鹰在博客里发布的一篇老日记：“……当我　

投入抗震救灾行列，看到了工人同志的冲天干劲，看到了各级党组织坚强领导，我又被震服了。我想到，自然灾害是暂时的，而人们的斗　

争精神则是永存的！只要还有人生存，就一定能重建家园。而在这场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仍会掌握群众，仍能指引群众克服　

这一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党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党。这一革命理论认为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伟大的党，　

动员起千百万群众来，任何困难也不在话下，我们一定会克服这一灾害带来的暂时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并非什么交心报告，而是一个曾在现场见过灾难，救过伤员的青年的日记。在这篇日记里面；龚铁鹰也记录了放　

在自行车架上的死尸和嚎啕痛哭的生者，但到了最后，他还是以其时最流行的方式向自己总结了一切经验。这样的总结，这样激情勃发的　

文字几乎是当时所有文字必不可少的样式，不止见诸报端，甚至还渗入到每一个人最贴己的日记之中。即使是灾难的第一手见证；亦不例外。　

　　　身为人类，有着最普通的感情，有伤会痛，受苦会哭，是什么使得当年拿相机的人拍不到死亡？又是什么使得见过死亡的人依然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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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饱满？曾有许多文献指出当年唐山震后的幸存者表现得有点“漠然”，路上相遇就是简单地问一句“你那里走了几个？”不见悲恸，也没　

有恐惧。许多人还说唐山人给“震傻了”。　

　　　对此，我宁愿相信二十世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Berjamin）的一番话。很多人以为战场上回来的人必定有很多故事要说，但是本雅　

明敏锐地观察到刚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总是满脸疲惫，无话可说。因为凡见过地狱的人，就知道世间有言语无法形容的虚无，人　

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同理，当时的唐山人不是给“震傻了”，而是实在无话好说无泪可流。　

　　　可是在这一刹那的空白之前，遭逢巨变的人到底会崩溃；在此之后，痛失亲人的到底会陷入思念的煎熬。可是这些全被一个更宏大的　

主题掩盖了。请注意唐山的那座纪念碑不叫“亡者纪念碑”，甚至也不叫“地震纪念碑”，却叫“抗震纪念碑”。重点不在地震本身，而在人的　

对抗。地震和它带来的所有伤亡一切苦难，全部成了人类崇高意志与斗争精神，以及领导抗震有方的背景。这不止是当年官方定下的主旋　

律，也是整代人的感觉结构和思考方式。所以不需要由上而下的指令，军人的日记自然会颂扬群众的力量，有摄影机的自然不会拍照太多　

的尸体。唐山大地震被记忆的方法恰正记忆了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其曲折一如“抗震纪念碑”，借着“抵抗”来纪念地震；又像今天纪念唐　

山大地震的主调，透过歌颂“新唐山”的建设来忘却被毁灭的老城。　

　　　过了十年，我们才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才有了那么一些稍微不同的声音。再过了二十年，我们终于放开怀抱，允许各式各样的　

反思甚至责任追溯。可是在一切理性的检讨和反省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正正当当地好好哭一场，把背景推回前景，让百姓回到广场？承认　

死亡，方有解脱。　



　　　　　　　　　　　　　　　　　　　　　　　　　原题为“请让唐山市民回到纪念广场正当哭一场”，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7月31日　



天灾：人的角色在哪里　



　　　天灾，还是人祸？这是近年所有大型意外发生以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方面，总是有人想强调天灾的自然，不可预料与非人　

力可阻；另一方面，又总有人想在貌似最自然的意外里追查出人为错误因素。似乎一场意外若非天灾，即为人祸，中间没有任何灰色地带，　

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　

　　　天灾与人祸，这套二分模式是我们感知意外灾害的基本框架，也是我们应对灾难的思考习惯；然而它未必就是我们预防灾难和解决灾　

难遗害的最佳反应，它甚至还会阻碍大家防灾救灾的工作。面临灾难，我们惟一该考虑的就是风险的管理，而不是追问它的属性是不可避　

免的自然天灾抑或完全人为的过错。因为任何性质的“人祸”都可能有预料之外的机遇变化，而任何类型的“天灾”也都有可以事先安排的准　

备。强行把意外分类为天灾和人祸，只对责任的追究有用，却无益于意外的防止和善后。　

　　　就以最不可预估的“天灾”地震为例吧，虽然科学家目前为止仍无法确切掌握地震发生的时机与强度，但这是否表示大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