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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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我们描写那些卑鄙、软弱、怯懦以及有时明显罪恶的人物，这并不是只因为这些人物是卑鄙、软弱、怯懦或罪恶。因为假定就象左拉一样，我们指出这些人物的行为乃是由于遗传所引起，或是由于他们的环境所引起的，或是由于决定的因素，不论是属于心灵的还是有机体的。人们将确信地说：“你看我们就是这样，没有人可改变任何事情。
但是对一个存在主义者而言，当他描写一个懦夫的时候，会指出这个懦夫须负他自己懦怯的责任。他并不是因为有一颗懦怯的心，或肺，或者大脑才这样的。他并不是因为生理上的器官的因素才这样的。他之所以这样乃是他的行为使他成为一个懦夫。并无所谓懦怯的本性，虽然有所谓神经质或懒散的脾性，以及富于感情等等。但一个贫血的人却并不因此而为懦夫，因为造成懦夫的是臣服或退让。而脾性并不是一种行为。
一个懦夫乃是由于他的行为所决定。
人们模糊地，且恐惧地感觉到的是如我们所说的懦夫之为懦夫乃是一种罪恶。
人们宁愿生而为懦夫或英雄。
对于“自由之路”
（Ｃｈｅｍｉｎｓ
ｄｅ
ｌａ
Ｌｉｂｅｒｔé）
的责难之一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些人到底是太卑鄙了，如何能使他们成为英雄呢？”
这个反对是颇为好笑的，因为它意指人是生而为英雄的。其实这也是人们所乐于承认的。如果你生而为懦夫，你可以非常的知足。你无能为力，无论你做什么，你一生都将是懦夫，但是你生而为英雄，你仍然可以非常知足，你终生都将是英雄，一饮一食都是英雄式的。存在主义认为一个懦夫是他使自己成为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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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一个英雄是他使自己成为英雄；因此懦夫也总有机会丢弃懦怯，英雄也会不再是英雄。只有完整的行为才是有意义的，而你所有的行为并非都是特殊的事件或活动。
现在，我想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些对于存在主义者的指责了。你已经明白它不能被视作是无为主义的哲学，因为它是以人的行为来界定人的。
同时也不是对人加以悲观的描述，因为没有什么学说比它更为乐观，人的命运乃操于人的本身，它也不是要人丧失掉行动的勇气，因为它告诉人除了他的行动之外别无希望，只有行动本身才可以使他具有生命。基于这一点，我们所考虑的乃是行为的伦理学以及自我的行动。然而根据这些论点，我们仍然被指责为局限人于个人的主观之中。人们在这里又严重地误解了我们。
真的，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个人的主体性，这是为了严格的哲学上的理由。这并不是由于我们是布尔乔亚阶级，而是因为我们要使我们的学说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许多庞杂的理论上，这些理论好象充满希望，其实缺乏真正的根据。在这出发点上，除了“我思，故我在”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真理了，当意识接触它自己时，这是它绝对的真理。
因此在这自我接触之外的任何从人开始的学说都是压抑了事实的理论，因为除了笛卡尔的“思维”
，任何事物都不过是可能而已，而任何只具可能性而不依附于真理之上的理论，终究会瓦解的。
为了解释可能的事物，我们就必须求得真象。
在获得任何真理之前，必须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同时又得有一个简单易行并为每一个人可能获致的真理。这个真理乃包含于人们对于自我的当下的自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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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只有这个学说才和人的尊严相容，它是唯一的一个不使人成为物的学说。所有的唯物论都使人以物来待人待己——视作一组先定的反应而言，这和构成一张桌子、椅子或石头的性质及现象的模式，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目的乃在于建立一个有价值榜样的人类王国，使它和物质世界有所区别。但是我们所要求成为真理的准则的主体性并不是狭窄的个人的主体性，因为就象我们已经指出的，我们在“思维”时，不仅发现了自己，也发现了别人。这和笛卡尔哲学相反，也和康德的哲学不同，当我们说“我思”
（Ｉ
ｔｈｉｎｋ）的时候，我们是在别人的面前接触自己。
同时我们确信别人，正如我们确信自己一样。因此，一个直接在“思维”中发现自己的人，也发现了别人。同时也发现他们为他自己存在的条件。他认为他不能成为任何东西（这里的意义是说一个人称自己为精神的，或者称自己是凶恶的或嫉妒的）
，除非别人认为他是这样的，我无法获得任何关于我的事实，除非通过了别人的媒介。对我的存在而言别人是不可或缺的，一如我对我本身的知识一样。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自己之亲切的发现，同时也是显现他人为面对我的自由的一种自由。因此，我们可以立即发现我们乃是处于一个“相互主观”的世界中，在这世界中，人必得去决定他是什么并且认定别人是什么。
更进一步说，虽然要逐一地在每一个人中去寻找一个可以称为人性的普遍本质是不可能的，但是，却有一个人们共通的条件。今天的思想家之所以如此愿意谈到条件而不提及人性，决不是偶然的。由于他的条件，他们或多或少清楚地知道了宇宙中先验地决定了人的基本处境的所有的限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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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处境乃是变动不居的。在一个异教的社会中，人可以生而为奴隶，或是封建领主，或是普罗阶级。但是，永不变动的则是生存在这个世界的必要性，人必须工作以及人必然死亡的这些事实。这些限制既不是主观，也不是客观。或者我们可以说它具有主观和客观两因素。
可以说它是客观的，因为我们到处可以遇到，而且到处可以辨认得出来。也可以说它是主观的，因为它们是被体验的，如果人不体验它们，则它们将化为乌有——这就是说，如果人不是自由地决定他自己以及他的存在和它们的关系。
同时，虽然人的目的不同，至少没有一个对我是陌生的，因为每个人的目的都在于企图超越这些限制，或是扩大它们，或是使自己否定它们，或是使自己顺从它们。结果，每个目的不论是怎样属于个人的，都具有共通的价值。每个目的不论是中国人的，印度人的，甚至黑人的，都能为欧洲人所了解。说它可被了解，就是说一九四五年的欧洲人可以设法超出某种处境而趋向相同的限制，因此，他可以于其本身重新怀有中国人的，印度人的，或者非洲人的目的。每一个目的中都有其通性，所以，任何一个目的都可以为任何人所了解。然而，并不是说某个目的永远限定人类，而只是说它可以一再地被接受。如果我们的资料足够的话，我们永远有办法了解一个白痴，儿童，原始人，或是异国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共通性是存在的，但它并不是先天赋予的；它是陆续不断地被塑造出来的。我国选择自己而造成了这个共通性；我也因了解任何一时代任何其他的人而造成了它。这个选择行为的绝对性并不改变每个时代的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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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的中心意旨就是自由行动的绝对性质。
因此，每一个人在自觉到人性的某种形式时自觉了自己——一个永远可以理解的行为，不论在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人——因为这种绝对的行为可以导致文化模式的相对性。我们必须兼顾到笛卡儿主义的相对性以及笛卡儿行为的绝对性。因此你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由于呼吸、吃饭、睡觉和其他任何方式的行为而造成绝对的事物。
在自由存在——自我行动的存在，选择其本质的存在——与绝对存在之间没有区别。而在绝对存在，暂时的局限——也就是历史的局限——与普遍性的理智存在之间也没有区别。
这并没有彻底驳斥人们对主观说的指责。事实上，这种反对是以其他几种方式而出现的，其中的第一种方式是如下面所述的：人们对我说：“那么你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了”。他们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这样地说。首先，他们谴责我们无秩序，然后，他们说：“你不能判断别人，因为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选择这个目的而不选择那个”。最后他们会说：“任何事物在你的选择中，只是自动自发的而已，你一只手假装想获得，而另外的一只手则表示着退让”。
这三者并不是甚么严重的反对。对于第一个反对而言，说你选择什么都没有关系乃是不正确的。在某一意义上说，选择是可能的，但不选择是不可能的。我永远能够选择，但我必须了解，如果我不选择，这仍然是一种选择。这虽然可能只是形式上的，但对于空想和幻想则具有极重要的限制作用。因为，当我遭遇到一个真实的处境时——例如，我是一个有性能力的生物，能够与异性的生物发生关系并生育子女——我就不得不选择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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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同时在任何一方面，我对这选择负有责任，在约束了我自己时，也就约束了全人类。甚至假如我的选择不是被先验的价值所决定，它与放任仍然没有一点关系。如果有人以为这只是纪德自由行动学说的翻版，那么这就是他不了解这个学说与纪德的学说间巨大的不同。
纪德不知道处境（ｓｉｔｕAａｔｉｏｎ）是什么，他的行动只是纯粹的放任。
依照我们的观点，正好相反，人乃是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发现了自己，在这处境中，他是自我含蕴的，他的选择包含了整个人类，同时他也不能避免选择，不论他是否必须保持独身，或者他必须结婚而不生子，或者他必须结婚同时生儿育女。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管他如何选择，在这种处境之下，他是不可能不负完全责任的。毫无疑问地，他并不根据任何预先建立的价值系统来选择，但是指责他放任是不公平的。我们宁愿说，道德的选择与一件艺术品的构成是可以相比拟的。
但在这里，我必须立即离开正题而把情形说个清楚，那就是我们并不是在提倡一种直觉的道德，因为我们的反对者会狡猾地用这个来指责我们。我之所以提到艺术品，只是作为一个比较而已。
明白了这一点，当一个艺术家画一幅画时，会有人因为他没有根据先天建立的规则而责备他吗？会有人问他要画的是什么画呢？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他不必画任何预先规定好的图画。艺术家之作画和此画之必须要画，都完全是他要这样做的。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这并没有什么先天的美学价值，但在创造的过程中，在创造的意志和完成的艺术品之间，价值就会出现。没有人可以说出明天的绘画是什么样子，只有在画成之后，我们才能够评断它。这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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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又有何干？我们也是处在和这相似的创造处境中。我们从来不说一件艺术品是不负责任的。
当我们谈论毕卡索的画时，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这画是在他画这画的时候变成这样子的，而他的画就是他整个生命的一部分。
在道德的范畴内也是一样的。这一点在艺术和道德中是相通的，在这两者之中我们都和创造与发明有关。我们不能先验地决定什么是应该做的。
由那位来找我的学生的例子中，你已清楚地看出来，不管他向哪一种伦理系统求助，康德学派的或者其他学派的，他都不能找到任何的指示。他不得不为自己发明的一套法律。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在选择留下和他母亲相处时——就是接受了温情，个人的热爱，以反具体的仁爱为他道德的基础——造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选择。
假使他选择到英国去的那种牺牲时，我们也不能这样说。人塑造他自己；他并不是已经被塑造好了的。他因他的道德选择而塑造自己，他不得不选择一个道德，这些都是环境给与他的压力。我们只能在发现人和他的行为关系时，才能为人下个界说。因此，指责我们的选择为不负责任的乃属荒谬。
第二，人们对我们说：“你们不能判断别人”
，这从某一个观点说是对的，但若从另外一个观点说则又是错误的。当一个人清楚而虔诚地选择了他的目的和行为时，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可能再选择另外的一个，就这一点来说是对的。就我们不相信进步来说也是对的。进步意味着改良，但人永远是一样的，面对着一个永远变动的处境，在这种处境中，选择仍旧是选择。自从以前奴隶制和反奴隶制的选择之后——例如美国的南北战争，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共和政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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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之间的选择为止，道德的问题都未变更。
不论如何，我已说过了，我们能够判断，因为我们会为别人而选择，我们会为别人而选择了自身，人们能够判断，首先——可能这不是价值的判断，而是逻辑的判断——在某些情形之下，选择乃是根据一个错误，而在其他的情形下，则系根据事实。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人说他欺骗了自己。既然我们已说过人的处境为自由选择的，没有理由，没有助力，任何以热情为借口而得到庇护，或者揑造某些决定论的教条的人，都是自欺者。有人或许会反对：“为什么他不能选择欺骗他自己？”
我的答复是我不以道德去判断他，我只以他的自欺为一种错误。这里人们不能避免宣布一个真理的判断。自欺显然是虚假的，因为它是人的行为之完全自由的掩饰。
同样，根据这一点，如果我说某些价值有赖于我，这仍然是自欺。
如果我意欲这些价值，同时又说它们欺骗了我，我乃与我自己处于矛盾之中。
如果任何一个人问我：“假使我要欺骗自己又怎么样呢？”
我回答说：“你没有为什么不�
